现代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20世纪里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然而，这样说并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现代经济学经济学的理性与理性的经济学：
1968年，瑞士银行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际宣布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诺贝尔经济学奖”不是由诺贝尔奖金提供的，它的全名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中央银行经济学奖”。由于该奖项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以及和平奖以相同的时间、程序和奖金额颁发，故被习惯地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1895年11月27日，当诺贝尔写下其不朽的遗嘱时，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经济学能享有如此“殊荣”。因为，一部把经济学引入现代科学殿堂的著作——《经济学原理》（马歇尔，1890）出版才不到5年。
在《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以其天才的理论归纳和演绎能力，综合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与以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由于马歇尔把连续性、均衡性等自然科学常用的分析范畴引进了经济学，从而为经济学运用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其后100多年中，经济学不但卓有成效地运用了现代数学工具，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数学的发展。现代数学中的线性规划、数理统计、非线性动态分析、控制论、博弈论、混沌与分形理论等，都从经济学中吸取了丰厚的养份。但就我的认识，经济学取得的
现代经济学成功不仅得益于数学。经济学的成功在更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简洁、有力的理论预设以及贯穿整个主流经济学发展历史的、几乎被所有经济学家公认的、首尾一致的分析方法。一个学科只有在这样的建构下，才能完成知识的良性积累，才能包容兼蓄所有耕耘者艰辛探索的成果，才能铸就一座博大精深的理论宝库。在自然科学众多领域，其理论框架都具有这一特征。因此，经济学取得成功与荣耀不是没有依据的。
据说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曾经嘲笑经济学家，说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汪丁丁评论说，“一门可以在两个星期内掌握的科学，一定是简练到优美地步的学问，其基本定律一定如此有效以致于根本用不到更多的假设和辅助定理，就足以解释整个世界了”。因此，“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向经济学看齐，把理论提炼到可以在两个星期内让一个清道夫掌握。这正是现代数学的‘教父’，大卫·希尔伯特对数学的要求。”（汪丁丁，1996，186）。不过在我看来，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精髓，对任何一个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读者来说，只要两个小时就能掌握。
现代经济学的整座理论大厦其实都建立在“最大化”这一基础上。通俗地讲，最大化就是对“付出”与“获得”所做的比较分析。当“付出”给定时，人们会追求尽可能多的“获得”；当“获得”给定时，人们会追求尽可能少的“付出”；当有限的资源面对一系列给定的“付出”与“获得”时，人们会选择其中差距最大的。这就是经济学所谓的“理性”，按这一“理性”行为的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因此，“经济理性”和“经济人”是自亚当·斯密以来，近、现代主流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不证自明的预设与前提。
现代经济学现在我告诉你，这就是经济学的全部真谛，你会认为我在开玩笑吗？但如果换一个表述：经济学就是研究人们在资源约束条件下如何通过资源的最佳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科学。你以为如何？难道与上面的假设和结论有什么本质不同吗？我想这就是经济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也包括社会学不同的地方。经济学把它的整座理论大厦建立在一个很小很小、近乎常识的公理上，使其推理和演绎系统保持了一种逻辑美。从这里出发，经济学可以推演出它的所有原理和规律。
例如，当消费者在n种商品中选择时，他将首先挑选效用-价格比最大的商品。但随着消费增加，他对该商品的需求也逐步得到满足。换句话说，商品的“边际”效用会随着商品消费的增加而递减（经济学家往往用“边际”这个词来指一个连续变化的数量在某一个点上的数值，例如你一共吃了5个包子，而第5个包子的效用就是包子的“边际”效用）。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边际效用的递减，效用-价格比的值也会下降。当这一比下降到一定水平，他就会停止该商品的消费，把购买力转移到其它效用-价格比更高的商品上去。从一个动态过程看，消费者会把消费行为不断指向效用-价格比较高的商品，直至所有商品的效用-价格比都等于一个相同的值，这时，消费行为就取得了某种均衡，从而实现其收入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经济学对消费者理性行为的描述。
如果换一个角度，把效用看作生产者投资某种产品所获得的收益，把价格看作生产者投入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并假定固定投入不变，那么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边际收益最终会有一种递减趋势，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做了这些假定后，以上对消费行为的描述也同样适用于生产行为。当生产者以有限的资源面对n个投资决策时，只有把资源始终投入收益-成本比最大的领域，生产者才能获得总收益的最大化，从而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就是经济学对生产者理性行为的描述。
由于不同的消费者对同一种商品具有不同的偏好，同一种商品对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效用。如果对A来说商品1的效用比商品2大，对B来说商品2的效用比商品1大；根据经济理性的要求，A与B之间就可能发生商品交换。当A用商品2与B交换商品1时，双方的效用都将提高。据此经济学认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可以取得双赢的结果。这就是经济学对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理性原则的推断。如果生产者的资源禀赋不同，即他们拥有不同的劳动、资本和技术，同一种商品由不同的生产者生产就会有不同的成本。如果A生产商品1所用的成本比B低廉，B生产商品2所用的成本比A低廉；根据经济理性的要求，A与B之间就可能产生分工与贸易。当A和B分别在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组织生产并进行贸易时，双方的效率都将提高。这就是经济学对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理性原则的推断。
上述交换、分工与贸易提高了每个人的效用，却没有减少任何人的效用，因此社会福利水平也随之提高。如果一个社会存在许多这样的机会，但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制度上的障碍，使这些机会不能付诸实现，就会损害社会效率。通过消除障碍，在不伤及任何人的同时提高另一些人的福利，才能使社会效率得到改进。一个社会经过不断改进，最终会达到一个“至善”的境界：即在不伤及另一个人的同时再也无增进任何人的福利时，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就达到了最大化。这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1897年提出来的，后来被人们称为“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其实，这是经济理性在社会福利上的推演。
根据上述原理，我们还可以推断：如果效用不变、价格降低，人们就会增加该商品的消费；反之，则会减少该商品的消费。因此，商品的需求与它的价格成反比。同理，如果生产某种商品的成本不变、但收益降低，人们就会减少该商品的生产；反之，则会增加该商品的生产。因此，商品的供给与它的价格成正比。上述性质表明，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需求与供给矛盾运动的最终结果，会在两条曲线的交点处形成一个“均衡价格”。这就是经济学对市场价格运行机制的理性解释。
如果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而生产者进入该行业不存在障碍，经济理性就会驱使生产者不断进入该行业，市场价格则随供给增多而回落。反之，经济理性就会驱使生产者不断退出该行业，市场价格则随供给减少而上升。一个能让生产者自由进出的市场就是竞争市场。在竞争的市场上，每个人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操纵者，生产者只能通过调整产量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果生产者增加一单位的产量所带来的收益增加超过成本增加，他的利润水平就会增加，经济理性就会驱使他扩大生产。反之，经济理性就会驱使他收缩生产。当收益增加等于成本增加时，利润总水平达到最大化，生产者就会保持现有的生产规模。所以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是生产均衡和利润最大化的实现条件。由于没有人能操纵价格，这时的生产规模和价格水平同时体现了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消费者也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因此经济学认为，竞争的市场是最能体现经济理性的市场，从而也是最具效率的市场。
