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

　　宏观经济学又称总体经济学、大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对称。宏观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考察对象，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动，以解决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国际收支等问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

　　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1）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发经济理论。

　　2）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

　　3）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包括根据各派理论所建立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可用于理论验证、经济预测、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应检验。

　　以上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现代宏观经济学是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服务的。战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在西方各国得到广泛的运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引起了各种问题。

　　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国家财政、国际贸易等方面.涉及国民收入及全社会消费、储蓄、投资及国民收入的比率，货币流通量和流通速度，物价水平，利息率，人口数量及增长率，就业人数和失业率，国家预算和赤字，出入口贸易和国际收入差额等。

　　宏观经济学来源于法国魁奈的《经济表》和英国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人口论”。1933年，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提出《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现代宏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出版后迅速发展起来。凯恩斯把国民收入和就业人数联系作为中心进行了综合分析。

　　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迄今为止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是早期宏观经济学阶段,或称古典宏观经济学阶段。第二阶段：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阶段。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建立阶段。第四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后，是宏观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演变的阶段。

　　“宏观经济学”一词，最早是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1933年提出来的。经济学中对宏观经济现象的研究与考察，可以上溯到古典学派。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的《经济表》，就是经济学文献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初次分析。

　　然而，在古典经济学家和后来的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对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的分析都并存在一起，并未分清。特别是自所谓“边际主义革命”以来，经济学家大多抹煞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无视国民经济总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只注重于微观经济分析，以致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在一般经济学著作中几乎被淹没了。

　　但随着传统庸俗经济学在二十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袭击下破产，随着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宏观经济分析才在凯恩斯的收入和就业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
宏观经济学主要观点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国民收入的水平是如何决定的？宏观经济学认为，国民收入的水平，反映着整个社会生产与就业的水平。

　　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周期时，很强调投资的变动的关键作用，认为投资的变动往往比消费的变动来得大，指出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收入变动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它在“解释”投资的变动与国民收入的变动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加速数”和“乘数”相互作用的学说。

　　“加速原理”与“乘数论”所要说明的问题各不相同。“乘数论”是要说明投资的轻微变动何以会导致收入发生巨大的变动，而“加速原理”则要说明收入的轻微变动何以也会导致投资发生巨大变动。但二者所说明的经济运动又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

　　宏观经济学正是利用所谓“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据说，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生产和销售量下降，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急剧下降，而乘数的作用又使得生产和销售进一步急剧降减，后者再通过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得投资成为负数(或负投资)。

　　加速数和乘数的相互作用，加剧了生产萎缩的累积过程。一旦企业的资本设备逐渐被调整到与最低限度的收入相适应的水平，加速原理的作用会使负投资停止下来，投资状况的稍许改善也会导致收入重新增长，于是一次新的周期便重新开始。收入的重新增长，又通过加速数的作用，导致新的“引致投资”；后者又通过乘数的作用，促使收入进一步急剧增长，这便开展了经济扩张的累积过程。这个累积过程会把国民经济推到“充分就业”的最高限，并从那里弹回来而转入衰退。

　　宏观经济学讨论的价格问题，是一般价格水平，而不是个别产品的价格问题。按照前面讲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一般价格水平主要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然而，总需求水平的变动一方面影响着货币的供求，另一方面也受货币供求变动的巨大影响。所以，货币分析在宏观经济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宏观经济学重视对货币供求的分析，不仅在于可通过对货币供给、利息率的调节去影响总需求，而且在于货币供给的变动与总的物价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货币供给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宠观经济学著作大多承袭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只是略加修缀。

　　许多宏观经济学著作者认为传统“货币数量说”过于粗糙，他们把货币数量说的基本观点跟“收入决定”论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认为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 的水平以前，货币供给的增加，其主要影响将表现在扩大“有效需求”、增加生产(或收入)上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很小；只有当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之后，这时闲置设备已全部使用，若再增加货币供给，已不能再促使产量增加，而只会产生过度需求，形成通货膨胀缺口，导致物价水平不断上升，酿成真正的“通货膨胀”。

　　这种分析，就是所谓货币分析与收入分析相结合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分析表明，不仅政府开支和税收的变动，而且货币供给量的变动，都会对总需求水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产生影响。这就为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应该，而且也能够通过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对总需求进行调节，平抑周期性经济波动，既克服经济衰退，又避免通货膨胀，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或“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是相互配合、支持的；但在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不同时期或条件下，二者将采取扩张性或紧缩性的不同对策。

　　在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减税和扩大政府的开支。减税可以使公司和个人的纳税后收入增加，从而刺激企业扩大投资和个人增加消费；而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扩张将导致总需求增长，以克服经济萧条。

