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学
(一)国际金融学是一门涉及面广并且十分复杂的学科。这表现为：第一，国际金融学要研究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的对外全部金融关系和经济状况及其经济决策，这使它具有宏观经济学的性质；第二，国际金融学要研究国际经济学的货币面，这使它与只研究商品、劳务、技术及对外贸易关系的国际贸易学有所区别而成为国际经济学中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第三，国际金融学与货币银行学有本质区别。例如，
国际金融学涉及了不同的货币或第三国货币，进而又涉及到了汇率和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再如，国际金融学也涉及到了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各国制度、法律及政策问题，这些都使国际金融学的内涵远比货币银行学丰富得多，复杂得多。
(二)国际金融学研究的国际金融活动的中心是国际间的货币运动。没有这种货币运动就难以有国际金融活动发生，而且这种国际间运动的货币既包括作为资本的货币也包括作为货币的货币，索性称之为国际资本流动。当经济的开放性超越了商品跨国流动这一较低层次时，资本流动真正使各国经济紧密联为一体。在各种类型的国际资本流动中，金融性资本流动特别值得注意，这些主要活动于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本流动与传统的贸易性资本流动、国际直接投资不同，它们流动非常迅速，对利率、汇率，股价等金融市场上各种行市的变化非常敏感，并且在近年来发展极为迅猛，日益与实物经济基础相脱离而具有自己独特规律。
(三)国际金融学研究的实质是“生产的国际关系”的货币表现。“生产的国际关系”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导言中谈到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分篇时提出的，他写道“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输入。汇率。”这里提出的“生产的国际关系”即各国之间在物质生产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互关系，“汇率”则是“生产的国际关系”的货币表现。当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产的国际关系”的货币面仅仅表现为各国金本位制下的汇兑，国际借贷等，而没有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如此丰富且复杂的内容。
(一)宏观性。国际金融学应集中于经济的宏观方面，从国民经济整体角度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使之具有高度的理论概括性以及统一的分析框架。目前国内的国际金融学教科书大都强调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理论与实务的并重，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仍值得商榷。一方面，作为宏观分析的国际金融学理论与微观分析的金融市场操作、金融工具之间缺少必要的有机联系，难以组织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由此编写的将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务合一的国际金融学教科书，难免显得有较强的堆砌感，篇幅过长并容易冲淡核心理论的学习；另一方面，许多国际金融实务问题与国际投资学、金融市场学、国际信贷学及国际结算学等学科的内容重复交叉的现象十分突出，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在上述课程中进行相应扩展以包涵进去，这样在学科体系上更加自然．更符合开放经济社会的经济环境，也有利学生学习掌握。
国际金融学(三)政策导向性。国际金融学自产生起就具有非常强烈的政策意义，这一特点是许多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例如，从流行于六七十年代的国际金融教材看，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固定汇率下的政策分析为导向，而80年代国际金融学又是以浮动汇率制及汇率政策理论为导向。再如，在国际金融学中处于基础地位的重要理论，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多恩布什模型、丁伯根模型等均为政策导向型。
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目标的同时实现。在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吉林大学的杨惠昶教授和复旦大学的姜波克教授。杨惠昶教授认为“国际金融是研究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通过货币、证券、票据的买卖和转让，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相互作用，如何实现国际收支均衡，以殛国际收支均衡与国内经济均衡的联合均衡。”姜波克教授认为“国际金融学是从货币金融角度研究开发经济下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问题的一门独立学科。”
倾向于上述观点的理由如下：
1、内外均衡之间的矛盾是开放经济社会始终面临的经济学课题。内外均衡问题，是开放经济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既保持经济体自身的稳定发展，又使经济体的对外开放处于合理状态之中，是开放经济社会各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分别称为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当政府采取政策措施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有的时候会促进另一均衡目标的实现，而有的时候则会使另一均衡目标的实现更为困难。内外均衡之间的矛盾是由米德在1951年正式提出的。米德在他的代表作《国际收支》一书中，针对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固定汇率制的现实，指出了宏观经济处于特定区间时政府调节社会总需求的金融政策会在实现某一均衡目标的同时恶化另一均衡目标，此时经济就属于内外均衡的矛盾。由于米德所研究的是固定汇率制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在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就不存在内外均衡的矛盾问题了，因为政府可以听任汇率浮动来自发调节国际收支，从而集中精力专门研究和解决内部均衡问题。事实上，在浮动汇率制下任何一国政府都不可能听任汇率自由浮动给本国经济带来不良的影响。并且，作为开放经济社会的核心变量之一，汇率的变动会对一国经济各个层次的变量都产生深刻影响。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米德时代未曾出现的与实物经济基础相脱离的巨额国际资本流动于各国之间，使内外均衡矛盾发生得更加频繁和剧烈，后果更加严重，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的难度也更大了。为此，开放经济社会如何确定经济的内外均衡目标，便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有一段精辟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从货币金融视角探求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规律，解决内外均衡之间的矛盾，以便为政府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由此而形成的学科便是国际金融学。
