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聚集理论

产业聚集理论(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Theory)

产业聚集(Industrial Agglomeration)理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他们分别从外部经济、产业区位、竞争与合作、技术创新与竞争优势、交易成本、报酬递增等角度探讨了其形成原因与发展机理。由于研究背景及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不同学者对产业聚集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综合起来看，产业聚集是指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处在一个特定领域内相关的企业或机构，由于相互之间的共性和互补性等特征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组在地理上集中的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产业群的现象。这些产业基本上处在同一条产业链上，彼此之间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呈现横向扩展或纵向延伸的专业化分工格局，通过相互之间的溢出效应，使得技术、信息、人才、政策以及相关产业要素等资源得到充分共享，聚集于该区域的企业因此而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大大提高整个产业群的竞争力。

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1776)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根据绝对利益理论(Absolute Advantage)，从分工协作的角度，通过产业聚集对聚集经济做了一定的描述，他认为产业聚集是由一

群具有分工性质的企业为了完成某种产品的生产联合而组成的群体；大卫·李嘉图(1817)根据比较利益学说，研究了生产特定产品的区位问题，也指出了产业聚集所形成的聚集经济问题。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产业聚集及内部聚集和空间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的概念，并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es)条件下产业聚集产生的经济动因。他指出，所谓内部经济是指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则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作者提出了三个导致产业聚集的原因：一是聚集能够促进专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二是企业聚集于一个特定的空间能够提供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从而确保工人较低的失业概率，并降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可能性；三是产业聚集能够产生溢出效应，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优于单个企业的生产函数，企业从技术、信息等的溢出中获益。

马歇尔进一步指出，同一产业越多的企业聚集于一个空问，就越有利于企业所需生产要素的聚集，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金、能源、运输以及其它专业化资源等等。而空间内诸如此类的投入品，或者说生产要素的供给越多，就越容易降低整个产业的平均生产成本，而且随着投入品专业化的加深，生产将更加有效率，该空间企业也将更具有竞争力。因此，马歇尔相应提出了工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s)的概念和工业区理论。而关于聚集经济的根源，马歇尔认为来自于生产过程中企业、机构和基础设施在某一空间区域内的联系能够带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并带来一般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技能的集中，进而促进区域供应者和消费者之间增加相互作用、共享基础设施以及其它区域外部性。但是，马歇尔(1920)强调因为更大的劳动力“蓄水池”，非贸易投入的可得性和知识外溢带来的外部性会使得一个产业聚集于某地，而其分析只适合于一个产业，无法解释不同产业的聚集。

屠能(1826)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强调区位运输差异的理论，开创了区位理论的先河。在其《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作者寻求解释德国工业化以前某典型城市周围的农业活动的模式，最早用多种要素来解释聚集经济现象，其农业圈模型区位外生市场的假设，是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标准假设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更是因此而被称为边际主义的创始人。

而阿尔弗雷德·韦伯(1909)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聚集的概念，并从微观企业区位选址的角度提出了产业区位理论。从企业最小生产成本出发，认为费用最小区位是最好的区位，而聚集能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阐明了企业是否相互靠近取决于聚集的好处与成本的比较。他将聚集经济定义为成本的节约，并不特别关注产生聚集现象的原因，只

是将其假定为内部规模经济的外部表现，其模型的目的只是解释为何这样的经济会导致聚集，而不是解释聚集经济本身。他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聚集因素(Agglomeration Factor)，其中聚集因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聚集优势，这是初级阶段；而第二阶段则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实现地方工业化，这是最重要的，也是高级聚集阶段。

勒施(1940)对产业聚集与城市的形成及城市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大规模的个别企业的区位，有时也会形成城市，在这种场合，是一种综合生产几方面财货的大规模企业的区位。从区位论的观点来看，这所谓的几个方面的财货，也可以分别形成与之相关的几个产业区位。正是基于这些观点，勒施将城市定义为非农业区位的点状聚集。他认为，城市化是产业区位聚集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城市化的原因在于非农业区位的点状聚集，并且，他将这种区位的聚集分为自由聚集和受场所约束的聚集等两种形式：自由聚集，是指在任何场合都能发生的聚集，如围绕大规模个别企业的聚集、同类企业的聚集、不同类型企业的聚集、纯消费者的聚集等等。而约束性聚集，则是指受场所约束的情况，它受历史上的人口密度、地形、财富等空间差异的影响，即受“沿袭”下来的因素的影响。通常认为，这种沿袭下来的因素与原材料、水力、劳动、资本、适宜的气候、河流汇合点等因素有关，并以已有的区位为前提。胡佛(1937)在探讨聚集经济时，将聚集经济分为三类：即内部规模经济；对企业是外部的，但对产业部门而言是内部经济的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对企业和产业部门都是外部的，但因为产业聚集在某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对于城市化经济，他认为群体以外的其它类型的产品供给或活动可能增进聚集优势，如公共投入的可供性在群体经济中则很可能成为一种密切联系活动的混合体。而不是一种活动的单位群，也即供给的多样性形成了城市化经济的比较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在特征上的差异是很轻微的。

