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布局理论

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叶

1、杜能的《孤立园》。1926年，法国经济学家杜能撰写了著名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国同农业圈层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布局上，并不是哪个地方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级差地租，首先是特定农场（或地域）距离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运近，亦即集中化程度与中心城市的距离成反比，为此，他设计了孤立国六层农业圈。尽管杜能的理论忽视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也没有研究其他产业的布局，但他的农业区位理论给西方许多工业区位理论的研究者以深刻的启发，杜能也因第一个研究区位问题，被誉为产业布局学的鼻祖。

2、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认为，运输费用对工业布局起决定作用，工业的最优区位通常应选择运费最低点上。韦伯还考虑了其他两个影响工业布局的因素（劳动费、运费）

①对劳动费在生产成本中占很大比重的工业而言，运费最低点不一定是生产成本最低点。当存在一个劳动费最低点时，它同样会对工业区位产生影响。

②聚集力是指企业规模扩大和工厂在一地集中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企业外部经济效益的增长。

1、成本学派理论，核心是以生产成本最低为准则来确定产业的最优区位，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阿尔弗雷德·韦伯之后是胡佛。胡佛提出运输成本由两部分构成：线路运营费用、是距离的函数；站场费用、则不一定。在此基础上他对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理论作了修改：第一，若企业用一种原料生产一种产品，在一个市场出售，在原料与市场之间有直达运输，则企业布局在交通线的起点最佳。因为在中间设厂将增加站场费用。第二，如果原料地和市场之间无法直达运输线，原料又是地方失重原料，则港口或其他转运点是最小运输成本区位。

2、市场学派理论。成本最低并不是全意味着利润最大化，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影响越来越重要，是产业布局必须充分考虑市场因素，尽量将企业布局在利润最大区位。克里斯塔勒创立了“中心地理论”，他认为高效的组织物质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必然是以城市这一大市场为中心，并由相应的多数市场构成相应的网络体系。

3、成本—市场学派理论，在前两者基础上形成

⑴俄林的一般区位理论。认为：运输方便的区域经济能够吸引到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并能成为重要市场，因此可专门生产面向市场、规模经济优势明显和难以运输的产品。而运输不方便的地方则应专门生产易于运输、小规模生产可以获利的产品。

⑵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第一，处于创新期的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一般趋向于科研信息与市场信息集中，人才较多，配套设施齐全，销售渠道畅通的发达城市。第二，处于成熟期的产业会出现波浪扩展效应，开始向周边地区扩散，（因为生产定型化使技术普及化，同时大城市的成本费用一般比较高）。第三，衰退期的产业沦为劳动密集型，技术完全定型化，产品需求已趋于饱和，生产发展潜力不大，于是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

4、以后起国家为出发点的西方产业布局理论

⑴增长板理论（法）。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者有创新力的企业在特定区域或者城市聚集，从而形成一种资本和技术高度集中，增长迅速并且有显著经济效益的经济发展机制。由于其对临近地区经济发展同时有着强大的辐射作用，因此被称为“增长极”。根据增长极理论，后起国家在进行产业布局时，首先可通过政府计划和重点吸引投资的形式，有选择地在特定地区和城市形成增长极，然后凭借市场机制的引导，使增长极的经济辐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并从其临近地区开始逐步带动增长极以外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

⑵点轴理论——增长极理论的延伸。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过程看，产业、特别是工业等集中于少数点，即增长极。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增多，点与点之间由于经济联系的加强，必然会建设各种形成的交通线路使之相联系，这一线路即为轴。轴线一经形成，对人口和产业就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吸引企业和人口向轴线两侧聚集，并产生新的增长点。从而由点到轴，由轴带面，最终促进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1）产业布局层次（中国性产业布局和地区性产业布局）；

（2）产业布局机制（产业布局的市场机制，产业布局的计划机制）；

（3）区域产业结构（产业构成和各个产业之间的联系，各个产业构成的比例关系的总和）。

1、各个产业由于自身的技术经济要求不同，而在布局上呈现出不同特征；

2、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

一、原材料、市场和运输

对于使用大量原材料的制造产业来说，特别是那些在生产制造过程中将大大减低原材料的重量、体积及使用易变质的原材料，将此类产业建于原材料产地附近会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在生产制造过程中，最终产品的重量，体积将大大增加，或产品易变质的情况下，将该类产业建在消费市场附近就比较有利。随着原材料处理，运输方式的改进，以及制造业的构成由重工业转向高附加值工业，原材料的运输方式及成本不再是产业布局中，非常重要因素，相反，接近消费市场日益重要。（更快地了解顾客偏好、服务要求、竞争者信息等）

二、劳动力
劳动力因素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质量。不同地区间的劳动力成本往往差异很大，这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费用要求，社会保障键全与否，工业化水平等都有关系。雇佣劳动力的难易程度也是产业布局中需要考虑因素。一般来说，在城市原有大量的劳动力储畜，雇用成本相对较低；反之，企业可能会有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地区拥有大量劳动力是吸引某些厂商（劳动密集型）选址于该地区的重要因素，然而要素质量上的差异，如劳动者的技能、工作态度和道德水平都很可能会抵消这优势。研究发现，由于发展中国家地区间（特别是主要城市与其他地区间）要素质量上存在差异，使厂商在选址时，往往首先从中心城市逐渐移到邻近地区。