2、内外均衡问题具有鲜明的货币金融属性。内外均衡问题之所以能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各国政府及经济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是与国际资本流动密切相关的。现在，不仅是各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高，国与国之间联系的货币化程度也大大提高。国际资本流动正深刻地影响着开放经济的运行，使内外均衡问题的货币金融属性越来越明显和突出。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对金融市场上各种行市微小变动非常敏感，甚至在很多时候纯粹受政策和心理预期的驱使，因此，表现出相当大的不稳定性；更为严重的是，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在这种经济环境下，货币金融因素往往最先受到影响，然后再传递给其他因素。货币金融因素在引发危机、传导危机和传导反危机政策的过程中始终处于中枢地位。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应从如下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内外均衡问题是国际金融学的核心，这导致国际金融学与货币银行学等相关学科具有不同的主导问题。另一方面，内外均衡问题与国际货币金融活动有着密切联系，换句话说，当国际资本流动不再依赖于实物经济基础而具有自己独特运动规律时，其货币金融性质就更加明显和突出，货币金融因素在内外均衡矛盾的形成及其解决中居于关键性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将研究内外均衡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学科称作国际金融学。同时，也只有以内外均衡问题作为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才能体现国际金融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内外均衡实现问题上，还涉及一些对内外均衡目标有影响却不是从货币金融视角出发的问题。诸如国际贸易政策、国际直接投资政策等问题，国际金融学也需要了解它们以便于更好地分析和解决内外均衡的问题。但它们并不属于国际金融学的范畴。因此，国际金融学是从货币金融视角出发，但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内外均衡问题，并不是货币金融问题的自身。由此可见，国际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二者的统一，以此形成一整套贯穿始终的，具有内在严密逻辑联系的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
一门新的学科的形成，一般都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国际金融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是由于内外均衡同时实现的问题逐步复杂、在宏观经济中的地位逐步提高的结果。
在国际金融学萌芽直至形成、发展的全过程中，一以贯之的主线索就是不同历史条件下内外均衡问题的演化。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大致上可以相应地将国际金融学的学科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国际金融学总的来说处于萌芽时期，这是因为从历史条件看，这一时期内基本上各国实行的是金本位制(或其他贵金属本位制)，内外均衡可以通过金本位制所存在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自动实现；并且，这一时期经济学科的发展尚处于低级阶段，现代的宏观经济分析尚未出现。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萌芽阶段
现代国际金融学第一，他说明了外部均衡问题的必要性，并进而指出了外部均衡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从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分析的逻辑出发，认为国际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会在国际范围内造成虚假的需求和虚假的繁荣，促使“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实际上间接地说明了一国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必须对商品、资本的跨国流动进行一定的控制，也就是存在着外部均衡问题。并且，在马克思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指出了外部均衡的实质在于正确处理跨国的信用活动，这一见解是极富见地的，因为国际范围内的融资关系至今仍是外部均衡问题的核心，也是从货币金融角度出发的国际金融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他提出了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可从他对金银跨国流动与一国信用危机爆发之间联系的分析中考察。马克思认为，一国的黄金外流并不是信用危机的原因，但如果贵金属外流是在国内产业周期的紧迫时间发生，就会“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促使信用危机的爆发。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就将信用危机爆发这种极端形式与内外均衡冲突联系起来了，在内外均衡关系上进行了前驱性探索。
当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时，经济条件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内一战与经济大危机的爆发使全球经济处于动荡不安中，这主要体现在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本位制盛行、崩溃、部分重建直至完全崩溃以及浮动汇率制大行其道；其二是国际间的资本流动问题突出，尤其是大量的短期投机性资本表现出了极大的破坏力。在这一背景下，国际金融学范围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在外部均衡问题研究上出现重点转移尽管在出现较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后，外部均衡一般被直接视为包括贸易收支与资本帐户收支在内的总体上的平衡，但是浮动汇率制的实行使人们的注意力更为集中在汇率稳定问题上。这一时期国际金融研究的突出成果是汇率决定理论的大发展，诸如购买力平价说、利率平价说、心理预期说等理论都在这一阶段出现。
