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他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以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

凯恩斯认为，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经济危机和“非自愿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和投资不足。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不能靠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而必须靠国家的干预，特别是财政税收的干预。他主张不应把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理财的基本原则，只要能够促成经济的平衡发展，增加就业和国民所得，国家可以用发行公债，实行赤字财政的办法刺激需求，增加政府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同时，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等办法，指导消费倾向，增加消费。

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悬殊，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人虽然收入很多，但他们只把一小部分用于消费，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而穷人会把新增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但他们的新增收入却很有限，这是一个矛盾。他主张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即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用累进税的办法集中于国家手中，再通过政府转移支出的办法分配给穷人，或由政府兴办公共工程，这样既可解决由消费倾向过低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也可增加政府投资，从而达到刺激需求，促使供求平衡和增加就业的目的。

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在西方世界风行了半个多世纪，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曾奉若神明。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历史条件下，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对于缓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减轻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刺激需求，税收负担重，政府开支大，规章制度繁琐，必然会影响资本家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和政策失灵，受到西方经济学界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挑战。^[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对当时感受到占支配地位的假设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冲击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之一。当物 理学开始质疑绝对时间的必要性，作家们开始质疑叙事结构，作曲家开始质疑调性的和谐是否必须的时候，凯恩斯开始质疑当时经济学上的两大支柱：首先是货币是否必须要有一个牢固的基础，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萨伊法则所认定的，如果需求减少，则供给或者价格也会相应减少，从而重新达到平衡。

凯恩斯自己与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陶醉于改变人们思想的氛围。正是这一经历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他最终决定与传统理论决裂。1920年他写出了《和平的经济后果》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阐述了他认为的凡尔赛条约的整体经济后果，而且确立了他作为一个有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权力和整体经济趋势的效果的文章，发展了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参照物的理论，他越来越相信经济系统不会自动地沿着一个曲线即经济学叫所谓的最优生产水平前进。可是他既没有找到证据，也没有找到一个形式来表达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经济系统开始冲击英国——当时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为了利用竞争优势，英国按照自由贸易政策，从其它地方进口食品和其他低价值商品，并用节约出来的劳动制造高价值的商品用于出口。这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使英国达到了帝国的颠峰，并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广阔的殖民地以及其经济和军事上不同英国的盟国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随着德国经济的崩溃和超通货膨胀的来临以及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全球生产衰退的到来，对金本位，经济自动调整的特性以及以生产带动经济的模式的批评开始浮出水面。数十个不同的学派争奇斗艳。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着一个简单的观点：大萧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三十年代的时候在生产和投资领域有一股投机的风潮——当时的工厂和运输网络远远超出了当时个人的支付能力。对“需求不足”的重视和他创造的允许政府能够调控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形式使当时的众多年轻经济学家接受他的理论和方法。

也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反对他的理论，认为导致萧条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对商业的信心；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削减政府开支，从而恢复对重返金本位的信心。

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量。在微观经济理论中，价格、工资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自动地使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指出当时生产和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现实，指出理论说得再好，事实上这个自动调节机制没有起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求不足”是否存在。根据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通论》以前实践中常用的说法——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经济混乱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个正常运行的市场中是不会出现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达到充分就业的关键是两点：一是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商品的价格，价格的不断变动反过来导致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二是这个系统创造的新的财富可能会被保存起来用于将来消费或者用于投资将来的生产，同样有一个供求机制决定着这个选择。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价格一样的机制，即它是货币的价格。即使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年份，这一理论仍然把经济的崩溃解释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产的机制。所以合适的办法是将劳动的价格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导致价格下降，从而购买力（就业）就会回升。没有作为工资付出的资金将会转化为投资，也许是在其它的产业。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也是必须采取的办法。其它关键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国家预算，或者通过增加税率，或者通过削减财政支出。

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

（1）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2）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

（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

（4）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

凯恩斯及其继承人都把财政税收看作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并使经济平衡发展的重要工具，所以，他们都很重视对于财政税收理论和政策的研究。