佩鲁(1955)的增长极理论同样与区域或城市的产业聚集观念紧密相关。佩鲁主要通过产业关联、外部性以及最终引起的产业聚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角度探讨了非均衡增长战略的状况。该理论认为整个行业体系包含某些有活力的部门或推进型的产业，而产业问的相互作用常常会打破平衡状态，所以要理解经济增长与变化，就必须把重点放在推进型产业上。由于这些产业规模大、市场力量强以及导致创新的能力巨大等原因而支配着其它产业或部门，也就吸引或引导其它经济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佩鲁认为经济空间与地理空间没有任何关系，其增长极概念可以跨越国界。并且，由于人际接触与交往，产业的地区性集中给产业结构和增长带来了特殊效应，它会强化经济活动并相互影响，经济增长是通过生产的聚集及其辐射作用带动的。

新竞争优势理论其实是对产业聚集的一种合作竞争解释，其含义是指企业通过寻求合作的方式来获得共同发展，即使这些企业在发展新产品及市场竞争中互为竞争对手，企业也可以通过与竞争对手的信息交换以获得最小化风险与最大化企业竞争能力。

新竞争优势理论中的协作行为规则基于相互之间的信任、家庭关系以及传统观念。这样使得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通过协作能够获得与大企业一样的内部规模经济，并在柔性专业化理论(Theory of Flexible Specialization)的基础上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的新产业区理论(The New Industrial Districts Theory)。通过对一些产业区的研究发现，较小企业聚集是基本的经济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影响到动态区域内企业间关系的社会及文化行为规则(主要是指制度因素)。当然，

产业区内企业之间真正合作的例子并不多见，企业间的相互关系也许依赖于特定的情况或者文化氛围，而且企业行业的规则在不同的国家也大不相同。

道格林与弗莱克(1997)指出了两种情况下企业可能会出现合作的可能性：一是准时制(just in time)存货与配货系统的利用；二是区域产业群内企业之间相互交易的速度与频率，企业之间的交易越频繁、越迅速，就会有越多的企业确定其生产的方向及新的企业专业化产品。这两种情况也许只适宜于上下游企业之间，而不适合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正如奈特(Knight，1996)所指出的那样，由于潜在的成本及收益之间极大的不同，企业之间横向纵向之间的合作划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他进而认为在游说、国外市场调查、联合出口促进、贸易份额划分及特定地区的专业化基础设施等方面，竞争性的企业可能合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在生产、销售及新产品开发等方面进行竞争。

与传统的产业聚集理论将重点放在产业内部的关联与合作之上不同，迈克尔·波特(1990)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角度对产业聚集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理论分析基础。波特(1990)通过对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产业聚集现象进行研究，从企业竞争优势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产业群(Industrial Clusters)的概念，同时还利用“钻石(Diamond)”模型对产业聚集及产业群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竞争不是在不同的国家或产业之间，而是在企业之间进行，而且贸易的专业化并不能通过要素禀赋状况而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他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企业上，并从创新能力的角度来探讨了产业的聚集现象，其整个理论分析框架包括四个方面：即需求状况、要素条件、竞争战略、产业群(或者说相关及支持性产业)。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产业在国际上要具有竞争力，就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国内较好的需求状况；要素投入的质量；促进企业在其产业内部迅速超越其它企业的竞争压力；特定产业供应商与顾客之间的联系。

在波特的钻石模型中，创新在理解企业的竞争优势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是企业创新市场或获得及保持市场份额的核心。该理论认为，产业群通过三种形式影响竞争：

一是通过提高立足该领域公司的生产力来施加影响；

二是通过加快创新的步伐，为生产力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是通过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扩大并增强产业群本身来影响竞争。

其实，产业聚集可以说是外部经济条件下企业区位选择的具体体现，产业群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影响竞争与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及规模经济观念基本相似。如产业群的产生为企业获得雇员与供应商提供了更好的途径，产业群内的企业能够获得专业化信息的途径，产业群为创新也提供了许多容易捕捉的机会，并且，由于产业群内部企业能够更了解各顾客的消费需求，更接近于市场从而能够更有效地进行创新。此外，由于产业群不仅包括相互竞争的同行业产业实体，而且还涉及到顾客与一些辅助性机构及政府提供的一些基础性设施，这样会导致产业群内企业可以进行较低成本的试验。所以，对于溢出效应起决定性作用的行业来说，企业的区位选择应该趋于地理上的集中，从而聚集现象就必然发生。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产业聚集现象，其核心思想是：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替代物而产生的，并通过形成一个组织来管理资源，从而节约市场运行成本。