第二，在内外均衡关系上的研究更加深人。这种深入主要体现在将资本流动这一因素纳入了考察范围，分析了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使经挤内外均衡之间关系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俄林、金德尔伯格等人均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纳克斯的贡献更加突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资本流动表现出了强烈的投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的其他作用，这导致二战后重建国际经挤体系时采取了严格控制资本流动的措施，这一方面的研究就此中断，从而使国际金融学未能更早地建立起来。
第三，在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上的研究更加丰富。这些研究呈现出的特征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在浮动汇率制背景下，对汇率政策调节内外均衡的研究，例如汇率调整引起国际收支变动的弹性理论的提出；其二是对经济尤其是对外汇的直接管制政策的分析；其三则是在各国采取“以邻为壑”的汇率政策的情况下，对各国经济的依存性爱政策协调的可能性所进行的探索。
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凯恩斯对国际金融学的贡献特别值得重视。凯恩斯对国际金融学的探索是相对较全面的，除了众所周知的利率平价说以外，他还取得了很多其他成果，尽管后者常常被忽视。这些成果主要是：
第一，对内外均衡目标有了更进一步的阐述。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学由于缺乏对经济的宏观分析，因此对内部均衡的认识常常是含糊的，凯恩斯则完全突破了这一点，将解决失业问题纳人了内部均衡的范围。并且，凯恩斯在外部均衡问题上也有着更为深人的论述。在分析德国的战后赔偿问题时凯恩斯指出各国都应积极利用国际贷款来克服国内资本不足问题，恢复建设，并且在国际债务清偿问题上，应根据出口剩余确定转移支付额，以确保其赔偿能力。这样，他不仅将对外融资问题引人到内部均衡问题中，还对对外融资的限度进行了分析，从而把内外均衡纳人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第二，对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见解。凯恩斯本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劝说集》中，他比较直接地提到了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他在分析是否恢复金本位制时指出，国内价格水准的稳定和汇率的稳定两者常是不可能兼顾的，而“两者不能兼顾时，一般说来，前者比较值得争取”。凯恩斯在《货币论》中则对经济内外均衡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该书中提出，对外收支差额等于对外贸易差额这一经济同时达到内外均衡的条件，并且还较详细论述了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通过利率机制达到的相互影响，对经济运行中实现某一目标而对另一目标的干扰进行了深入分析。
第三，对内外均衡的实现方式有了突破性的认识。凯思斯最早表达了政策搭配的思想。凯恩斯分析了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对经济的不同作用方式，指出“维持对外平衡的作用机制基本上⋯⋯是外汇率的变化。银行利率在维持对外平衡方面始终是一个次要的工具，而在维持对内平衡方面则是一个主要工具”因此在经济出现不均衡时，要根据引起不均衡的原因选择政策工具进行调控。这样，他实际上对政策工具的配合与指派问题都有所论述。另外，凯恩斯也对各国经济的依存性以及政策协调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二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中并列于国际贸易学的国际金融学开始产生。国际金融学地位得以在这一时期得到提高的历史条件在于：一是经济理论的进步尤其是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为国际金融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二是各国经济日益开放使内外均衡相互冲突的现象日益严重，三是国际问货币金融联系得到加强及各国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从而研究内外均衡更依赖于货币金融的分析方法；四是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外均衡实现问题上具有崭新的特点。布雷顿森林体系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及严格限制资本流动的做法，第一次以人为形式限定了内外均衡的实现条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期间，国际金融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固定汇率制下如何通过政策搭配来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具体集中在如下三方面：
第一，对内外均衡标准的研究。对于内部均衡问题，在凯恩斯提出“价格刚性”后，维持与价格稳定相一致的充分就业水平明确成为内部均衡的主要含义，并且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中明确将之规定为政府政策的主要宗旨。对于外部均衡问题．在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的情况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定的调整机制使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外部均衡标准出现了对立，一般国家均以尽可能获取美元储备作为外部均衡目标，而美国的外部均衡目标实际上是控制美元的输出以确保黄金与美元的比价稳定。特里芬最早觉察到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外部均衡目标上的矛盾，从而通过著名的“特里芬两难，预言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必将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内外均衡目标的这一特点，成了当时推动国际金融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第二，对内外均衡关系的研究。这段时期国际金融学的另一个重要动力，就是米德首次直接、较完整、较系统地提出了内外均衡关系理论，在其代表作《国际收支》一书中，米德详细探讨了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还分析了各国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时的相互影响，这在国际金融学说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本人也为此而荣获诺贝尔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米德将外部均衡的分析视角从贸易收支扩大到了包括资本流动在内的整个国际收支，但在他对内外均衡关系的分析中并没有一以贯之的详细分析资本流动对内外均衡关系的影响，也饺有将这一点在他的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而且他主要针对的是固定汇率制的情况。实际上，在浮动汇率制及国际资金流动条件下，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更加深刻，这也是现代条件下开放经济的主要外部环境，后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突破了米德最初的分析而使国际金融学的理论更加丰富、更有体系，我们在进一步的论述中将会看得更清楚。