一、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

凯恩斯认为，税收是刺激需求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经济危机和“非自愿失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即消费和投资不足。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不能靠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而必须靠国家的干预，特别是财政税收的干预。他主张不应把年度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理财的基本原则，只要能够促成经济的平衡发展，增加就业和国民所得，国家可以用发行公债，实行赤字财政的办法刺激需求，增加政府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同时，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等办法，指导消费倾向，增加消费。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悬殊，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人虽然收入很多，但他们只把一小部分用于消费，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而穷人会把新增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但他们的新增收入却很有限，这是一个矛盾。他主张用收入再分配的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即把富人收入的一部分用累进税的办法集中于国家手中，再通过政府转移支出的办法分配给穷人,或由政府兴办公共工程这样既可解决由消费倾向过低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也可增加政府投资，从而达到刺激需求，促使供求平衡和增加就业的目的。新剑桥学派更加强调发挥税收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均等化”方面的作用。主张实行高额遗产税和累进税制度，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并尽量使收入低的人享受税收减免。

二、补偿税收政策

补偿税收政策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等人提出的一种税收理论。汉森把税收看作是迅速调节经济、“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工具。这种调节，通过补偿税收政策和用年度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办法实现。他认为这种税收的目的在于限制繁荣时期的过分扩张，而在衰退时期停止征收这些税款，并退还以前所征税款，就可以刺激消费。同时，租税减免的作用也很大，推行租税减免，有时也可以制止恐慌的侵袭。但是并非所有的税种在所有的场合，都能发挥这种作用。他认为，对扩展中的经济来说，社会保险税和营业税是发挥这种作用的理想税种，主张对这些税种实行机动税率制度。在繁荣时期的后半期，逐步提高累进税率；在繁荣达到顶点时，累进幅度要达到最大，以形成剩余基金。在繁荣由顶点转向下降时，即应停止征收。一旦衰退开始，就应提用以前所征集的剩余基金。提用的方法是将基金退还纳税人，如果退还有困难，即应利用此项基金来抵补政府为公共事业或救济支出的扩张所形成的赤字。为了实行补偿税收政策，必须打破年度财政收支平衡的观念。因为在实行累进税制的条件下，保持财政收支平衡，经济繁荣，税收收入自动增加，则政府的支出也必须增加，这样势必增加投资和消费，加大经济膨胀的压力；经济衰退，税收收入自动减少，则政府支出也必须减少，又势必减少投资和消费，加速经济的萎缩。因此，只有在繁荣时期增收不增支，造成财政盈余；在衰退时期减收不减支，造成财政亏损（赤字），才能消除经济波动，保持经济平衡发展。不过，打破年度收支平衡，并不是不要收支平衡，而是要周期收支平衡。繁荣时期的财政盈余同衰退时期的财政亏损相抵，即可实现周期内的财政收支平衡。

汉森的补偿税收理论在实践上很难行得通。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源于其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因而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中也充满荆棘。比如，在繁荣时期增税,必然同纳税人的利益相矛盾,增税很难推行。另外，预测繁荣和衰退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很准确，补偿税收政策很难起作用；即使预测准确，由于利益集团的矛盾和立法程序限制而产生的“时滞”，也会影响补偿税收政策的实现。

三、自动稳定器

自动稳定器主要是指失业补助金、其他福利转移支付和自动改变的税收制度。美国是实行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税制的国家。这种税收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动伸缩性：一旦衰退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就会下降，这时即使不降低税率，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减少。而且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减少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减少的幅度。这种减少，同政府在衰退时期应当实行减税政策以刺激需求的意图是一致的；一旦繁荣开始，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随之增加,这时即使不提高税率,税收收入也会自动增加，同样由于实行累进税制，税收收入增加的幅度还要大于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增加的幅度。这种增加，同政府抑制需求过旺的意图是一致的。因此，萨缪尔森认为：累进税收制度是一个有力的和作用迅速的自动稳定器。不过，他也承认，这种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保证从根本上消除经济波动。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在财政税收上，政府应采取两方面措施。
①根据经济活动的趋向，及时实施有助于经济稳定的财政税收政策；
②要使财政税收制度具有使经济自动稳定的内在性能他称前者是“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后者是自动稳定器。他认为“自动稳定器”很重要，时时都在帮助政府进行总需求管理和稳定经济的活动。

四、凯恩斯主义税收思想的挑战

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在西方世界风行了半个多世纪，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曾奉若神明。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历史条件下，凯恩斯主义及其税收思想对于缓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减轻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发展，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此，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过分强调刺激需求，税收负担重，政府开支大，规章制度繁琐，必然会影响资本家投资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状态,凯恩斯主义的税收理论和政策失灵，受到西方经济学界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挑战。

从重商主义开始到今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以来，政府干预和经济自由两大思潮的分歧和争论从未停止过。凯恩斯革命前，主张经济自由的新古典理论始终居上风；凯恩斯革命后，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了主流，但主张经济自由的声音仍相当强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两大主流学派，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是承不承认市场的不完整性，承不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持市场的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对未来具有理性预期并据此行动，因而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会迅速调整，达到市场出清，经济自动趋向均衡。这样，政府对经济是一切干预都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