　　扩大政府开支，主要是扩大政府的购买或订货，增加公共工程经费和扩大“转移性支付”，目的是通过扩大公私消费，以刺激投资。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导致财政赤字。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是一种“小于充分就业均衡”。因而扩张性的赤字预算，也就成了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常备政策工具。

　　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措施是扩大货币供给量和降低利息率。这些措施包括：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政府债券，把更多的准备金注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增加后，就可扩大对企业和个人的贷款，从而扩大货币供给量，降低贴现率，刺激投资，从而增加总需求。

　　通货膨胀时期，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依然运用上面所介绍的那些政策工具，只是朝着和上述相反的方向，即按着紧缩性方式而不是按扩张性方式来加以运用。

　　现在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企图用供给分析来补充需求分析的不足，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探讨微观经济基础，出现了一种供给分析与需求分析相综合、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新动向。

　　宏观经济学建议采用适当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等手段，以控制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

　　宏观经济学首先关注一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指的是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一国生产潜力的增长是决定其实际工资和生活水平增长率的关键因素。

　　经济模型可以用于分析许多领域的决策。我们把有些领域归入微观经济学中，而把其他领域归入宏观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研究家庭和企业如何做出选择，它们如何在市场上相互作用，以及政府如何试图影响它们的选择。微观经济学问题包括解释消费者如何应对产品价格的变化以及企业如何决定收取什么样的价格。微观经济学还涉及到政策问题，如分析减少未成年人吸烟的最有效方法，分析批准销售一种新处方药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分析降低空气污染的最有效方法。

　　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研究作为整体的经济，包括诸如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增长这样一些问题。宏观经济学问题包括解释为什么经济会经历衰退和失业不断增加的时期，以及为什么在长期内有些经济体比其他经济体增长得快得多。宏观经济学也涉及政策问题，如政府干预能否降低衰退的严重性。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区分并不是严格且固定不变的。许多经济情况既涉及微观经济也涉及宏观经济的层面。例如，企业投资于新机器和设备的总体水平有助于确定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但要了解企业决定购买多少新的机器设备，我们又需要分析单个企业所面临的激励—而这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

　　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4）基本假设不同。

十原理
原理一

　　人们面临交替关系关于作出决策的第一课可以归纳为一句谚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为了得到我们喜爱的一件东西，通常就不得不放弃另一件我们喜爱的东西。作出决策要求我们在一个目标与另一个目标之间有所取舍。
　　我们考虑一个学生必须决定如何配置她的最宝贵的资源枣时间。她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经济学；她可以把所有的时间用于学习心理学；她也可以把时间分配在这两个学科上。她把某一个小时用于学习一门课时，她就必须放弃本来可以学习另一门课的一小时。而且，对于她用于学习一门课的每一个小时，她都要放弃本来可用于睡眠、骑车、看电视或打工赚点零花钱的时间。
　　还可以考虑父母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家庭收人。他们可以购买食物。衣服，或全家度假。或者他们也可以为退休或孩子的大学教育储蓄一部分收人。当他们选择把额外的一美元用于上述物品中的一种时，他们在某种其他物品上就要少花一美元。
　　社会面临的另一种交替关系是效率与平等之间的交替。效率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平等是指这些资源的成果公平地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是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这块蛋糕。在设计政府政策的时候，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
　　例如，我们来考虑目的在于实现更平等地分配经济福利的政策。某些这类政策，例如，福利制度或失业保障，是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另一些政策，例如，个人所得税，是要求经济上成功的人士对政府的支持比其他人更多。虽然这些政策对实现更大平等有好处，但它以降低效率为代价。当政府把富人的收人再分配给穷人时，就减少了对辛勤工作的奖励；结果，人们工作少了，生产的物品与劳务也少了。换句话说，当政府想要把经济蛋糕切为更均等的小块时，这块蛋糕也就变小I。
　　认识到人们面临交替关系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人们将会或应该作出什么决策。一个学生不应该仅仅由于要增加用于学习经济学的时间而放弃心理学的学习。社会不应该仅仅由于环境控制降低了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不再保护环境。也不应该仅仅由于帮助穷人扭曲了工作激励而忽视了他们。然而，认识到生活中的交替关系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只有了解他们可以得到的选择，才能作出良好的决策。

