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英语：Alfred Marshall，1842年7月26日－1924年7月13日），英国经济学家。

马歇尔1842年出生于伦敦郊区的一个工人家庭，虽然家境一般，父母却努力让他受到很好的教育。青年的马歇尔进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尽管他对哲学饶有兴趣，但最后还是选定经济学为专业。做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原因是马歇尔曾走访英国的贫民区，无法忘却他所见到的贫穷和饥饿。毕业后，马歇尔在剑桥大学任教9年，然后到了牛津大学，1885年他回到剑桥大学任教直到1905年退休。

马歇尔出生于英国伦敦，从小接受他那极为严厉的、期望他儿子能成为一个牧师的父亲的教育。但他背叛了他父亲的意愿，去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学习数学并获得学士学位，并被选为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随后，他先后担任布里斯托尔大学校长，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讲师和教授。1880年，他担任英国协会第六小组的主席，正式领导了创建英国（后改为皇家）经济学会的运动。马歇尔是剑桥大学教授，也是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被看做是与斯密《国富论》、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的着作，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对个人效用观念的强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这本书在马歇尔在世时就出版了8次之多，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专着，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英国经济学的《圣经》。而他本人也被认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者，他的理论及其追随者被称为新古典理论和新古典学派。同时由于他及其学生，如J.M.凯恩斯，J.S.尼科尔森，A.C.庇古，D.H.麦格雷戈等先后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因此也被称为剑桥学派。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受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亨利·西奇威克的影响，正因为这个人对他在经济学及道德哲学方面的影响很大，马歇尔的学术兴趣逐渐由物理学转向了哲学和社会科学。

 

Alfred Marshall (1842–1924) was the founder of our Tripos (in 1902) and a major figu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fessionalisation of economics. He was, first and foremost, a brilliant and original theorist; but he also passionately believed that economics should contribute to human well-being and that economics students should know as much about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s of the real world as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hrough which they could be organised and understood.

Many of the tools we use today originated with Marshall -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supply and demand curves, the concepts of elasticity,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surplus, the device of splitting time into market, short and long periods - all of these and much else come to us from Marshall, mainly through his famous Principles. The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90 and it went through eight editions in his lifetime.

 

马歇尔是局部均衡分析的创始者，他研究单个市场的行为而不考虑市场与市场之间的影响。他用上升的供给曲线和下降的需求曲线分析收入、成本的变化对价格的影响。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弹性的概念和计算弹性的公式。他分析了需求的价格弹性和供给的价格弹性，发现在短时期内需求的上升会带动价格产量的小幅度增加，但更多的会导致价格的上升。在长时期内，产量较容易扩张或收缩，企业可以进入或退出，这使得长期的供给曲线显得比较平坦。因此，马歇尔得出结论，在短期里，需求是影响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而在长期里，供给或生产成本是影响价格的决定因素。

马歇尔特别关注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他把贫困问题归因于劳动市场。在劳动市场里，非技术性劳动的供给由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所决定，即工资水平上升时，人口增加，从而劳动供给也增加。但对非技术性劳动的需求却因为机械化而持续减少。供给与需求这两种力量是非技术性劳动的工资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缺乏技能和谈判力量的工人只会得到较低的工资，这导致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水平无法提高，他们的儿女也会有同样的遭遇。马歇尔吧解决贫困的希望寄托于教育，他主张限制非技术工人的家庭规模和建立累进税制度，但不主张设立最低工资保障和工会。在宏观经济学方面，马歇尔采用了购买力平价的概念来解释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

 

马歇尔的最主要著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公认为划时代的著作，也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所阐述的经济学说被看作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续和发展。以马歇尔为核心而形成的新古典学派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在西方经济学中一直占据着支配地位。马歇尔经济学说的核心是均衡价格论，而《经济学原理》正是对均衡价格论的论证和引申。他认为，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的两翼，是同时起作用的。

《经济学原理》一书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建立了静态经济学。作为最有才华的数学家之一，马歇尔在他的著作里力求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思想，把数学的定量材料仅仅作为附录和脚注。他独自开创边际效用理论，然而他在未把该理论完全纳入他的体系之前并未公开这一创见。

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是通用的。因此，不能把“政治经济学” 理解为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学科，“政治经济学”也可简称为 “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说集是19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末经济学之大成，并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马歇尔是剑桥大学教授，也是英国正统经济学界无可争辩的领袖。他于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被看作是与斯密《国富论》、李嘉图《赋税原理》齐名的划时代的着作，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英语国家）替换了古典经济学体系其供给与需求的概念，以及对个人效用观念的强调，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