（1）如果政府才却超越人们预期的突如其来的政策干预行动，尽管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偏离均衡，取得某种小，但只会使经济走想更大的非均衡，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利少弊多。

（2）不管他们的理论结果多么精致、完善、精神实质始终是一句话：彻底的经济自由。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市场的不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不可能对未来能洞察一切并据此行动，因此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难以迅速调整并达到市场出清。

（3）经济从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在此期间，经济回遭受损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尽管该学派的理论结构并不景致、完善，而且说法不一。

（4）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精神实质也始终是一句话：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这两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我们不能说谁是谁非，而只能说那一派的观点和主张较符合真实世界。从这一点看，新凯恩斯主义可能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符合实际些。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能理性预期的假定条件实在太苛刻。

人们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尽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获知的信息，不断修整与其中是一切错误。但由于大千世界的千变万化，一切经济现象无刻不在变动中，加上人们总有某种为自己利益而欺骗和损害别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尽可能作出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定，但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存在这些假定的情况。可能正因为如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没有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去做，对经济的形形色色干预从未间断过，哪怕是在经济自由注意呼声最强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终担任在着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角色。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无疑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衣钵，但力图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寻找价格粘性和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竭力证明这种“粘性”和“非出新”同样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他们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结果”，这些“理由”有些看来很不充分，证据不足，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这些“理由”都是从经济主体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发的，因而是合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微观基础上；二是这些“理由”尽管各不相同，说法各异，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某种反映。

显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歧和区别，并不在于认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要不要“理性预期”或力求“理性与其”，而在能不能“理性预期”或做到“理性预期”，也不在于认为要不要“市场出清”，而在于能不能“市场出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标准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能比新凯恩斯主义离真理更远些。自80年代以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在西方经济学界崭露头角，颇有重振凯恩斯主义昔日雄风之势。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不同于沉缅于非真实世界抽象思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也不同于“空中楼阁”式的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它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于坚实的微观基础之上，并在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和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下，以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完全和相对价格刚性等实际市场的不完全性来解释宏观经济波动。

新老凯恩斯主义本属一脉相承，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更为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尤其是把实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解释宏观经济波动的关键，这就导致新老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也必然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外。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对新老凯恩斯主义作一比较分析。

一、财政政策的比较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新老凯恩斯主义那里都占有重要地位。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老凯恩斯主义基本的财政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财政政策已经从单纯的扩大公共开支、克服经济危机发展到对经济进行深度和广度的调节，以维持长期发展。这在财政理论、政策主张等方面都有体现。

1．新老凯恩斯主义基本财政思想的差异

新老凯恩斯主义都信奉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财政政策方面就体现为希望借助财政收入、支出的变化调节总需求水平、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这是其内在逻辑的一致之处。但是，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前提、研究方法和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他们的财政思想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老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思想集中地体现在“需求管理”上，也就是说通过财政政策调节总需求水平进而影响产出水平。大萧条使凯恩斯经济学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论》为治愈危机开出了一剂良方，那就是通过扩大政府开支、赤字预算为内容的财政政策来增加总需求，改变因三大心理规律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汉森、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派针对战后的经济情况，提出了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即“逆经济风向”调节。在经济衰退时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在繁荣时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同时用繁荣时的盈余来弥补萧条时的赤字，这样就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维持经济长期发展。海勒等人提出的增长性财政政策更进一步主张，在经济增长时仍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减税、赤字预算等方式刺激总需求，挖掘生产潜力，减少产量缺口。

可以看出，无论是膨胀性的财政政策，还是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增长性的财政政策，都把总需求视为调节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只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以随意“创造购买力”、调节社会总需求，就不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非自愿失业。 “滞胀”无情地惊醒了萨缪尔森等人的美梦，菲利普斯曲线描绘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替代关系不复存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也濒于瓦解，新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了。

与老凯恩斯主义不同，新凯恩斯主义更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把实际市场的不完全性作为解释经济波动的关键。他们认为，由于存在着价格粘性、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全，“完全的自由放任会引导经济达到一种非效率的均衡”，也就是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新凯恩斯主义在财政政策指导思想上的又一特点在于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新凯恩斯主义没有提出对“滞胀“的系统理论解释，但他们显然认同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对经济过度频繁的干预导致了滞胀”的观点。他们加入了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和理性预期的假设，比老凯恩斯更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对经济进行“粗调”。