原理二

　　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
　　由于人们面临着交替关系，所以，作出决策就要比较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某种行动的成本并不像乍看时那么明显。
　　例如，考虑是否上大学的决策。收益是使知识丰富和一生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成本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想到把你用于学费、书籍、住房和伙食的钱加总起来。但这种总和并不真正地代表你上一年大学所放弃的东西。
　　这个答案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包括的某些东西并不是上大学的真正成本。即使你离开了学校，你也需要有睡觉的地方，要吃东西。只有在大学的住宿和伙食比其他地方贵时，贵的这一部分才是上学的成本。实际上，大学的住宿与伙食费可能还低于你自己生活时所支付的房租与食物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住宿与伙食费的节省是上大学的收益。
　　这种成本计算的第二个问题是，它忽略了上大学最大的成本是你的时间。当你把一年的时间用于听课、读书和写文章时，你就不能把这段时间用于工作。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为上学而放弃的工资是他们受教育的最大单项成本。
　　一种东西的机会成本是为了得到这种东西所放弃的东西。当作出任何一项决策，例如，是否上大学时，决策者应该认识到伴随每一种可能的行动而来的机会成本。实际上，决策者通常是知道这一点的。那些上大学年龄的运动员如果退学而从事职业运动就能赚几百万美元，他们深深认识到，他们上大学的机会成本极高。他们往往如此决定：不值得花费这种成本来获得上大学的收益。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原理三

　　理性人考虑边际量生活中的许多决策涉及到对现有行动计划进行微小的增量调整。经济学家把这些调整称为边际变动。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考虑边际量来作出最优决策。
　　例如，假设一位朋友请教你，他应该在学校上多少年学。如果你给他用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生活方式与一个没有上完小学的人进行比较，他会抱怨这种比较无助于他的决策。你的朋友很可能已经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并要决定是否再多上一两年学。为了作出这种决策，他需要知道，多上一年学所带来的额外收益和所花费的额外成本。通过比较这种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他就可以评价多上一年学是否值得。

　　再举一个考虑边际量如何有助于作出决策的例子，考虑一个航空公司决定对等退票的乘客收取多高的价格。假设一架200个座位的飞机横越国内飞行一次，航空公司的成本是10万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座位的平均成本是10万美元／200，即500美元。有人会得出结论：航空公司的票价决不应该低于500美元。
　　但航空公司可以通过考虑边际量而增加利润。假设一架飞机即将起飞时仍有10个空位。在登机口等退票的乘客愿意支付300美元买一张票。航空公司应该卖给他票吗？当然应该。如果飞机有空位，多增加一位乘客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虽然一位乘客飞行的平均成本是500美元，但边际成本仅仅是这位额外的乘客将消费的一包花生米和一罐汽水的成本而已。只要等退票的乘客所支付的钱大于边际成本，卖给他机票就是有利可图的。
　　正如这些例子说明的，个人和企业通过考虑边际量将会作出更好的决策。只有一种行动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一个理性决策者才会采取这项行动。

原理四

　　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由于人们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作出决策，所以，当成本或收益变动时，人们的行为也会改变。这就是说，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例如，当苹果的价格上升时，人们就决定多吃梨少吃苹果，因为购买苹果的成本高了。同时，苹果园主决定雇佣更多工人并多摘苹果，因为出售苹果的收益也高了。
　　对设计公共政策的人来说，激励在决定行为中的中心作用是重要的。公共政策往往改变了私人行动的成本或收益。当决策者未能考虑到行为如何由于政策的原因而变化时，他们的政策就会产生他们意想不到的效果。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不想要的效果，考虑一下有关安全带和汽车安全的公共政策。在50年代有安全带的汽车很少。现在所有的汽车都有安全带，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公共政策。60年代后期，拉尔夫·纳德尔（RalphNader）的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引起公众对汽车安全的关注。国会的反应是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公司生产包括安全带在内的各种安全设备，安全带成为所有新汽车的标准设备。
　　安全带的法律如何影响汽车安全呢？直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所有汽车都有安全带，更多的人系安全带，重大车祸发生时存活的概率提高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安全带拯救了一些人的生命。安全带对安全的这种直接影响正是国会要求有安全带时的动机。
　　但是，要完全了解这个法律的影响就必须认识到，人们由于他们所面临的激励而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的行为是驾驶员开车时的速度和谨慎程度。缓慢而谨慎地开车是有代价的，因为这要耗费驾驶员的时间和精力。当决定谨慎开车的程度时，理性人要比较谨慎开车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当提高安全程度的收益高时，他们就会更慢、更谨慎地开车。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在道路有冰时会比道路干净时更缓慢而谨慎地开车。
　　佩兹曼对汽车安全的分析仅仅举出了人们对激励作出反应的一般原理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研究的许多激励要比汽车安全法的激励更为直接。例如，没有一个人对向苹果征税会引起人们少买苹果感到惊讶。然而，正如安全带的例子所说明的，政策有时也会有事先并不明显的影响。在分析任何一种政策时，不仅应该考虑直接影响，而且还应该考虑激励发生作用的间接影响。如果政策改变了激励，它就将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
　　即问即答列出并简要解释个人作出决策的四个原理。
　　

