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协调理论
金融协调理论是在
充分把握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分析和动态分析的方法,研究金融及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它们的收益、成本、风险状态和运动规律,并研究由此决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揭示金融内部构成要素之间,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构造金融协调运行的政策调控体系,以促进金融与经济高效、有序、稳定、健康发展。1.亚洲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动荡,在实践上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迫切要求金融理论的创新。
2.传统金融理论是传统经济下的产物,是与20世纪工业经济时代相适应,其研究对象是经济运行环境相对稳定下的资源配置问题。21世纪的经济是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是高科技迅速发展的知识经济,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支持和拉动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由于知识积累、专业分化、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大,所以这种经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协调问题。其研究对象是在经济协调基础上动态资源有效配置。经济金融协调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
3.由于现代经济中信用关系普及,债务关系的相互依存,金融资产规模膨胀,并成为联结现在和未来的动态资产配置的主要因素,现代经济协调首要问题便是金融协调问题。
从哲学角度看,金融协调符合任何事物发展的规律;从经济学角度看,金融协调符合均衡发展理论;从国家和社会安全角度看,金融协调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哲学基础
金融协调的中心点是效率,金融协调的方法论是动态的、系统地、和谐地实现经济的运行,其中包括了金融各要素与社会经济各主体的博弈在内,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目标。其哲学基础,首先是中庸哲学。中者,中正、中和;庸者,用也,即“允执其中”。既然要坚持中,就要把握两端,也就是矛盾的对立面。协调,就是对立的统一,取
2.经济学基础
经济理论是在对经济实践抽象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抽象经常是以舍弃一些不太重要的因素为代价,但经济活动变迁也会使原来不太重要的因素变成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和决定因素,这时就要求对原有的经济理论进行扬弃,实现经济理论的创新。传统的经济理论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其理论基础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其研究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其研究目的是要论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这样在研究中就忽视了经济的演化和变迁问题,当然在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种舍弃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经济理论就很难回答现实经济生活提出的问题,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经济变迁相关的动态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便产生了以分析经济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演化经济学的复活,并从古典经济学著作中找到它的理论渊源。
1.关于经济中的互补性问题
这里所说的“互补性”,与外部性的概念基本相似,但又有些差异,它不仅强调金钱的外部性,更强调技术的外部性和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它是指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一般规律,由经济发展中分工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企业与企业、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由于迂回经济所构成的生产过程的分解和扩张而形成的分工,使得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发展,更多地受到其相关的一系列企业和产业的发展状况的影响。单一企业和产业的成本,更多与相关企业和产业数量相关,从而形成企业整体的相关关系。从经济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经济越发展,经济活动的互补性和外部性也越普遍。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严重影响了“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看不见的手”范式的悖论越来越多,从而也就在更大程度上要求从协调的角度来处理和解决经济问题。
2.关于报酬递增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报酬递增,是指在社会分工下引致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进一步引起新的分工的经济演化进程中,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的报酬增加情况。报酬递增突破了新古典学派以报酬不变为基础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式,并把动态的、非均衡的经济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由于有市场扩大分工深化条件下的报酬递增,我们才能了解金融活动,金融制度在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扩大投资和扩大市场中的作用,这可能是我们真正把握金融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一条新途径。
3.关于金融效率
这里我们提出以金融效率为中心,是在把握金融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围绕金融活动的效果,从宏观的系统的观点和动态的长期的观点来研究金融和经济的关系,特别是研究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经济演进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在这里,我们一方面强调金融效率在整个金融理论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传统金融理论研究中忽视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正是构成了我们正确认识金融与经济,正确处理金融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我们强调金融效率的宏观性和动态性,这与单一关注金融的微观盈利性和静态盈利状况是不同的。
4.关于金融溢出效应
金融溢出效应是指金融各构成要素或作为一个整体的产业,其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不相一致的外部性的关系。金融的这种溢出性或者说外部性的表现,必须运用协调的思想和方法,才能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实现其激励和约束的相容作用。
5.关于协调和均衡
我们认为,金融协调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均衡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均衡是在发展中均衡,那么就可能出现整个均衡与局部不均衡并存;或长期均衡与短期不均衡并存。金融资源在内部的流动,包括各层次上或各相关要素之间的博弈,从而推动长期和整体的均衡,使金融与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当外部规则发生变化时,会产生新的博弈,这又将会推出新的均衡或协调。
6.关于国际金融协调
金融协调当然包括国际金融的协调。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加显示出现代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协调的重要性。
金融协调理论从协调问题出发研究金融,从而使得金融成为与时间变迁相联系的有历史阶段性的金融,使金融成为处于经济生活中而又内生于经济系统中的金融,这样也就更接近于金融的本来面目。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角度的转移,必然带来金融理论的变革。在此,我们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问题来反映金融协调理论所带来的金融理论的突破。
1.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连通和联动:泡沫经济的根源之一
