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

契约是两人以

上相互间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契约法所关心的是实现所约定的义务。通常，契约责任是以自由同意为基础的（契约自由原则）。

双方合意签订具法律效力之契约的法律行为称为契约行为。相关各方共同订立并遵守的条约文书：契约既固，未旬，综果降。特指有关买卖、借贷、委托等事项的文书字据：按原契约履行义务。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于2001年3月出版了由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 第一卷史料编》一书。全书用铜版纸印制，精装，大16开305页，装帧十分精美。书中将契约原件的照片

和全文排版并列印刷，每件之首撰有简约说明文字，便于读者对比理解。这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珍贵的我国苗族旧时契约文献的汇编。

书中所收苗契，主要是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和平鳌寨苗族先人们所留下的林业契约。我国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的杨有赓先生，年轻时即进行民族学研究的田野调查工作，1960年代，他在贵州苗寨收集了200多份清代苗族的林契，进入80年代以后，杨先生先后有研究苗族契约的论文问世，引起日本学者的注意，日本学习院大学的武内房司先生，连续三次赴锦屏考察，他们一起在苗寨又收集到苗族同胞珍藏了几代人的600多份林契。这两次的收集成果，组成了现在这本汇编。这些契约绝大多数是杨先生为出此书从当地苗族群众中借出来的，由于得到日方资助，所以该书在日本出版。

这些苗契使用汉字写成，最早的一件订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最晚的一件订于民国39年（1950年）。所有契约按性质分为如下几类，每类都按年代顺序排列：A、山林卖契283件；B、含租佃关系的山林卖契277件；C、山林租佃契约或合同87件；D、田契55件；E、分山、分林、分银合同90件；F、杂契（包括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45件；G、民国卖契20件。

经过认真收集和精心整理的这些契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文献学意义。

一、它们充实了我国契约研究的文化宝库。我国是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文明古国，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私人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招佃以及银钱借贷等，形成了大量的契约文献，这些文献既真实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本身也作为制约人们交易行为的特殊手段直接参与到经济生活中去，并发挥作用。这些东西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史学家们的重视，上个世纪90年代，各地契约文书的整理出版即成风气，徽州文书以其数量和规模最为有名。1993年以后相继有《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等史料问世。这些资料都成了研究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文献，但这些契约主要都是反映汉族的情况。近年台湾学界也注意到契约文书研究的重要性，兴起编辑出版之风。为了研究汉族和当地土著民族的关系，他们已将大量平埔族的古文书整理刊印出来，比如台湾中央研究院1993年出版的《台湾平埔族文献资料选集》（上下册）等。而我们大陆学者利用少数民族契约文书研究当地社会历史的发展还十分不够，苗契一书的出版，填补了这方面史料的空白和遗缺，为我国契约文化的研究充实了重要内容。

二、苗契具有民族学研究的珍贵价值。我国现存的大量契约文书，一般都产生在历史上文化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且多为较先进的汉民族所签订。少数民族由于封建王朝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大多生活在偏僻山区，那里几乎与外界隔离，文化落后，经济发展迟

缓，他们留下的契约文书十分罕见。过去很多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和强调了汉族移民在开发西南地区中发挥的作用，而很少有人能站在当地少数民族的立场来说明他们在相对封闭环境中的生存状况及与外界的联系，他们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以及他们在这种变化中扮演的角色。除去一些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外，文字资料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批苗契对于研究西南土著民族的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这批契约文书虽然是使用汉文签订的，却都是在苗族内部形成的，足可以真实反映苗族群众的经济活动和各种行为方式，为研究人员提供了说明问题的依据。