原理五

　　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也许你在新闻中听到过，在世界经济中日本人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在某些方面，这是真的，因为美国和日本企业生产许多相同的产品。福特公司和丰田公司在汽车市场上争夺同样的顾客。康柏公司和东芝公司在个人电脑市场上争夺同样的顾客。
　　但在思考国家之间的竞争时，这种想法很容易成为误导。美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并不像体育比赛一样，一方赢而另一方输。实际上，事实正好相反：两国之间的贸易可以使每个国家的状况都变得更好。
　　为了说明原因，我们考虑贸易如何影响你的家庭。当你的一个家庭成员找工作时要与也在找工作的其他家庭成员竞争。当各个家庭购物时，他们也相互竞争，因为每个家庭都想以最低的价格购买最好的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经济中每个家庭都与所有其他家庭竞争。
　　尽管有这种竞争，但把你的家庭与所有其他家庭隔绝开来并不会过得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家庭就必须自己种粮食，自己做衣服，盖自己住的房子。显然，你的家庭在与其他家庭交易的能力中受益匪浅。无论是在耕种。做衣服或盖房子方面，贸易使每个人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价格买到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
　　国家和家庭一样也从相互交易的能力中获益。贸易使各国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享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物品与劳务。日本人和法国人、埃及人与巴西人一样，既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又是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伙伴。

原理六

　　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市场结果。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释这只看不见的手如何施展它的魔力。当你学习经济学时，你将会知道，价格就是看不见的手用来指引经济活动的工具。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物品的社会成本。由于家庭和企业在决定购买什么和出卖什么时关注价格，所以，他们就不知不觉地考虑到了他们行动的社会收益与成本。结果，价格指引这些个别决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实现了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
　　关于看不见的手在指引经济活动中的技巧有一个重要推论：当政府阻止价格根据供求自发地调整时，它就限制了看不见的手协调组成经济的千百万家庭和企业的能力。这个推论解释了为什么税收对资源配置有不利的影响：税收扭曲了价格，从而扭曲了家庭和企业的决策。这个推论还解释了租金控制这类直接控制价格的政策所引起的更大伤害。而且，这个推论也解释了共产主义的失败。在共产主义国家中，价格不是在市场上决定的，而是由中央计划者指定。这些计划者缺乏那种在价格对市场力量自由地作出反应时反映在价格中的信息。中央计划者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在管理经济时把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缚起来了。

原理七

　　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虽然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这个规律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因有两类：促进效率和促进平等。这就是说，大多数政策的目标不是把经济蛋糕做大，就是改变蛋糕的分割。
　　看不见的手通常会使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有时看不见的手不起作用。经济学家用市场失灵这个词来指市场本身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况。
　　市场失灵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性。外部性是一个人的行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污染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一家化工厂并不承担它排放烟尘的全部成本，它就会大量排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可以通过环境保护来增加经济福利。
　　市场失灵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市场势力。市场势力是指一个人（或一小群人）不适当地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例如，假设镇里的每个人都需要水，但只有一口井。这口井的所有者对水的销售就有市场势力枣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垄断者。这口井的所有者并不受残酷竞争的限制，而正常情况下看不见的手正是以这种竞争来制约个人的私利。你将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规定垄断者收取的价格有可能提高经济效率。
　　看不见的手也不能确保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市场经济根据人们生产其他人愿意买的东西的能力来给予报酬。世界上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赚的钱比世界上’l最优秀的棋手多，只是因为人们愿意为看篮球比赛比看象棋比赛付更多的钱。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保证每个人都有充足的食品，体面的衣服和充分的医疗保健。许多公共政策（例如所得税和福利制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平等的经济福利分配。
　　我们说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并不意味着它总能这样。公共政策并不是天使制定的，而是由极不完善的政治程序制定的。有时所设计的政策只是为厂有利于政治上有权势的人。有时政策由动机良好但信息不充分的领导人制定。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之一就是帮助你判断，什么时候一项政府政策适用于促进效率与公正，而什么时候不行。
　　即问即答列出并简要解释关于经济相互交易的三个原理。
　　整体经济如何运行(返回)
　　我们从讨论个人如何作出决策开始，然后考察人们如何相互交易。所有这些决策和相互交易共同组成了“经济”。后三个原理涉及到整体经济的运行。