现代经济学从上述原理出发，经济学还有一个重要推断论：任何效用（或收益）的取得都必须支付相应的价格（成本）。有时情况比较特殊，比如一块公共草场，每一个牧羊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放养山羊。类似的还有灯塔、城市道路、国家公园等，这就是所谓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消费不是没有成本，草场的维护、灯塔和道路的修建、公园的浇灌都要支付成本。只不过和一般商品不同，公共产品无法向消费者直接收费。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无需付费的消费者会滥用自己的消费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公共地悲剧”和“搭便车”，结果导致草场荒芜、灯塔失修、道路拥挤、公园败落，消费者最终将为此支付更加昂贵的成本。还有一种情况，化工厂随意排放污水和废气，把本需自己支付的成本转嫁给他人，这就是生产的“外部性”。在经济学看来，任何“获得”都有与此对应的“付出”，就象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因此经济学家常常告戒人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成本不是由当事人直接支付时，经济理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就需要政府干预，以恢复经济理性的正确导向。
掌握以上内容也许并不需要2个小时，但它已经囊括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理论。我们解释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与消费者的行为规范，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生产者的行为规范，交换与分工，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利润最大化的实现条件，竞争与垄断，帕累托改进与帕累托最优，寻租与造租，公共产品、搭便车与生产的外部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等等。这些内容也就是一本标准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所包含的基本内容，而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从经济理性和成本（价格）-收益（效用）最大化分析中推演出来的。在社会科学其它领域，还没有那个学科能够象经济学一样，在预设的简洁性、理论的严密性、逻辑的一致性上达到这种炉火纯青的地步。
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不但是经济学解释外部世界的工具，而且也是经济学自身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秘诀。由于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如此简明，以至于任何一个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这种共识使经济学家在使用由此推衍出来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无须做任何多余的解释。这样就节约了每一个人的“交流成本”，提高了每一个人的“研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最经济的科学。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秉承新古典学术传统，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创立了一大批新兴学科，不断扩大自己的解释半径。而它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来自对经济理性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对经济理性行为目标认识的深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的经济理性表现为效用最大化，生产者的经济理性表现为利润最大化。这里的“效用”和“利润”就是理性行为指向的目标。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进一步区分“效用”和“利润”的具体表现形态，也没有考察不同境况、不同条件下经济理性行为目标可能出现的变异，从而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对消费者理性行为的描述基本属于短期的和静态的最大化决策。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一生的预期收支来安排消费，这是一种长期的和动态的最大化决策。很显然，在两种不同境况和条件下，消费者理性行为所指向的效用目标是有区别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则对此作了有益的补充。现代经济学关于消费者跨时期选择模型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假说的基础上，他们也因此分别获得1985年和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又如，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者理性行为的描述主要基于古典企业制度，在古典企业制度下作为生产者的厂商既是产权所有者、也是产权经营者,厂商理性行为的目标是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却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而经营者在生产过程中巨大的信息优势，又使他们可以籍此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现代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则对这种产权分裂状态下理性行为的矛盾及其协调机制做出了较为全面阐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者理性行为的描述。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理论发展做出过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罗纳德·科斯，他因此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如，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行为的描述主要局限于个人和个别厂商，它与社会整体的最大化追求在目标和行为方式上有着明显区别。20世纪以后，现代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对新古典经济学这方面的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补充。对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有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和阿马蒂亚·森，他们因此分别获得1972年和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对经济理性约束条件认识的深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受其收入水平的制约，生产者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受其资本规模的制约。因此，以“货币”表示的资源约束（“收入水平”和“资本规模”）就成了新古典范式中理性行为唯一的约束条件。但现代经济学却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约束人类经济行为的绝非只有“收入”和“资本”，其中“交易成本”和“信息”就是除此之外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交易成本”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范式之一，它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其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中首先提出的。科斯提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既然市场是经济理性最完备的表现形态，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企业？科斯的思考表明，市场交易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也是有成本的，当交易的成本超过交易的效用时，人们就会选择非交易性质的企业组织。事实上，交易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如信息的搜寻、契约的签定、合同的执行都需要支付成本。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内生制约，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