三、可以对清朝及民国年间贵州锦屏地区苗族的经济生活有新的认识。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基本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土地是人们追求的主要财富，所留契约大都是反映土地买卖、租佃关系的，而有关山林的契约却极少。这一是由于生长于崇山峻岭之中的林木，由于交通等关系，很难成为商品流通；再者人们如需用木材，都以砍伐自然林为主，很少有人工营造树林，大家并不签约，即有签约，林子砍完，成了荒山秃岭，契约也就没用了。林木生长周期长达数十年，不像农田一年一收，这种周期的差异，当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经营和生活方式。林木生长时间这么长，使人们很难以种植林木为生，我国历史上开荒砍伐山林之情况极为普遍，而较难见到规模性的人工造林，更难见林业上的租佃关系。贵州清代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苗族同胞，靠山吃山，他们一方面要以自然的山林为生，一方面又为了维持、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经营栽培着林木，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买卖租佃关系，自然而然的防止着破坏性的开采，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这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比只是单纯的政府行为要更有生命力。这些契约对研究清代以至民国期间苗族人民的特殊经济生活，对研究我国林业发展史都有重要意义，正好为我们从民族的、经济的、林业的多个方面提供了一批宝贵的原始资料。

四、对少数民族契约文献的收集有巨大的启示作用。契约文献可以算少数民族古籍的一种。我国一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一些使用汉字，无论何种文字签订的契约，都反映了当时当地特定民族的政治、经济、历史状况，有着重要的文献学意义。现在这些东西已越来越少，一方面由于历史变迁，自然损毁，另外解放后，历经土改、文革，这些契约大都作为封建遗物被付之一炬，所存日见稀少。就笔者所知，还有其他一些民族有零星分散的契约档案存在，如维吾尔族、藏族等，都应尽快整理出版，作为重要资料保存，以利研究工作的开展。

所谓“契约原件”是指实用的契约原物。保存至今的契约原件以西汉中期的为最早。从那时至民国的两千年间,这类契约原件虽不是时时有,处处有,但每个大的朝代或长的历史阶段,还是有一些的。不过元代以前的很少,明清和民国的较多。这些契约原件是我国古代契约资料的最宝贵的部分。今按照时先后,结合出土地点,依次简要介绍如下:
1.居延汉代契约
现存的汉代契约原件是在居延发现的,是居延汉简中的一部分。因之我之为“居延汉代契约”。
居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额济纳旗,西汉时属于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辖区,东汉曾置张掖居延属国。这里在两汉时,一直是重要驻军区,近60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采集或发掘到汉简约有3万余支。已公之于世的,是1930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掘得的一批,约有一万余支。劳干先生将这批汉简进行分类、考释,编成《居延汉简考释》一书,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石印出版。194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再版。1962年,又在台湾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汇辑这批汉简的图片,一律按原简号顺序,制成图版,并全部释文,编成《居延汉简甲乙编》,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批汉简有年号的,“起自汉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迄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1]简中有十余件契约。有年号的只有三