原理八

　　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世界各国生活水平的差别是惊人的。1993年，平均美国人的收人为2．5万美元。同一年，平均墨西哥人的收人为7000美元，而平均尼日利亚人的收人为1500美元。毫不奇怪，这种平均收人的巨大差别反映在生活质量的各种衡量指标上。高收人国家的公民比低收入国家的公民拥有更多电视机、更多汽车、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医疗保健，以及更长的预期寿命。
　　随着时间推移，生活水平的变化也很大。在美国，从历史上看，收人的增长每年为2％左右（根据生活费用变动进行调整之后）。按这个比率，平均收人每35年翻一番。在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甚至更快。例如，在日本，近20年间平均收入翻了一番，而韩国在近10年间平均收入翻了一番。
　　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之间的基本关系是简单的，但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生产率是生活水平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么，其他解释的重要性就应该是次要的。例如，有人想把上个世纪美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归功于工会或最低工资法。但美国工人的真正英雄行为是他们提高了生产率。另一个例子是，一些评论家声称，美国近年来收人增长放慢是由于日本和其他国家日益激烈的竞争。但真正的敌人不是来自国外的竞争，而是美国生产率增长的放慢。
　　生产率与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对公共政策也有深远的含义。在考虑任何一项政策如何影响生活水平时，关键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我们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决策者需要通过让工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生产物品与劳务需要的工具，以及得到获取最好技术的机会o
　　例如，过去10年间美国许多争论集中在政府的预算赤字上枣政府的支出超过了政府收人。正如我们将要说明的，对预算赤字的关注主要根一据它对生产率的不利影响。当政府需要为预算赤字筹资时，它就要在金融市场上借钱，这就像学生要借钱为上大学筹资，或者企业要借钱为新工厂筹资一样。因此，当政府借钱为赤字筹资时，就减少了其他借款者所能得到的资金量。这样，预算赤字就减少了人力资本（学生的教育）和物质资本（企业的工厂）的投资。由于现在的低投资意味着未来的低生产率，因此，一般认为预算赤字抑制了生活水平的增长。

原理九

　　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1921年1月，德国一份日报价格为0．3马克。不到两年之后，1922年11月，一份同样的报纸价格为7000万马克。经济中所有其他价格都以类似的程度上升。这个事件是历史上最惊人的通货膨胀的例子，通货膨胀是经济中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虽然美国从未经历过接近于德国20世纪20年代的情况，但通货膨胀有时也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例如，70年代期间，物价总水平翻了一番还多，杰拉德·福特（DeraldFord）总统称通货膨胀是“公众的头号敌人”。与此相比，在叨年代，通货膨胀是每年3％左右；按这个fL率，物价20多年才翻一番。由于高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了各种代价，所以世界各国都把保持低通货膨胀作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目标。
　　什么引起了通货膨胀？在大多数严重或持续的通货膨胀情况下，罪魁祸首结果总是相同的枣货币量的增长。当一个政府创造了大量本国货币时，货币的价值下降了。在20年代初的德国，当物价平均每月上升3倍时，货币量每月也增加了3倍。美国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美国经济史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与货币量的迅速增长是相关的，而叨年代的低通货膨胀与货币量的缓慢增长也是相关的。

原理十

　　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交替关系
　　在经济学家中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接受了这样一种思想：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短期交替关系。根据普遍的解释，这种交替关系的产生是由于某些价格调整缓慢。例如，假定政府减少了经济中的货币量。在长期中，这种政策变动的惟一后果是物价总水平将下降。但并不是所有的价格都将立即作出调整。在所有企业都印发新目录，所有工会都作出工资让步，以及所有餐馆都印了新菜单之前需要几年时间。这就是说，可以认为价格在短期中是粘性的。
　　由于价格是粘性的，各种政府政策都具有不同于长期效应的短期效应。例如，当政府减少货币量时，它就减少了人们支出的数量。较低的支出与居高不下的价格结合在一起就减少了企业销售的物品与劳务量。销售量减少又引起企业解雇工人。因此，”对价格的变动作出完全的调整之前，货币量减少就暂时增加了失业。
　　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只是暂时的，但可以持续数年之久。因此，菲利普斯曲线对理解经济中的许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决策者在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时可以利用这种交替关系。短期中决策者可以通过改变政府支出量、税收量和发行的货币量来影响经济所经历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结合。由于这些货币与财政政策工具具有如此大的潜在力量，所以，决策者应该如何运用这些工具来控制经济，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