广义地看，信息成本也是一种交易成本，而且是交易成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古典理性范式不存在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全性假设。如果信息是完全和对称的，人们就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就不存在有效获取信息的激励，从而经济活动也就不存在任何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是完美无缺的。（管毅平，1999，3-6）1961年，乔治·斯蒂格勒《信息经济学》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信息范式的确立。其后，詹姆斯·莫里斯和威廉·维克瑞都在这一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斯蒂格勒因此获得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莫里斯和维克瑞则共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三，对经济理性实现方式认识的深化。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理性过于狭窄和苛刻的假设，使新古典理性范式有可能陷入循环论证。例如，没有区别的经济人、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完全性等假设使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完全被理性的同一性和确定性替代了。这样，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也必然实现，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面对复杂的经济世界，新古典理性范式显得过于天真和乌托邦化。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新古典理性范式建立在三个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条件上：1.给定所有备选方案的集合；2.具有每一备选方案实施结果概率分布的知识；3.在1和2的基础上给定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期望值。这些条件事实上已经假定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超人”。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任何一个决策者所具有的信息、知识和计算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以所谓的“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有关公司和企业实际决策程序的理论，从而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代经济学第四，对经济理性适用范围认识的深化。
现代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
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
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首先，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
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行为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婚姻等问题。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
哈佛大学哈佛大学韦茨曼(MartinWeitzman)教授问，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第三，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现代经济学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
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目前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现代经济学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在迅速扩充。第一个例子有关公司金融学(corporatefinance)内容的大幅度扩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学中的主要内容——公司融资结构的确定——不外乎是取决于公司和个人的不同税率以及公司破产（包括濒临破产）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使得公司金融学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性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学超越传统上只研究市场的局限，把公司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组织来进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代理人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等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信息与合同理论就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又进一步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来研究公司融资和治理结构问题，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在经验实证方面，施莱佛(Andrei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对公司的融资结构、经理行为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实际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不少经验实证论据。比如，他们发现，现实中重要的代理人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生在股东和经理之间，而是在于大股东伙同经理一起侵犯小股东们的利益。
20世纪90年代末，他们及其合作者又进一步从经验数据中比较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研究各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保护小股东方面的差别，并由此确定法律对公司融资的影响。最近，他们正在比较法庭裁决和行政监管这两种执行规则的方式在维护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来，公司金融学深受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第二个例子是现代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ics)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在兴起。新古典经济学为了集中探讨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撇开了一切对政治因素的考虑。
但是人们在实际中发现，脱离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特别是那些明显低效率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性，但是许多国家仍然高筑关税壁垒。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国家的宏观稳定政策却不断被拖延。经济体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常出现的放慢、停滞甚至倒退，都很难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理解。于是，经济学家们把政治因素引入他们的经济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或称现代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两点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它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normative)，即研究“应该怎样”，而是“实证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样”。具体地说，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先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政治因素的。
现代经济学布莱克(DuncanBlack)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证明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medianvotertheorem)为选举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而奥尔森(MansurOlson)在20世纪60年代中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才突飞猛进，并在经济学科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刚刚出版的的两本新书：一本由珀森(TorstenPersson)和塔贝里尼(GuidoTabellini)合著，另一本由格罗斯曼(Gene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Helpman)合著，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期间的新进展。第二种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是关于其模型中的假定。
任何理论都要做假定，因此任何理论的成立也都会有局限条件。自然科学（如物理）如此，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也是如此。历史表明，任何科学都是在对现有理论的批评中发展的，但是历史还表明，建设性的批评最有价值。仅仅指出和批评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与现实的差距是不够的，关键的是看能否提出新的体系，不仅它的假定与现实更相符，而且还能解释更多的现象，并能够包涵已有理论。举一个物理学的例子。当年人们之所以接受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因为它既能比牛顿力学解释更多的现象，而且还能把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例。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