件。最早的一件为《西汉本始元年(前73年)居延陈长子卖官绔券》,最晚的一件为《西汉建昭二年(前37年)居延欧卖裘券》[2]。其他无年号的,有卖衣物、布匹契约,有卖田地契约,还有一些廪给凭证。这批契约的数量虽不多,但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批契约原件,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有了这批契约,我们才得知汉代契约的原貌,才有可能利用这秕契约对照文献资料,进行有关的研究。
2.新疆魏唐契约
现存的自魏晋至唐后期的契约,主要发现于新疆地区。此外,在甘肃敦煌也发现有唐代后期的契约。新疆地区出土这类契约的地点很多,我以地名契,可别为海尖契约、吐鲁番契约、龟兹契约、于阗契约等。
海头在罗布泊西岸,孔雀河南岸,为汉代楼兰旧地,魏晋时名海头,为西域长史府驻地。本世纪初,英人斯坦因三次深入新疆、甘肃内地,盗窃文物。其中的文书部分由法人沙畹整理出版。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又据之分类、考释、编成《流沙坠简》一书行世。其中有一些比较完整的廪给凭证,为契约性质。年代最早者为三国魏景元四年(263年)的遗物,最晚者为西晋建兴十八年(330年)的遗物。史实是西晋在建国时期,长江流域入进东晋时期。可是此时的今甘肃中西部和新疆一带,为原西晋凉州刺史张氏世代统治着,史称前凉,继续沿用“建兴”年号至建兴四十九年。建兴十八年为十六国后赵建平元年,东晋咸和五年。
吐鲁番地区在汉代为车师前部地。这里的高昌城为汉、 魏，晋几个朝代的戊己校尉驻地。公元327年，凉州统治者张氏在此置高昌郡，治高昌城。其后西凉，北凉因之。公元460 年，柔然灭沮渠氏的北凉残余政权，立阚伯周为“高昌王”。 此后，张、马、麴诸氏相继在此称王，史称“高吕国”，都以高昌为都城。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弓国，以其地为
西州，高昌城又为西州都督府驻地；9世纪中叶以后，这里又是“西州回鹘” (即“高昌回鹘”)的王城。由此看来，在千余年间，高吕城一直是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文化遗存很多。近数10年来，这里屡有古文书出土。1959—1975年间，新疆的考古工作者在高昌古城遗址附近的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两村附近清理晋——唐墓葬近400座，发现了大批古文书，这就是为中外学者瞩目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现由唐长孺教授主持整理，已出版至第八册。其中有近200件契约，种类丰富，有卖葡萄园、田地、房舍，奴婢、牲畜契约，有租田地、菜园、果树、葡萄园契约(包括习书)，有借钱物契约，有雇佣契约，还有遗嘱文书等。少数尚完整，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有的只剩几个宇。
龟兹在今库车县东。汉代为龟兹国，属西域都护。唐为安西都护府和龟兹都督府驻地。于阗在今和田县南，汉代为于阗国，亦属西域都护。唐为于阗镇和毗沙都督府驻地。在这两个地区发现的古文书中，也有一些契约，时间约在唐天宝至贞元(约744—790年)之间，多为借贷契约，亦有雇佣契约．
3．敦煌唐宋契约
敦煌在今甘肃敦煌县西。汉武帝时为敦煌郡，魏、晋因之，十六国前凉都于此。北魏和隋唐时期，为郡，县治所。在今敦煌县东南鸣沙山有石室，亦称敦煌石窟、莫高窟、千佛洞，约在清光绪二十五六年(1899、1900年)，发观石室内有藏书，后为斯坦因和法国学者伯希和等大量盗走，今分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博物馆。1910年，清政府把残余部分调运北京，藏在今北京图书馆．解放后建立的敦煌文物研究院(所)等本地文化教育单位，亦收集了一些散于民间的藏书．
