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学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创建的一个学派。由于马歇尔和他的忠实门生A.C.庇古、D.H.罗伯逊(1890～1963)等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所以被称为剑桥学派。又由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A.斯密、D.李嘉图直至19世纪中叶的J.S.密尔的经济学说，包括这个时期的庸俗经济学在内,统称为古典经济学,而剑桥学派由于其创始人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庸俗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庸俗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　　

这个学派所传播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在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该书继承19世纪初以来的英国庸俗经济学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该书一出版，就被吹捧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马歇尔的学说,通过其忠实门生,特别是庇古（他于1908年接替马歇尔为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直至1944年退休），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阐发和传播，形成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支配地位。

剑桥学派的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用“只有渐进没有突变”的所谓连续原理分析经济现象，认为在经济现象之间，经济概念之间都存在连续关系，没有严格的区分；用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和数学中的“增量”概念，来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在分析的同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使用所谓局部均衡法；在静态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以区别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内，供求状况的不同变化所达成的不同均衡状态；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都是由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这两类动机支配的，这两种动机决定着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剑桥学派的核心内容是均衡价格论。他们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不同需求量和相应需求的价格所构成的需求曲线，与用边际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决定的，不同供给量和相应的供给价格所构成的供给曲线，说明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决定。他们用均衡价格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以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

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分配论，他们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对劳动、资本、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的“负效用”；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期待”。工资是劳动供求均衡时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供求均衡时资本的价格；利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剩余，它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剑桥学派竭力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至于实际存在的失业，则认为主要是工资率缺乏伸缩性的结果。

作为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庇古，除了以精确、明晰的表述，忠实地传播马歇尔的学说外，还在其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福利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从边际效用基数论出发，提出国民收入量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的命题。他还区别“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个概念，来说明怎样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达到最适度的一点，从而使国民收入总量最大，社会经济福利最大，这使剑桥学派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在货币理论方面，剑桥学派以提出货币数量说的剑桥方程式著称。1917年庇古首先把马歇尔在这方面的论点公式化，以后罗伯逊在1922年出版的《货币》一书中，凯恩斯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对剑桥方程式和马歇尔的货币理论又有进一步的阐发。

此外，剑桥大学的罗宾逊于1933年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改变“均衡价格论”的完全竞争的假定，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分析企业均衡产量和价格的决定，但在分析方法上，仍然没有超脱马歇尔-庇古理论的框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二十年代英国经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空前严重。特别是1929年爆发空前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严重困境，这使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濒于破产。面临这一形势，原属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于1936年以叛离传统理论的姿态，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抨击他称之为“古典学派”的马歇尔、庇古的观点，建立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寻求新的出路和理论根据。

核心内容是均衡价格论。他们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不同需求量和相应需求的价格所构成的需求曲线，与用边际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决定的不同供给量和相应的供给价格所构成的供给曲线，说明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决定。他们用均衡价格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以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分配论，他们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对劳动、资本、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的"负效用"；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期待"。工资是劳动供求均衡时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供求均衡时资本的价格；利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剩余，它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剑桥学派竭力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至于实际存在的失业则认为主要是工资率缺乏伸缩性的结果。剑桥学派的这些理论观点，都是用来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抹煞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