下面举两例说明，在过去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中，现代经济学如何不断修改基本假定使之与现实更接近，同时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并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第一个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尔洛夫(GeorgeAkerlof)发表的关于“次品市场”的论文开创性地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带来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趣的是阿克尔洛夫在完成该文后向经济学期刊投稿，连续被四五家杂志拒绝，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等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终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引入非对称信息改变了不少已有的结论，但是阿克尔洛夫的模型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下发展的，并将对称信息作为一种特例。而且，它的结论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事实上，在不同市场，非对称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同。在对称信息假设下的理论并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扩展和补充了。因此，非对称信息的理论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成为其一部分，为信息经济学作出奠基性贡献的阿克尔洛夫、史宾斯(MichaelSpence)和斯蒂格利茨一起荣获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明证。第二个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的起步。
现代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RichardThaler)和施莱佛对人的有限度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阿克尔洛夫又有新贡献。但最有意义的事件是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将该学会的最高奖――每两年一次、授于对经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40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ClarkMedal)――颁发给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雷宾(MatthewRabin)。这是该奖在过去12年来首次授于一位研究基础理论的经济学家，它说明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一种认可。同时它也表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历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
“经济学原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1.人们是如何决策的。这其中包括四个原理：
现代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原理二，一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当作出任何一项决策时，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伴随每一种可能的行动而带来的机会成本。
原理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生活中许多决策，涉及到对现有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经济学界称这些调整为边际变动。在许多情况下，个人和企业通过考虑边际量，将会作出更好的决策。只有一种行动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行动。
原理四，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由于人们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作出决策，所以当成本或收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这就是说，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因此，在分析任何一项政策时，不仅应该考虑直接影响，而且还应该考虑激励发生作用的间接影响。如果政策改变了激励，它将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2、曼昆《经济学原理》中的消费思想
一、关于消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按照传统的观点,储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和储蓄,从而和生产又是一对矛盾,要想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得不压低现期消费,增加储蓄。许多人在讲到储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往往以日本为例来论证这一观点。日本的储蓄率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许多人认为,日本的高增长是因为它的高储蓄带来的,因此,“一个落后国家要想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就要像日本那样实行高储蓄的政策”,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曼昆在《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一节中,对储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二、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
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要已不是依靠物质资本,而是依靠人力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中,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本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三、关于社会公平和扩大消费需求
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保证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食品,体面的衣服和充分的医疗保健。许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税和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
四、关于消费环境和经济福利
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现代经济学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还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们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知识的结晶。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erard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
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放在国际比较中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
现代经济学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
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中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问题的企业问题。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价格的理论，不是关于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
现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这些现代经济学中正在蓬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轨，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重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为它们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业问题的本质。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作出修改，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执行），就会得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这样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
现代经济学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提供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对待本地新兴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这往往决定了某地经济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并进而决定地方经济的衰盛无疑是转轨经济提出的新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同其他经济人一样其行为与所提供的激励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中的集权、分权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政府组织内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评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进而解释在转轨过程中各地甚至各国经济表现的不同。