石室藏书总数约有3万卷左右。时代上起公元3世纪中叶，下至10世纪末。大部分文书已制成显微胶卷，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又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一书，将敦煌石室藏书按原编号制成图版，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石室藏书中有一部分为契约，我称之为敦煌契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1960年编成《敦煌资料》第一辑，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就有这部分契约，共120余件，分为买卖、典租、雇佣、借贷和其他契约、文书五个部分。买卖契约有田地、宅舍，车牛，奴婢等契约。在这批契约中，有书年号的．有用干支纪年的。敦煌地区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曾为吐蕃所占，至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又归于唐朝。敦煌契约中用干支纪年的部分，大约是吐蕃占领时期的遗物。最早的一件有年号的契约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僧光镜赊买车钏契》[3]最晚的一件为《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韩愿定卖妮子契》．敦煌契约中还有部分契约式样，即所谓“书仪”，是为人们书写契约提供格式的．其中有“分家文书”、“放良文书”、“放妻文书”、“遗嘱”等式样。
4．徽州宋元契约
徽州治今安徽歙县。隋唐时，已为一方重镇，名歙州。北宋改称徽州，元代升为徽州路，社会经济较发展，经商者很多。至明清时，出现了不少商人地主。解放初期，这一地区有许多旧契约流向社会，最多的一批有一万余件，其中南宋和元代的也相当多。由于当时的人对此种文物不甚重视，没有及时收购，致使此批契约长期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可能后来流入北京，分藏于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徽州契约中的宋元契约大约尚有100件左右。现在屈指可数的约60来件。其他均为明清和民国契约。南宋和元代契约原件在他处尚无发现，所以徽州的宋元契约就成为契约中的珍品。徽州最早的一件契约为《南宋嘉定八年 (1215年)徽州吴拱卖山地契》，最晚的一件为《元至t-十七年 (1367年)徽州吴凤郎卖山地契》o其中还有两件契约很值得玩味，一为《宋龙凤五年(1 359年)徽州谢志高卖山地契》，一为宋龙凤十年(1364年)徽州谢公亮退地契》。“宋”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首领韩林儿的国号，“龙凤”是他的年号。起义军首领之一朱元璋奉韩林儿为主，用“龙凤”年号。他的部将胡大海于元至正十七年(宋龙凤三年，1357年)攻占徽州部分地区，因之出现了用“龙凤”年号的契约。此外，还有一些“税给”，是由税务部、门给予纳契税户的收据．明清时期，名曰“契尾”，都要粘连在契约之后．徽州税给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契尾原件。
5．各地明清和民国契约
明清和民国契约原件在我国各地都有一些。现在大多数省级以上的图书馆、博物馆、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及有文科的高等院校图书馆等，或多或少都有收藏。收有千件以上契约的单位不在少数，有数十件，数百件的很多。近10年来，各县档案馆(局)、博物馆、文物管理所等，对残存于民间的契约原件也注意收集。所收契约，明代中期以前的很少，清代前中期的也不多，道光以后至民国时期的最多．这些契约有用白纸写的，有盖官印的红契，也有无官印的白契。还有部分官印契约，有的粘连契尾。
明清时期的契约数量巨大，其内容所反映的问题也很多。除一般财产关系，家庭关系外，明代官印契约、契尾上讲到用契税支援辽饷，练饷，剿饷问题，清代北京地区的契约上反映出清朝后期满洲贵族卖地卖房给汉族商人的事，清代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契约上反映出很多蒙古人出卖或出租房地产给汉族商人的事。江南不少地区的卖地契约中 有杜卖、有活卖、有卖田骨、有卖田皮，有找价绝卖等，反映了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复杂的土地关系。一些口岸地区的契约，反映出外国教会、外国商人恃强占田占房屋的情况。还有一些契约反映出在农村中买卖人口的情况很严重。
6．宋元时期少数民族契约
宋元时期，今宁夏、甘肃、新疆等地的西夏人，畏兀儿人和吐蕃人留下了一些契约。有用汉文写的，亦有用民族文字写的。有用中原王朝的年号纪年的：有用民族政权的年号纪年的，如西夏人用“天庆”年号；吐蕃人则用生属纪年．有买卖田园，房屋、牲畜契约，也有典当契约。我国前辈学者如黄文弼。冯家异诸先生，生前做了不少这一方面的工作。