这本书在马歇尔在世时就出版了8次之多，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专着，多年来一直被奉为英国经济学的圣经。而他本人也被认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者，他的理论及其追随者被称为新古典理论和新古典学派。同时由于他及其学生，如J.M.凯恩斯，J.S.尼科尔森，A.C.庇古，D.H.麦格雷戈等先后长期在剑桥大学任教，因此也被称为剑桥学派。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受到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亨利·西奇威克的影响，正因为这个人对他在经济学及道德哲学方面的影响很大，马歇尔的学术兴趣逐渐由物理学转向了哲学和社会科学。于是，马歇尔的思想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曾经他把西奇威克称为自己“精神上的父母”。

后来，他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英国出现的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他感觉到，神学、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都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于是，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经济学上面来，把理解社会现状的希望寄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打算从经济上来分析社会不公平的原因，他把经济学看成是增进社会福利、消灭人类贫困的科学。

但他的核心仍然是在证明资本主义是 一种合理的制度，它可以自动地保持均衡，因而马歇尔最终还是成了资本主义的辩护人。

 

马歇尔非常专注于数学，但是他也十分努力的把自己的著作推广给普通大众。他在1879年的著作《工业与贸易》在英国广泛流传学习。此后，他花了10年时间撰写《经济学原理》，于1890年发表。这本书被认为是马歇尔最伟大的著作。他阐述了均衡价格论，把传统的生产费用论、供求论同边际效用论结合在一起，提出需求价格、需求规律、需求曲线、供给价格、供给规律、供给曲线、边际效用、边际生产成本消费者剩余等概念，分析了均衡价格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马歇尔主要着述有：《对杰文斯的评论》、《对外贸易的纯理论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工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现状：1885年2月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统计学会杂志》、《马歇尔官方文献集》、《关于穆劳动力先生的价值论》、《伦敦贫民何所归》、《一般物价波动的补救措施》、《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精义》、《关于租金》、《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分配与交换》、《创建经济学和有关政治学分支课程的请求》、《经济骑士道精神的社会可能性》、《战后的国家税收》、《工业与贸易》、《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纪念集》等等。

 

马歇尔的著作《公民权与社会阶级》195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之后一版再版。反映了其公民权利观。

围绕这一社会转型的研究，1989年之后，有两本40年代的旧书重新引起国际学界的兴趣。一本是卡尔·波兰尼1944年的《大转折》，通过对英国“济贫法”的历史研究，否定了“市场乌托邦”幻觉并提出了社会自救原则，早已为国内学者熟悉；另一本是T.H.马歇尔1950年的《公民权与社会阶级(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这原本是T.H.马歇尔1949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演讲稿，195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之后再被多家出版社一版再版。

一、马歇尔观点“工人阶级的未来”的发展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工人阶级的未来”可以说是T.H.马歇尔演讲的“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起点。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完成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过渡使命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有着极强的社会关怀，就像19世纪的许多其他进步主义者或者社会改良主义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1873年，他在剑桥改良俱乐部曾经以“工人阶级的未来”为题发表演讲。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看来，问题不在于能否最终实现平等，而是进步是否坚定不移；而且，这种进步应当体现为工人阶级得到的教育和休闲价值，而不仅仅是工资的提高和物质的改善。他相信，通过公民教育每个人都可能培养独立性和互相的尊重，接受一个公民应当具备的私的和公的责任，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绅士，而不是生产机器。后来负责编辑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纪念文集的庇古专门收录了这篇旧文。庇古也是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工人阶级的未来”可以说是T.H.马歇尔演讲的“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的起点，这也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基金会在伦敦经济学院设立社会学讲座的初衷。而T.H.马歇尔本人，原来也是一位经济史学者，1925年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拿到助理讲师职位的时候也不在社会学系。在成为著名社会学家后，T.H.马歇尔亦学亦官，不仅在伦敦经济学院创立了阶级冲突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核心的阶级和人口研究，而且在战后先后担任了在德国的英国高级委员会的教育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主任等公职，对欧洲社会政策的形成影响颇大。社会权利这个概念也最终被写进1966年的联合国权利公约。

在如何改善工人阶级处境的问题上，尽管都深信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够增进全民福祉，相比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教育绅士论，20世纪的T.H.马歇尔当然更进一步，认为公民地位才是所谓绅士生活的实质，也就是：虽然一个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制度也许永远难以消除，但它必须以一个平等的公民权为前提，才是可被接受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一个机会平等、符合人性和尊严的普遍公民权制度，任何社会差别或者社会阶级都是不可想象的，社会将充满压迫、动乱和恐怖；反之，只有当普遍的公民权得以保障，一个容忍结果不平等的阶级体系和社会秩序才可能维持，而且促使社会差异本身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二、T.H.马歇尔对公民权利进一步阐述，从基本民权到社会权利

19世纪英国的基础教育普及却第一次带来了社会权利的普遍化，因为教育有助于提高公民在劳动市场的价值(人力资本)教育，从而改善了所有贫困家庭孩子的未来，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前提。