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在80年代实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权和财政包干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它们所管辖的地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众所周知，财政包干制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伴随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它给于地方政府很高的边际财政留成率。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行财政包干制期间，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越高，其财政激励就越高，它们的自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表现出更愿意帮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杀本地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结果本地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这与90年代俄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俄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几乎不挂钩，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发展本地区经济，相反却不断骚扰、掠夺新兴的私有经济。
现代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试举两例说明。第一例是张五常(StevenCheung)在20世纪60年代末有关佃农制（即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开创性论识。后来，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的影响。一方面，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比如，詹森(MichaelJensen)和梅克林(WilliamMeckling)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开创篇，公司金融中对激励的研究从此起飞。地主租赁土地给农民和投资人雇用经理看上去不相关，一旦上升到数学模型，便都是激励、信息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它们原来是相通的。
现代经济学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这里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在绝大部分论文中，经济想法(idea)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我们不能将经济学家与数学家混同，就象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混同起来一样。经济学家的工作毕竟不是为了开拓数学理论前沿，那是数学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
更深的一层涵义是，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的理论的创立和旧的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或对已有理论的检验，或发现新的、已有理论尚不可解释的经验证据，都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和导向来进行的。这与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实证分析不尽相同。比如在社会学中，许多实证分析并没有一致的理论基础，象通过估计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了解事实。而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大都是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
现代经济学因此，相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来推断。这可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两个特点。其一，经济学对假定的现实性非常关注。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著名的有关假定不重要、只要预测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其二，这也说明为什么经济学中超越现实的数学推理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最终而论，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作为整体必须瞄准事实，与经济现实相关。以上讲的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是一般而论，但是特例总是存在的，两个极端的例子便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RonaldCoase)和纳什(JohnNash)。在一个极端，科斯定理是一个被称作定理但是并没有数学模型的原理。虽然它没有借助任何数学模型，但是逻辑推理步步严密、丝丝入扣。科斯定理改变了通行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建立了分析产权和政府干预的新的参照系。在另一个极端，纳什是一个数学家，“纳什均衡存在性”和“纳什谈判解”都是数学定理。
《现代经济学》中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问题的企业问题。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价格的理论，不是关于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现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这些现代经济学中正在蓬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轨，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重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为它们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业问题的本质。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做出修改，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执行），就会得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这样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关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国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应用，或可被修改和发展后运用。
现代经济学用这样的方法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中央向地方放权和财政包干制对地方政府行为和它们所管辖的地方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众所周知，财政包干制加剧地方保护主义，伴随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等问题。但另一方面，它给予地方政府很高的边际财政留成率。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行财政包干制期间，地方政府的边际财政留成率越高，其财政激励就越高，它们的自身利益与本地的经济繁荣就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表现出更愿意帮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杀本地有活力的非国有经济，结果本地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这与90年代俄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由于俄国的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与本地的经济发展几乎不挂钩，地方政府没有财政激励发展本地区经济，相反却不断骚扰、掠夺新兴的私有经济。俄国地方政府的这一行为被认为是阻碍新兴私有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例子说明了即使是研究那些中国改革中特有的问题，也可以借用现代经济学中为研究其他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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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ttp://academy.dufe.edu.cn/teaching/xuexiziyuan/08zgjj.pdf
5、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01/content_5276940.htm
6、《经济学原理》作者：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Mankiw），1998年，德赖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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