在铜器铭文和摩崖、碑刻中：有不少契约资料，有的很珍贵。此外，还有一些“买地券”。这三种资料的总量虽不算多，但由于直接来源或脱胎于契约原件，所以其史料价值很高．有些还可补现存契约原件的不足。
1．铜器上的契约资料
在青铜器中，只有西周的青铜器上有契约资料，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没有这种资料。
西周时期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不许买卖。《诗·小雅·北 山》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礼记·

王制》曰；“田里不鬻。”这些记载都证明了上述情 况是事实．土地既为国家所有，不许买卖，就是尚未变为商品，因之也就没有土地买卖契约。其他动产多已成为商品，重要商品在买卖时，已使用契约，而且有专任官吏“质人”负责管理、监督此事．当时的买卖契约叫做“质剂”。《周礼·地官·质人》曰：“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奴婢)、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价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邦玄注：“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这种买卖契约亦叫做“小约剂”。因广泛用于民间，所以称为“万民约”。
西周中后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田里不鬻”的原则虽未变化．但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贵族之间已发生了土地的抵押、典当，赠送，赔偿等关系，并出现了相应的契约，与上述民用质剂相应，叫做“大约剂”。因只行用于贵族封君之间，所涉及的是封国、采邑疆土之事，所以称为“邦国约”。这种契约也是先写在竹简木牍上．再折券为二，双方各执其一。然后再铸于鼎彝上，《周礼·秋官·司约》曰：“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郑玄注；‘大约剂，邦国约也。书于宗庙之六彝，欲神监焉。”唐人贾公彦曰：“使人畏敬，不敢违之。”[4]载有这种资料的铭文不是照录契约原文，主要是记载此事的经过。中间或详或略地述及立约之事，如周恭王三年(前916年)的卫盉，五年的五祀卫 鼎，九年的九年卫鼎[5]，恭王时的格伯◆，孝王二年(前883年)的口鼎，厉王二十五年(前833年)的◆从盨，厉王时的矢人盘等[6]。都是如此．对契约内容记述较详的，有立契时间、缔约双方名字、标的、契价和交割、见证人等内容，与“万民约”基本相同。在日后土地国有制破坏，土地私有制产生发展，土地买卖关系发展的情况下，此“邦国约”之名不复存在，使用于土地转让关系之中的契约也是“万民约”。青铜器上的契约资料的发现，为研究先秦契约和土地制度等提供了宝贵资料。
2．摩崖碑记中的契约资料
摩崖碑记中的契约资料以汉代的为最早，也以这时的为最珍贵．因为此时的契约原件保存下来的实在太少，文献中的有关记载也不多，能有摩崖碑记为之补充，确是难得之事。
摩崖以西汉地节二年(前68年)的《扬◆买山刻石》为最早，稍晚的是东汉建初元年(76年)《大吉买山地记》[7]。这是两则记事刻石，也像是简化了的契约录文。
碑记中最宝贵的是1973年发现于河南偃师县缑氏公社郑瑶大队南村的汉碑《东汉建初二年(77年)侍廷里父老◆约束石券》[8]，这是里民为轮流担任里父老时得使用集体所购田地而立的合同。参与合同的里民二十五人都在券上署，唐碑中最宝贵的是《唐大中五年(851)勅内庄宅使牒》，刻在玄秘塔碑碑阴，文字基本完好[9]。唐朝实行均田制，规定田地不许买卖。《唐律疏议》卷12《户婚上·诸卖口分田》曰：“《礼》云：‘田里不鬻’。受之于公，不得私自鬻卖。”《唐律》又规定，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卖时，要“投状申牒”，即由业主赴官报告，由官府发给一准许出卖此产业的文牒，才可出卖。《通典·食货·田制》下：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令：“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这种文牒是很重要的，但唐代的有关田地买卖的文牒原件已经无存，其本来面貌已不易得知．此碑之存在，使我们得知当年的田地文牒上除一般公文之外，还具体载录业主、拟卖产业的坐落、四至、价钱等等，契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具备。金代《金大安元年(1209年)真清观牒》碑也很重要。碑身巨大， “高七尺一寸五分，广三尺八寸八分”，两截书写．上截是牒文，下截载“本观置买地土文契”，即《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怀州马愈卖地契》[10]，两件的文字都基本完好，真是双璧生辉。明清时期照录契约原文的碑记很多，亦有重要史料价值，反映城市经济生活的尤为可贵。
3．买地券
买地券又叫做“墓箉”，“地券”，是汉代出现的。绝大部分为铅制，形如汉简，少数为玉、砖制，字是刻画上的．魏晋以后，纸契广泛使用，买地券的质料、形式也有变化，短而广的砖券、瓦券、石券、木券渐多。买地券的使用，反映了土地私有制在发展。买地券上所写购买的土地都是死者所用之墓地，有大有小。买地券是墓主对墓地拥有所有权的法律文书。买地券的形制，文字都比较简单，易于造伪，自古以来赝品很多。现存传世的几件西汉时期的买地券都是赝品。估计西汉时期大约尚无买地券。东汉时期的买地契，今能见到的约有20来件，半数以上疑为赝品。在买地券辨伪方面，方诗铭等先生做了有益的工作．东汉时期的买地券刚刚产生，其文字与人间实用的契约基本相同，史料价值很高。魏晋以后的买地券逐渐迷信化，史料价值也降低了。