科斯(1937)认为，在企业外部靠市场价格机制协调控制生产，在企业内部，由于交易被取消，市场交易的复杂过程和结构将由企业内部的管理者来代替控制生产，这些都是协调生产过程的不同方式，本质上是一样的。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用它来分析组织的界限问题，其目的是说明，企业或其它组织作为一种参与市场交易的单位，其经济作用在于把若干要素所有者组织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换，这样减少了市场交易者数量，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有利于削减交易费用。该理论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产业聚集(企业的聚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交易费用的降低)。

在科斯之后，威廉姆森等许多经济学家又进一步对交易费用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威廉姆森(1977) 将交易费用分为

事前的交易费用和事后的交易费用，事前的交易费用是指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事先规定交易各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明确这些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过程中就要花费成本和代价，而这种成本和代价与交易各方的产权结构的明晰度有关；而事后的交易费用是指交易发生以后的成本，这种成本表现为各种形式：

其一，交易双方为了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

其二，交易双方发现事先确定的交易事项有误而需要加以变更所需付出的费用；

其三，交易双方由于取消交易协议而需支付的费用和机会损失。

在此基础上，威廉姆森1980分析了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小数目条件、组织或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信息不对称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市场与企业间的转换关系。该学者又于1985年解释小数目条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认为小数目条件即市场上的角色数目越少，则市场机制就越失效，并于1994年建立了基于区域之间动态的交易费用模型。

按照科斯和威廉姆森的观点，产业聚集有助于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改变小数目条件、克服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提高信息的对称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杨小凯(1991)则从劳动交易和中间产品的交易角度区分了企业和市场，认为企业是以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而不是用企业组织替代市场组织。后来，杨小凯在1995年又进一步研究认为，企业和市场的边际替代关系取决于劳动力交易效率和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

所以，按照科斯、威廉姆森及杨小凯等制度经济学派学者的观点，从交易角度看，市场和企业只不过是两种可选择的交易形式和经济组织形式，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且在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其它中间组织形式，产业聚集就是处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组织形式。

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下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将使得一个区域对未来企业的进入更具有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对于以后的企业来说，即使获得的财政补贴较少，但却能够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得利益。所以，马丁的模型对企业的区位选择及产业的地理集中作出了预测。由于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效果将可能超出直接的经济效果，即能够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存在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产业聚集，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后来获得的)聚集优势增加而增加。这样，各区域为获得长期利益而竞相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外部资金或企业的注入，各区域之间的“优惠政策”之争也就在所难免。

总之，新制度经济理论所强调的重点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性，该理论认为，不管在企业内部还是企业之间，社会关系一方面可以降低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力。这种社会资本，是形成产业聚集的出发点之一，也是产业聚集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条件之一。

近年来，以保罗·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学派从全新的角度

来研究聚集经济和产业聚集现象，该理论从一般性的角度研究聚集并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解释了在不同形式的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和不同类型的运输成本(Mobility Cost)之间的权衡问题，并对企业聚集现象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

新经济地理学以Dixit-Stiglitz(D-S模型)(1977)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为基础，借助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假定—— 收益递增思想，建立了描述产业聚集的“中心一外围”模型(Core—Periphmy)(克鲁格曼，1991)。该模型的基本假定为：一个国家，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其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因此农产品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由外生的土地分布情况决定；制造业包括许多有差异的产品，其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特征，很少使用土地。而正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制造品的生产将只在为数不多的地区进行，从而实现了产业的聚集。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心一外围”模型依赖于外部经济，即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

尽管这些学者已经开始为产业聚集现象寻求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解释，但是他们并没有阐明聚集发生的具体机制，而且其模型一开始就假设存在一个市场规模较大的中心地区(同时强调两地区间从人均水平看没有比较优势) ，从而也不能解释“中心一外围”模式的形成。

该学派此后的研究，开始寻求“中心一外围”模式的内生解释，并阐释“循环因果”形成的具体机制。在考虑收益递增、垄断竞争和贸易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通过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来探讨聚集发生的机制。在该模型中，其假定有两个地区和两个部门：规模收益不变的以农业劳动力为投入的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以工人为投入的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制造品的贸易存在运输成本。

该模型还假定农业人口在两地平均分布，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工人流动的动力来自两地的工资差异。在引入了这样的工人流动机制，通过求解厂商和消费者最大化问题，得到均衡时两个地区工人的工资之后，分析了在什么条件下会出现产业聚集的均衡结果：工人完全流向一个地区即制造业聚集于一个地区(当然也会出现其它的均衡结果，如产业完全分散或部分分散)，以及均衡是否唯一，是否稳定。在均衡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规模经济(在该模型中用替代弹性来衡量)、运输成本(也就是贸易成本)和制造业份额(即需求因素)这三个变量起着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