第三，对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机制的研究。这构成该段时期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三个重要动力，与以前偏重于研究自动实现机制相比，这一时期偏重于政策调控的分析，并且政策搭配的基本思想已被明确提出，这一特点是与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思想有关的。“丁伯根原则”本是经济政策理论的基础，但它自从提出后，便因其对于内外均衡目标同时实现问题所具有的强烈的针对性而在国际金融学中得到迅速发展，并与“蒙代尔原则”一起，构成一国通过政策搭配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的理论基础。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体现为在固定的汇率制度下如何通过各种政策工具的搭配实现内外均衡。在分析中，各政策工具对国际收支等变量的影响的研究趋向深入，国际收支的弹性理论、吸收理论等均发育成熟。在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上，弗里德曼等人倡导的浮动汇率制与纳克斯等人倡导的固定汇率制之间争论激烈，将汇率理论的研究引向深入。在具体的政策搭配方案设计上，米德提出了金融政策、汇率政策与直接管制政策的搭配方案，斯旺提出了汇率政策与需求增减政策的搭配方案，蒙代尔提出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方案，以及库珀提出了经济依存理论。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国际金融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作为标志。自那时以来，国际资金流动迅速发展，浮动汇率制取代了固定汇率制，各国经济的内外均衡问题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加复杂、深刻、引人注目，以内外均衡同时实现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国际金融学迅速发展，至20世纪9D年代末基本形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特色鲜明的独立学科。
这一阶段国际金融学的学科发展历经了两个时段，在浮动汇率制实行的初期，相当多的人认为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及其诱发的国际资金流动自发调节国际收支。因此对内外均衡的冲突及政策搭配等问题的注意力集中于均衡汇率决定的分析上，汇率的资产市场分析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主流八十年代初期世界性债务危机的爆发，特别是九十年代货币危机的频繁爆发，对国际金融研究者的震动很大。人们发现，单纯依靠汇率调节内外均衡是不可能的，在国际资金流动的历史条件下内外均衡的冲突更加严重，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性也大大加深，从而对内外均衡同时实现的研究进人了一个更探刻更全面的阶殷。总体上看，八十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学的发展体现出以下几个新特点，即：
第一，对外部均衡含义的重新界定。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研究者认识到简单追求国际收支平衡是不够的，应当既要发挥国际资金流动对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又要对国际资金流动进行必要的控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确定经常帐户的目标。因此，外部均衡作为反映合理开放性的指标被重新重视，它直接反映为与一国宏观经济相适应的经常帐户余额，并且从广义上说，还要包括汇率的稳定等综合反映一国合理的对外开放状态的有关内容。在这一时期，从资本流动的可持续角度提出的“潜在均衡分析法”与从时际最优化角度提出的“跨时分析法”这两种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不约而同地进行了确定经常帐户目标的尝试。
第二，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渗透到汇率理论中。与以往的国际金融理论往往分离为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分析以及单纯的汇率决定理论两部分不同，这一时期的汇率理论均为一般均衡模型，将汇率作为开放经济的核心变量，从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的相互影响中把握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因此，汇率理论成为现代国际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在货币危机频繁爆发的九十年代，内外均衡实现的分析又渗透到利率理论并且是与汇率理论的渗透相结合的。其最典型的代表是由奥伯斯特菲尔德提出的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三，国际政策协调成为国际金融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各国各行其是的紧缩性政策导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的衰退，因此由库珀最早明确提出的宏观经济相互依存性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真正重视在大量研究中，对开放条件下经济波动的国际传递机制、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及成本收益分析、具体的国际协调的方案设计等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而因其与内外均衡实现问题的密切联系而构成了国际金融学中独具特色的内容。
国际金融学国际金融学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包括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理论创新两个方面。
一、研究方法的创新