不过，作为一名深受霍布豪斯、杜克海姆、韦伯、曼海姆影响的社会学者，支撑这一论断的当然不是“解经”似的哲学论证，而是T.H.马歇尔对公民权演化的历史考察和在此基础上的公民权利三划分：基本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基本民权指人身权利、财产权利、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基本人权；政治权利则是参与政治的权利，普遍的选举权是核心；社会权利则视公民当然享有教育、健康和养老等权利。

循着时间之维，T.H.马歇尔将英国的公民权利的形成归纳为从基本民权到政治权利到社会权利的三阶段演化，并标志着国家职能和相应制度的改变：从大宪章到1832年第一个改革法案通过，或者说整个18世纪，基本民权不仅作为法治的准则，而且因为独立的司法裁判制度得以实现，许多旧的比如关于新闻审查的法律被废止。在经济领域，基本民权则体现为劳动的权利。19世纪，当围绕这一权利的斗争形成劳工运动，来自社会大众对权利的集体诉求，比如工会主义，超出了基本民权个人主义的范畴，也挑战了原先只属于少数人的地方化、特权化和阶级化的政治权利分配格局，原先含混着政治权利和基本民权的代议制议会开始出现功能分化和向政治权力的专门化趋势———也就是权力向下院的转移。在这一趋势下，政治参与从原先地方性的、属于少数人的责任转化为大众渴望的权利，公民普选权的讨论与实现成为可能，民主的代议制也成为这一权利的集中体现。到1918年最终确立普遍的选举权，公民不再是地域性的市民，而被赋予了国家的，也就是政治的意义，自由成为普适的———从英国到日本，大多数现代民族国家都在这段时间或者稍后实现了普选。

在《公民权与社会阶级》描绘的演化路径中，与政治权利作为基本民权的扩展不同，社会权利可以追溯到传统社团或者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但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一传统被济贫法和工资法规所替代。波兰尼在《大转折》中强调过“济贫法—Speenhamland体制”曾经起到的维持贫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作用。不过，这一最低限度的社会权利在漫长的早期资本主义过程中游离于公民权之外，仅仅是针对贫民、贫困病人等所谓弱势群体的救济。中国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安全网与之非常相似：对那些政府救济的下岗职工、贫困居民来说，接受最低生活保障通常意味着放弃进一步的权利诉求。但是，19世纪英国的基础教育普及却第一次带来了社会权利的普遍化，因为教育有助于提高公民在劳动市场的价值(人力资本)教育，从而改善了所有贫困家庭孩子的未来，也因此成为现代社会公民自由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权利成为公民权利中与基本民权和政治权利一样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也与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

三、教育权也是社会权利的基本内容

只有当教育为核心的社会权利内化为公民权的基本内容，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平等才可能籍由公民权的主张得到实质的改善。

更重要的，T.H.马歇尔发现，在梅因论述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型过程中，基本民权比如财产权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拥有，而在于能否取得，而能否取得，又取决于能否保护，而能否保护又在于所有者能够解释财产的合法来源。如果缺乏教育，如何向法官大人解释呢？只有当教育为核心的社会权利内化为公民权的基本内容，阶级差异和社会不平等才可能籍由公民权的主张得到实质的改善。

与教育权类似，失业救济表面上是对失业者的福利，但因所有劳动者皆有失业的可能而成惠及所有公民，且每个劳动者皆有承担和分摊社会保险义务的权利；同理，公民的健康并非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事务，而是关系社会平等的集体权利，其实现也端赖全民强制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这正是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也是我们区分新欧洲与美国模式的关键。

不过，T.H.马歇尔提醒我们，就像基本民权依赖独立司法、政治权利依赖议会民主，这些社会权利则依赖发达的法律程序和社会服务为主体的国家职能转型。最近一任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社会学家、英国工党的思想家吉登斯走得更远：他最近20年的研究在T.H.马歇尔的公民权利三划分的基础上添加了第四象限———生态权利，而且推进到关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可能性的探讨。

相形之下，国内理论界对T.H.马歇尔的社会权利还相当陌生，对欧洲的福利国家体制也缺乏深度研究。浮在表面的左右之争尽管在全民教育、健康等问题上交锋激烈，却缺乏对社会权利的起码共识。所谓自由主义者往往忽视社会权利、鼓吹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认为宪政改革以及政治权利能够解决社会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危机；而“新左派”和老左派只是强调教育、医疗的社会福利属性，强调大概永远无法消除的阶级差异，却避开普遍公民权本身以及公民权对社会平等的积极意义；新的“大国主义者”同样忽视普遍公民权作为民族国家建设和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作用，停留在精英政治或者精英公民的立场中。

尽管如此，对于那些积极参与公民维权运动的维权分子和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运动实践似乎已经创造了一个不同于T.H.马歇尔的历史唯物主义“三阶段论”的新模式：通过主张社会权利和基本民权，中国社会的公民意识开始复苏，公民权利正在被逐渐争取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