三、外部规模经济性
城市化规模经济性指由于建立在大城市，（而非中小型城市）中而对经营的好处，如更接近市场和消费者，运输成本低，较大的劳动力储畜，获得多种商业服务。本地化规模性指与其他同类或相关行业的厂商集中于同一区域经济而带来的好处：

⑴利用已成的某种产品的市场；

⑵拥有高度产业化的劳动力队伍；

⑶利用区内高度专业化的销售、研发及劳动力培训服务；

⑷形成地区的专业化分工，存在大量的主要专业性厂商进行配套服务。

四、政府职能与政府干预
政府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有三种不同方式：

1、直接划定产业布局政策，是一种由国家政府为刺激特定区域的经济发展（以某种激励或补贴形式），自上而下制定实施的政策。

2、产业布局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与关税政策、国际政策

3、导出的布局政策，由于各地方政策对于吸引投资、开发本地经济的意愿，方法和政策存在不同，这种差异实际上造成了是空间布局政策的效果。

中国产业布局的历史轨迹，表现为“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逐渐演变的过程，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一、1949—1978年：均衡产业布局政策
建国初，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聚集了中国70%以上的工业，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北京、南京、无锡化市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94%，内陆地区近代工业几乎一片空白。所以，采取大规模向内地推行工业化模式，以求均衡发展，均衡产业布局政策选择的评价：

1、比较优势判断。在1978年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大前提下，中国区域产业布局在本质上不具有依据比较优势布局的特征，资本和劳动力资源不能自由流动，地区间的贸易方式以计划和调拔为主。当时的产业布局主要是以政策导向为主，重工业不仅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继续发展，而且在中西部也大规模推进重工业化过程，选择的布局地点也以战备为需要。因此，中国重工业化布局不具有比较优势特征，是缺乏效率和效益的重工业化。同时，这种又调生产力的均衡布局和地方工业自成体系，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政策，造成了中国工业体系“遍地开花”

2、公平与效率取舍。改革前中国政府对空间公平的追求基于对效率的提高，用整体的效率损失换取区域的均衡发展，表现为近30年时间中国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都处于增长缓缓乃至停滞状态，而表面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在扭曲的产业结构和绩效较低的情况下实现的。

二、改革开放后的非均衡产业布局政策

1978年以后，在对传统计划体制进行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的主导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侧重公平转向侧重效率，一改过去的均衡发展，实施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把建设的重点转向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引进外资、国家投资、优惠政策方面，产业布局政策都倾向于东部。

（一）非均衡产业政策对中国的积极的影响

1、产业布局经历了从均衡到非均衡较转变后，在中国范围内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分布，由南向北展开的布局。

2、根据各地域的优势，初步形成了产业布局的地域分工。东部地带的12个省、市、区经济发达，工业结构偏向于加工工业，较轻工业比重较高，技术和资金密集度较高。中部九个省区，工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原料工业和重加工工业较突出。西部九个省区，区内经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较差，但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工业结构以采掘业为特色。

3、一批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增强，有效带动了周围区域经济的增长，东部地区的大中型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和劳动作用增强，形成了工业密集区域，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

（二）非均衡产业布局的负面影响

1、地区经济差距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1980~1992年群间，中部同东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差距由31.2%扩大到了43.1%，西部同东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43.8%扩大到50.5%。

2、区域经济磨擦，地区封锁日趋强化。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财税实行“分灶吃饭”和分权体制改革以来，区域中的地方政府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力，区际关系开始按市场规则行事，由于转轨时期新旧体制的磨擦，使区域经济形成经济活跃经济紊乱并存的局面。

3、产业布局非区位化，引发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在利润动机的诱导下，各地区纷纷加速发展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忽视基础产业，从而导致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在加工工业上，一些拥有先进技术和设备，有条件发展深加工和高技术产业的发达地区未能较快改造传统产业，振兴新兴产业，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固守原有的一般加工水平，产业升级换代缓慢。而一些设备技术差的落后地区限制原材料流出，自搞加工，刻意追求高附加值，又往往依靠外汇进口原器件来支撑耐用消费品加工工业。结果是资源产区和加工地区的产业结构从不同的起点出发，走向趋同。这种不合理的趋同，直接产生以下不利后果：一是区域分工弱化，分工利益减弱；二是布局中重复引进，浪费现象严重；三是产业间的空间组织缺乏专业化协作，企业规模在低效率基础上趋向小型化及空间分布均衡化，造成分工效益和规模效益双重损失。

4、注重地区经济倾斜，忽视产业倾斜。从比较利益理论和非均衡理论出发，给基础好的地区某些政策倾斜优惠是应该的可行的。但是必须把地区倾斜与产业倾斜结合起来，着力培训地区增长点和产业增长点。中国在产业布局实践中对东部进行了全面倾斜，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中西部的农业、能源、原料和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