就国际金融理论的研究方法而言，一战前的古典学派使用的是稳定的、动态的自动调节模型；两次世界大战及20世纪50年代期问。国际金融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指导下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如弹性论、乘数论及政策搭配理论；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学家用动态的稳定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如固定汇率制度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浮动汇率制度下的Mundell-Fleming-DornbuschModel；HarryJohnson的弹性价格货币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产市场组合模型；20世纪80年代，Obstfeld和Rogoff引入了经常项目跨时均衡分析法。使固际金融理论从传统的自动调节机制和动态的稳定均衡的分析,转向了跨时预算约束和消费效用最大化下横截条件分析。在此基础上，0bstfeld和Rogoff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国际宏观经济模型,使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的开放的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特点是：
(1)建立了一个开放的宏观经济学分析的新的工作母机模型，解决了现有国际金融理论之间缺乏内在联系、跳跃性很大的问题，为固际金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现代分析方法；
(2)在开放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引入了微观基础,使主流的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更多地应用到了国际金融理论研究当中；
(3)利用动态的跨时分析方法，从全球的视角而不仅从一固的视角来研究固际金融问题，从而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地探讨了国际金融领域的一些古典难题。
二、国际金融理论创新
传统的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国际储备理论、国际货币制度，随着各国经济的开放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国际金融领域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及各国在汇率制度选择上的不断变换，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金融理论，主要包括货币危机理论和汇率制度理论。
(一)货币危机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和愈演愈烈的货币危机，使货币危机理论成了国际金融领域研究的焦点，并先后出现了四代货币危机模型。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国家经济的基本面，特别是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是决定货币危机是否爆发的主要因素；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即使一固的经济基本面尚好，但在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的作用下仍会出现货币危机；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认为一个固家货币的实际贬值或经常账户的逆差和固际资本流动的逆转将引发货币危机，并在分析中引入了“金融过渡”的概念；第四代货币危机模型目前仅仅是一个雏形，认为如果本国的企业部门外债的水平很高，外币的风险头寸越大，“资产负债表效应”越大，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第四代危机模型还没有解决在一个动态模型中，企业的外债累积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银行的低效率会影响到危机的程度，因此有待完善。
总体来看，现在的货币危机模型正在向泛化发展。不限于事后解释某次特定的危机，而是希望能一般性地解释下一轮危机。
(二)汇率制度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和迅速改变的汇率制度危机使人们开始从汇率的可持续性、从危机预防的角度分析在固际资本高速流动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问题。有影响的理论有：“原罪论”、“害怕浮动论”、“中间制度消失论”和“退出战略”。“原罪论”认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有较大的脆弱性，出现该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或本国的金融部门不愿意发放长期贷款的情况。这使企业在融资时存在两难，如果从外国借贷，存在货币不匹配问题。如果从国内借贷，存在“借短用长”的期限不匹配问题，这就是“原罪”，在”原罪”条件下，政府无法利用利率和汇率的浮动来保卫货币，在投机冲击时，只好等待金融崩溃，因此，无论是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都会存在问题，在有些国家，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美元化；“害怕浮动论”认为一些实行弹性汇率制的国家。由于害怕升值影响国际竞争力，贬值影响进口。所以将其汇率维持在对某一货币(通常为美元)的一个狭小幅度内。这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大幅度的汇率波动存在一种长期的害怕。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也是采取美元化；“中间制度消失论”认为惟一可持久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或是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在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中间制度都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这一理论对现在各固的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挑战；“退出战略”研究一个固家应如何退出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选择更合理的制度，应如何退出。目前已取得三个共识：一个高通胀的固家在实行盯住汇率之后不久就应改为采用弹性汇率制；退出的时机应选择外汇市场比较平静的时期，或者是有大量资本流入的时期；如果已经出现了危机，属于被动退出，就需要行动迅速。并采取配套措施，防止本币过度贬值。以上结论是一种对过去经验的总结，是对未来选择汇率退出机制的固家的一种战略建议。
从现在汇率理论的发展来看，有关汇率决定的理论没有突破，而有关汇率制度选择却出现了一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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