与老凯恩斯主义仅注重对经济进行“数量”上的调节，而且缺乏对微观经济运行的了解相比，新老凯恩斯主义则把财政政策的调节延深到经济运行的内部，并强调调节的“质量”。这不能不说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大进步。

2．新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有效性观点的比较

新凯恩斯主义否认“古典的两分法”，认为名义变量的变动会引起实际变量的变动，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但为什么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名义变量变动如何引起实际变量变动？他们的论述却不尽相同。

老凯恩斯主义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论述建立在价格刚性的基础之上。他们根据IS-LM模型，推出了总需求曲线：

Y=α· +β·M/P

其中，Y是名义产出，α是财政政策乘数， 是自主性支出，包括自主消费、自主投资、政府开支和转移支付等，β是货币政策乘数， M是名义货币供给，P是一般价格水平。

当执行财政政策时，也就是发生变动，会引起总需求水平的变动。由于假设P是不变的，则β·M/P不发生变化， 的变动就通过乘数作用，最终影响产出水平Y的变动，财政政策是有效的。

由于假设价格刚性，老凯恩斯主义得出了财政政策是有效的结论。这受到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猛烈抨击。卢卡斯等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假定价格刚性，但又不能说明微观上导致价格刚性的原因，缺乏说服力；价格和工资是具有完全弹性的，财政政策引起的总需求变动将全部转化为价格和工资的变动，政策是无效的。新凯恩斯主义对此从两方面表述了他们关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观点。

首先，他们针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价格刚性的质疑，提出了一系列对价格刚性或粘性的解释，包括菜单成本理论，近似理性理论、厂商声誉模型等，为价格刚性或粘性提供了牢固的微观基础。因此，如果面对总需求的变动，P是不变的或变化缓慢，A的变动就必然能引起Y的变动，财政政策仍然是有效的。然后，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财政思想，建立了有微观基础的总收入决定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存在着超额利润，因而厂商总是希望销售更多的产品，这就为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创造了一个前提。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增加总支出，从而提高利润，反过来利润提高又增加了总支出，因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刺激经济增长。

在论证财政政策有效性的问题上，新老凯恩斯主义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老凯恩斯主义仅仅假设价格刚性，但却不能解释其原因，价格在此被作为外生变量。而新凯恩斯则更加深入。他们一方面从微观经济运行上说明价格刚性或粘性的原因；一方面通过分析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财政政策对收入水平和个人福利水平的影响，从而得出财政政策是有效的结论。 新凯恩斯主义在财政政策方面并无根本创新之处，他们基本继承了老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思想，但在国家干预和调节的形式、手段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种注重对经济进行内在结构调整、主张“适度”干预的思想应说是国家干预经济学说的深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宏观经济调节“质量”的提高。 ^[1]

凯恩斯主义是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古典经济学派从利己主义人性观出发,认为一个人在经济活动中选择自己的道路最明智的判断就是他本人的利益，作为个人主义象征的所谓经济人”的幽灵在古典经济学中无所不有。这种“经济人”利己心的发挥是经由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的。通过这种引导可以使社会走向私利与公益的和谐一致和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在政策方面，他们竭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通过市场机制自行调节，政府应力求节约，税收数额应尽量减少，每年的财政收支都应保持平衡；税收应尽量避免干扰社会经济活动。 　　

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经济活动的理论和以财政收支平衡为基本原则的财政税收思想，统治资本主义世界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但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后，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其集中表现是20世纪30 年代初发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经过这场危机，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与事实不符，通过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均衡就业的说教已经破产。因而，他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使财政税收成为刺激有效需求，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他的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后来又被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加以补充和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所采纳，并收到一定效果。 　　

从资本主义国家管理宏观经济方式的观点看，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即由自由放任主义转变为国家干预经济，由把收支平衡作为理财的基本原则转变为以促成经济平衡发展为基本原则，由把税收仅作为收入的因素转变为经济平衡发展的因素。

西方学者关于大危机和凯恩斯的几段话

萧条的岁月引起人们的消沉，不满和怀疑是广泛而深刻的。人们又恢复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趣。许多人怀疑，如果资本主义会这样轻易的崩溃，那么，一个不易利润为目的的警醒生产的经济制度，一个生产资料不属于私有而属于共有的经济制度是不是更有意义一些呢？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国家所做的实验上边，特别是注意到俄国，在那里，失业和萧条都不存在。 　　