我国的古文献浩若烟海，其中与契约有直接间接关系的内容极多。因此，要深入研究契约问题，必须充分利用文献资料。这里想谈如下四个问题．
1．关于原始社会的契约
上述现存的契约原件和金石文字中的契约资料，都未接触到原始社会的契约问题．因为这些资料所反映的都是后代的契约．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发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中原地区当时的人类使用什么样的契约，目前还无具体资料可供论证。考古工作中虽发现了一些画在陶器上的符号，但表示何种意向，无从考查．再从文献记载来看，许慎《说文解字·后叙》曰：“古者庖牺氏……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此八卦、结绳是否已用于契约关系中，也不得而知．可是，孔子曾说过：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近千年来，许多少数民族经历或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这些民族使用契约的情况在汉族文献中有所反映。如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两广“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12]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说：云南“土人(傣族)缔约，取一木杖，或方或圆，中分为二，各刻画二三符记于上，每方各执一片．负债人偿还债务后，则将债权人手中所执之半片收回。”[13]清代袁枚《子不语》曰：海南岛“黎民买卖田土，无文契票约；但用竹签一片，售价若干，用刀划数目于签上对劈为二，买者卖者各执其半以为信．日久转卖，则取原主之半签合而验之。”[14]上述三个民族当时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虽有一些差别，但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都无文字，而是以剖分竹签木片为信物．这种契约形式叫做判书。 《周礼·秋官·朝土》曰： “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玄曰：“判，半分而合。”由此看来，判书可能是原始社会末期比较普遍采用的契约形式。汉族祖先在原始社会末期可能也是用这种契约。西周至两汉时期的契约之所以也为判书制度，渊源于此。
2．西周至两汉的判书
西周至两汉时期，已用文字书写契约。这时契约的形式虽仍为判书制度，但比原始社会的判书有很大的进步。此时契约的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 “听称责以傅别”， “听卖买以质剂”， “听取予