现实中的货币不仅仅服务于商品市场,也服务于金融市场的交易。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市场越来越脱离了商品市场的制约,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自身的特有规律,这种趋势也带来货币流通及经济运行态势的显著变化。金融市场的功能主要在于提供作为激励机制的信息和投资资源配置相关的信息。但若是金融市场的投机因素过大,就会妨碍其基本功能的发挥,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经济理论已经表明,金融市场由于受到预期的影响,只要预期形成,它
2.需求不足与金融协调问题
金融往往同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需求的扩张和萎缩就会带来经济的波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经济周期,都可以看到金融政策发挥作用的痕迹。有的学者曾运用1979~1997年的实际投资增长与GNP实际增长作相关分析,从中发现,其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的波动的79.5%可以通过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更是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99%,这说明在1979~1997年里,投资是引起国民生产总值波动的主要因素,二者波动幅度基本一致,呈现出非常强的正相关性。而且由于投资处于“饥渴”状态,投资需求非常巨大,所以投资便只受到资金可得量的制约。金融放松控制,资金可供量增加,投资便增加,GNP增长速度加快。反之,实施紧缩银根政策,控制金融,投资便会减少,GNP增长速度便会回落。所以利用金融政策,通过控制国有部门的投资,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变化,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政策的调控目的。但是,1998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机制发生了改变。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出口需求下降,为实现经济增长8%的目标,政府改变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改变存款准备金制度,放松商业银行存贷款比例控制等措施,并没有带来投资的扩张,甚至于国有部门的投资扩张也不明显。 1998年下半年,政府通过启动扩张性财政政策,才使国有部门的投资大幅增加,但非国有部门投资并未跟进,最终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7.8%, 1999年GNP仍保持回落势头。对于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态势,其主要问题可概括为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问题,对此理论界已经给了很多探讨,其中不乏有许多真知灼见;而在此,我们主要研究金融协调与经济运行的关系:
第一,就经济与金融的关系来说,虽然金融对经济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我们认为,金融并不是外在于经济的一个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内生于经济的,这也就决定了金融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界已经有人指出,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它对摆脱萧条作用有限,因为经济的复苏不仅靠资金的供给,更需要对未来预期和信心的恢复。看到金融的局限性,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利用金融服务于经济。 1998年以来,经济的持续滑坡,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明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即由原来粗放的投资拉动型的经济转向效益型、需求拉动型的经济。在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应该是一种正常现象。
第二,1998年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特点是民间部门投资不再跟随国有部门投资变化,融资渠道的制约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非国有部门以获得30%的信贷资金来源,却支撑了GNP增长的70%以上,国有企业依靠70%以上的信贷资金,却只有GNP增长贡献的30%,这被理论界称为非国有经济发展的不对称性。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在于非国有部门利用其制度优势,在经济活动中以各种方式获得了通过国有部门没有有效利用的信贷资金,这样,才支撑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不完善的市场交易是这种看不见的资金转移的主要渠道。所以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部分地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基础之上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低效率性,对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了盈利机会,投资机会以及资金来源。当要求国有经济部门“三年脱困”,并加强控制后,就会对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构成影响。加之,银行经营风险加大,不对国有部门放款,同时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融资渠道没有建立,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了非国有部门投资形成能力下降。这是融资渠道、融资割据与经济发展不相协调的反映,因此要促进非国有部门投资增加,必须构造与其相适应的融资渠道。
第三,非国有经济部门或称民间部门投资没有跟随财政投资而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民间部门的投资机会缺乏。就市场竞争能力来说,由于有制度优势,民营经济具有灵活的经营机制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它比国有经济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当国有经济部门出现“软预算约束”时,其开支处于无度状态,民营经济所面对的市场机遇较多,在较高的回报率的刺激下,投资进入成本较低。而当国有部门在改革的压力下,减少制度漏洞,无效开支减少时,民营经济的投资机会减少,市场前景影响投资,从而陷入投资减少——市场机会减少——投资减少的恶性循环中。加上这次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大型基本建设项目,无法有效地扩大民营经济的投资机会和市场预期,使得经济迟迟不能得到恢复。这同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协调了各个方面的市场预期和投资状况,刺激其后的经济繁荣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与其说它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产业结构转型问题和供给问题。如果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带动整个产业或主导产业间的同时扩张,经济很容易摆脱衰退和萧条,而走向繁荣。而这一点正是融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相互发挥作用的领域。
第四,这次经济滑坡同消费需求不足有很大关系,而其中的大部分消费不足是由未来支出不确定性增大和缺乏消费信贷的流动性短缺而造成的。金融机构扩大服务领域,积极开展消费信贷,是解决经济主体,特别是消费者,收入与支出不协调的主要途径。协调这种金融业务是经济保持良性循环的内在要求。上述便是我们运用金融协调理论,分析经济理论界的两大热点问题,泡沫经济和通货紧缩所得出的初步性的结论,但仅此也可以看出金融协调理论的意义。事实上,运用金融协调理论,分析其他金融现象,也会得出一些新颖的观点。如美国监管制度演变中所反映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结构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对金融业稳健和效率目标的影响,实际上表明了其金融监管制度的变化是金融市场组织机构变化的内在要求,是金融监管制度、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相互适应,相互协调的产物。如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战略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产物,是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扬弃,是强调协调与适应的过度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反映,等等。
总之,金融协调理论是适应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技高速发展,经济高速变化和波动性加剧的要求,研究金融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相统一的金融理论,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扬弃”和发展。我们现在没有必要,也不想改写整个金融学,我们要做的和想做的只是在传统金融理论基础上的前进,通过逐步探索实践已经给我们提出来的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金融协调理论仅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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