凯恩斯是一个相信在必要时刻政府可以进行干预而不相信完全放任主义的人，他坚信要使经济周期上升，政府必须插足进来用减少失业的方法来维持购买力，这意味着“赤字开支”，但它会恢复经济的平衡。事实上，这是“新政”已经在做的事，而凯恩斯用高度的技巧和理论的根据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里加以阐释。 　　

凯恩斯在致命危险威胁资本主义的世纪里巩固了这个社会。

实质

凯恩斯经济学是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直接产物，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 　　但是，凯恩斯从人的心理因素出发寻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凯恩斯主义掩盖了这一本质，符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其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需求。但并不能从本质上克服矛盾。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应该看到，凯恩斯主义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内在矛盾，起作用是有限的。 

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压制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忽视了市场经济规律。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世界在73年愈演愈烈的滞涨现象，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治理经济停滞与治理通货膨胀的手段恰恰相反，所以，治理一个必然导致另一现象更加严重。一直被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应对经济滞涨，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其影响仍然存在。 　　

评述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在一定时期内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为资产阶级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方向，但抹杀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掩盖了失业和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动机是维护其统治，该动机遭批判是政治上而不是学术上的批判，凯恩斯主义是一种宏观经济的干预，是的当今社会对政府干预经济不是有无问题而是多少问题。

美国大危机爆发后，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不谋而合。这两者都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而这促成了国家干预经济这一新的形式的出现。凯恩斯主张采取赤字政策，通过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在短期内缓解了资本主义大危机带来的灾难，凯恩斯主义在二战之后被更多的国家采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罗斯福新政，曾被媒体认为违背了资本主义的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做法，这也与当时苏联经济的成功有关。所以在罗斯福新政所采取的措施中，尽量避免国家垄断经济的出现。

通常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是不可能并存的。因为，通常下，通货膨胀可以使得就业率上升。但是，上个世纪的一次经济危机中（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这个事实，而使得该理论观点被否认。 西方经济学中政府政策有几个目标即：经济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这个观点是凯恩斯提出来的，他认为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即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不会同时存在，但在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凯恩思主义受到质疑。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成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两大主流学派。这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是承不承认市场的不完整性，承不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持市场的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对未来具有理性预期并据此行动，因而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会迅速调整，达到市场出清，经济自动趋向均衡。这样，政府对经济是一切干预都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效的。 　　

如果政府采取超越人们预期的突如其来的政策干预行动，尽管短期内可能使经济偏离均衡，取得某种小、但只会使经济走想更大的非均衡，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利少弊多。 　　

不管他们的理论结果多么精致、完善，精神实质始终是一句话：彻底的经济自由。新凯恩斯主义坚持市场的不完善性，认为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主体不可能对未来能洞察一切并据此行动，因此一切经济资源的价格难以迅速调整并达到市场出清。 　　

经济从非均衡走到充分均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过程，在此期间，经济会遭受损失，因此，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该学派的理论结构并不精致、完善，而且说法不一。 　　

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精神实质也始终是一句话：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这两派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我们不能说谁是谁非，而只能说哪一派的观点和主张较符合真实世界。从这一点看，新凯恩斯主义可能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符合实际些。根本原因在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能理性预期的假定条件实在太苛刻。 　　

人们在市场活动中为了自己的利益，尽管力求掌握一切可能获知的信息，不断修整与完善其中的一切错误。但由于世界的千变万化，一切经济现象无刻不在变动中，加上人们总有某种为自己利益而欺骗和损害别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因而对所有经济活动主体来说，信息总是不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抽象，尽可能作出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假定，但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存在这些假定的情况。可能正因为如此，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都没有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张去做，对经济的形形色色干预从未间断过，哪怕是在经济自由主义呼声最强烈的年代中，政府始终担任在着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角色。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凯恩斯主义无疑继承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衣钵，但力图克服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不足，寻找价格粘性和市场非出清的微观基础，竭力证明这种“粘性”和“非出新”同样是经济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他们找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来说明这种“结果”，这些“理由”有些看来很不充分，证据不足，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这些“理由”都是从经济主体为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出发的，因而是合乎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也是能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微观基础上；二是这些“理由”尽管各不相同，说法各异，但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来的，是现实经济生活的某种反映。 　　

显然，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歧和区别，并不在于认为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要不要“理性预期”或力求“理性预期”，而在能不能“理性预期”或做到“理性预期”，也不在于认为要不要“市场出清”，而在于能不能“市场出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标准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能比新凯恩斯主义离真理更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