以书契”。这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关于傅别的形式，郑玄曰： “傅别，谓为大手书于一札，中字别之。”[15]刘熙曰：“别，别也，大书中央，中破别之也。”[16]关于质剂的形式，郑玄曰：“质剂，谓两书一札，同而别之。”[17]关于书契的形式，郑玄曰： “书契‘…”其券之象，书两札，刻其侧。”[18]刘熙曰： “契，刻也，刻识其数也。”[19]清代孙治让对这三种判书做过这样的比较说明： “盖质剂，傅别、书契，同为券书．特质剂，手书一札，前后文同，而中别之，使各执其半札．傅别则为手书大字，中字而别其札，使各执其半字。书契则书两札，使各执其一札。傅别札、字半别；质剂，则唯札半别，而字全具，不半别；书契，则书两札，札亦不半别也。”[20]这三种形式的判书在今存汉简中可以找到事例。
魏晋以后，纸契的使用日广，判书也起了变化。傅别，质剂之制逐渐不用，合同形式在产生发展．合同形式脱胎于书契，又吸收傅别之长，发展而来．其形式是“书两札”，将两札并起。合写一个大“同”字，后来合并大写“合同”二字。每一札上都有“同”的半字或“合同”的两半字，为合券的验证。这是最早的◆缝制度。后来，在买卖关系中广泛使用单契，由卖主—方出具。
3．税契对契约形式的影响
官府为了保障人们合法的权利，消除财产等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很重视契约的内容书写和形式制作。《周礼·地官·司市》曰：“以质剂结信而止讼。”《明公书判清明集》曰：”在法，交易只凭契照。”凡人论诉田业，只凭契照。”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契约的财产证明作用。官府为了使契约更好地起到这种作用，曾设法使契约规范化，因之契约的内容和形式时有改进。但使契约形式发生重大变化的，不是契约内容的法律作用，而主要是历代税契政策的作用。如“红契”的出现就是如此。
有的学者认为，红契“就是皇权所订的法律的替身”，是“封建的土地国有制”[21]的证明，这是一种误解。其实，红契之所以“红”是由于盖了朱色官印。盖此官印与土地所有权没有关系，更不是土地国有制的证明。如上所述，而是税契的作用。《隋书·食货志》曰： “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这是中国古代税契制度的开始。“文券”就是在缔约双方缴纳契税时，官府加盖官印的契约，后代叫做红契、赤契或官契。元代陶宗仪曰： “红契，买到者则其无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22]南宋李心传曰：买卖田宅，“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23]可见契约的这一大变化是由税契制产生引起的。所以要在契约上加盖官印，主要是为了保证契税的征收。
契约大约在宋元时期，又发生过第二次大的变化，就是契尾的产生。所以这样，是由于红契之制不易防止官僚吏员侵吞契税，因之另创契尾之制。契尾就是纳契税的收据，元代叫做“税给”，一契尾分大尾与坐尾两联，大尾为收据，坐尾为存根，以备查究．此法实行后，对防止官吏贪污契税起了一定的作用。从此后，官府规定，凡投税者，“止钤契纸，不连用契尾者”[24] 。违法。是红契之后又多了一张契尾，一份合法的契约必须一契一尾。
4．契约录文
在先秦的文献中不见有契约录文。两汉的文献有叙事摘引契约文字的情况，但比较简单。如西汉初年，陆贾与五个儿子相约曰：“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月而更。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25]西汉后期，沛郡有一豪富在病危时为遗令曰“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五十以付之。”[26]还有西汉神爵三年(前59年)王褒写的一篇游戏文字《僮约》[27]。这些资料虽不是契约的录文，但都接近于当时的契约原件，很有参考价值。文献中载有完整的契约录文是宋朝以后的事。要有两种情况：一为契约式样，一为契约原文。
契约式样大约开始流传于唐代后期。上述敦煌契约中有契约式样多种就是证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国家制定典卖契约式样[28]，作为“标准契约”，由地方官府刊印，叫做“官板契纸’或“印纸”。民间缔约时，要向官府购买印纸，填写后，再投税印契。此种印纸制产生，对契约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文献中载录契约式样之事大增。代的《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明代的《尺牍双鱼》[29]和《万宝全书》[30]等，都载有各种契约，为民间书写契约提供了方便，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契约形式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文献载录契约原文，主要见于“家谱”之记述族产、墓地部分中。但今天所见的家谱以清代修的为最多，明代的很少，元以前的已不易见到。因之其中所载契约也较晚．福建晋江县陈埭丁氏的家谱修于清道光时，中录元代契约资料八件，这确是一批难得的资料。八件资料分为三组，第一组为至元二年 (1336年)买花园房地用的“问帐”、“公据”、“官契”和“税给”，共四张。二组为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卖花园山地用的“问帐”、 “公据”和“官契”，共三张，缺税给。三组只有一张，为至正二十七年卖荔枝园及山地的“官契”[31]。大多数家谱中所载契约都很晚，属于明后期的不多。
资料中中注释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编》陆《编辑后记》。
[2] 依次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肆《释文》第68页上,编号九一·一;第16页上,编号二六·一。
[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作《僧光镜负●布契》。
[4] 《周礼·秋官·司约》贾彦公疏。
[5] 均见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5期。
[6]均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7册。
[7]依次见陆星《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卷3。
[8]高文《汉碑集释》第1 2页。
[9]王昶《金石萃编》卷114。碑今在西安碑林。
[10]王昶《金石萃编》卷158。
[11]《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
[12]周去非{岭外一代答}卷10《蛮俗门·大契》。
[13] 《马可波罗行记》第2卷190章《金齿州》。
[14]袁枚《子不语》卷21《割竹签》。
[15] 《周礼·天官·小宰》郑玄注。
[16] 刘熙《释名·释书契》。
[17] 《周礼·天官·小宰》孙治让正义。
[18] 《周礼·地官·质人》郑玄注。
[19] 刘熙《释名·释书契》。
[20] 《周礼·天官·小宰》孙治让正义。
[21] 贺昌群《关于封建的土地国有制问题的一些意见》，《新建设> 1960年2月号。
[22] 陶宗仪《辍耕录》卷17《奴婢》。
[23]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田契钱》。
[24] 《清朝文献通考》卷3“征榷》六《杂征敛9》。
[25] 《史记·陆贾列传》。
[26] 《太平御览》卷836引应劭《风俗通》。
[27] 《艺文类聚》卷35。
[28]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乙酉》条。
[29]明人熊寅几撰。
[30]清人毛焕文增补本。
[31] 施一揆《元代地契》，原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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