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投资率

合理投资率的探讨是西方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受亚当·斯密的影响，就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早期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认为“高投资，高增长”。面对斯密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多次的经济危机，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间的不平衡是造成危机的原因，两者之间应该保持平衡。也就是说，投资和消费不是独立的，投资和消费问应该保持一种平衡关系，或者说投资需求在总需求中应有一个合理的比例。

对于投资消费不独立这一点，凯恩斯持有相同的看法，他指出投资不是脱离消费而自我存在的事物，消费——重复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和对象。建立在凯恩斯短期充分就业均衡分析基础上，模型表明，由于短期充分就业均衡要求计划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那么，若投资扣除折旧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S(S即为净储蓄率)，v为每单位投资所许可的生产能力增加的大小(换句话说，1／v为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最少投资的大小)，经济潜在增长率或自然增长率为n，则为了维持长期充分就业均衡，资本净投资率应该和经济自然增长率和投资生产率间保持n=sv所要求的关系。后来索洛(1956)m4]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进一步揭示了，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快慢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受索洛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则把重点放在考察技术进步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并试图利用模型来更清晰阐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上，即考察技术进步是如何内生决定经济增长的，总之，虽说资本积累快慢也许不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但它对维持长期充分就业却是重要的。

一、投资与产出间关系分析

产出需要多种生产要素，投资是生产要素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要素，生产还取决于其它的要素情况，投资和产出间的数量关系和要素的替代性是密切联系的。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多少投资，取决于资本和劳动间的可代性。罗宾逊夫人(1956)强调产出和要素投入间的数量关系依赖于所采用的生产技术方式，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可能存在一种或多种生产技术方式。就每种生产技术方式来换句话说，为了有效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各种生产要素须保持严格不变的比例。罗宾逊夫人强调由资本异质性导致的固定要素比例这个论点，是作为资本理论中的技术问题提出来的，它的含义就是任何一种生产技术都是有固定的投入产出比例的生产技术。由于现实世界中生产可能有多种技术方式，不同的技术方式下劳动和资本的比例构成可能是不同的，所以，尽管单种技术中要素比例是固定的，由于社会生产可以通过多种的生产技术组合进行，从总体上看，资本和劳动间是可以替代的(事实上，索洛等新古典主义者坚持这么认为)。

资本和劳动在一定范围内的可替代性意味着，生产既定的产出所需要的资本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可变的，或者说投资生产率(即每单位投资可实现的最大产出)可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或者说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实现既定的产出，在劳动力比较丰富时，就可以也应采用更加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此时，既定的产出所需资本就要少，投资生产率就高；反之，在劳动力短缺，此时，既定的产出所需的投资就多，相应地，投资生产率就比较低。投资实际能产出多少，还受其它生产要素的约束，各生产要素和产出问的关系也如同“木桶原理”所揭示的那样，产出由最短边的要素决定。并不是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能替代，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资本属于劳动工具，和劳动力等一起形成生产加工能力性要素，和劳动加工对象有关的土地和其它资源条件则构成另一类生产要素，这两大类生产要素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如果说资本和劳动形成木桶的可以替代的一类边的话，和劳动加工对象有关的生产要素形成木桶的另一类边，经济要增长要求两类生产要素都要增长，经济增长的速度受后一类生产要素增长速度的制约。人们在这里实际上是要说明哈罗德所强调的，经济中产量的提高除了受资本等约束外，还受土地和技术进步等要素的约束，这类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构成一个制约，它所许可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是自然增长率。所以，投资和产出间的关系仍遵循“木桶原理”，服从“短边规则”，投资(其它要素也一样)的增加，仅仅为产出增加提供可能，并不一定会导致产出的增加。

二、投资率决定的基本公式

明确了投资和产出间的关系，人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合理投资率决定。让人们考虑一个稳定增长的经济，其中，经济以自然增长率g增长，v为技术上可行的投资生产率，k为投资率(或储蓄率)。在上述假定下，则若令当前期的总产出为1，可得当前期的消费需求为1一k，当前期的投资需求为k，下期的投资需求为k(1+g)，下期的消费需求为(1一k)(1+g)。由于技术上可行的投资生产率为v，则当前期的投资需求k形成的生产能力为P=kv(1)

这将形成下期的总供给，而下期的总需求是下期的消费需求(1一k)(1+g)和投资需求k(1+g)之和，

即：D=(1一k)(1+g)+k(1+g)：1+g(2)

这样，若每一期都是均衡的，要求供需相等，

即：P=D(3)

将(1)和(2)代入上式，即得经济以自然增长率稳定增长，或者说以最可能快的速度增长且能维持长期充分就业均衡时，投资率或储蓄率k所必须要满足的条件：k=(1+g)／v(4)

上式表明，合理的投资率k取决于经济自然增长率和技术上可行的投资生产率，具体来说，与经济自然增长率成正比，和技术上可行的投资生产率v成反比。如果k过大，就表明经济中供大于求。生产能力过剩；如果k过小，就表明需求过度，生产能力不足。

三、各因素对合理投资率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既然合理的投资率由经济自然增长率g和技术上可行的投资生产率v两个因素决定，那么哪个因素对合理投资率的影响更大呢？人们将使用弹性来测度各变量的变化对合理投资率的影响，即各因素变化的百分比所引起的合理投资率变化的百分比。

首先，人们考察合理投资率的增长率弹性，人们设投资生产率v不变，此时，根据弹性的定义，合理投资率的增长率点弹性系数由下式决定：E_g=(dk／dg)(g／k)的增长率点弹性系数为：

E_g／(1+g)(6)上式的经济含义是：投资生产率不变时，经济自然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时所需合理投资率变化为g／(1+g)个百分点。当增长率为正时，由于g／(1+g)< P>

同理，当经济自然增长率g保持不变时，合理投资率的投资生产率弹性定义如下式所示：E_g=(dk／dv)(v／k)(7)将(4)代入上式，得当经济自然增长率g保持不变时，合理投资率的投资生产率弹性为：E_g=一1(8)

上式的经济含义是：经济自然增长率g保持不变时，投资生产率提高一个百分点时会使合理的投资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从上面的敏感性分析，人们可以看出，合理投资率的投资生产率弹性绝对值的大小比合理投资率的增长率弹性绝对值的大小要高得多，这就是说，投资生产率的变化比经济自然增长率的变化对合理投资率的变化影响要大的多。说，由于资本的异质性和专用性，生产特定产品的不同工厂，它们按照固定的比例使用劳动和原料。

一、有利于中国保持较高投资率的因素分析

1、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一些较发达国家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的腾飞必然要经历一个高投资阶段。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70年代，固定资产投资率一直很高，1961-1971年间为32。6%，1971-1980年间达33。2%；韩国在这一阶段投资率高出一般年份7个百分点左右；新加坡从70年代开始，投资率明显提高，由60年代的28%以下，提高到70年代的40%以上，80年代仍高达35%左右。而且，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的投资率仍然处在26%的较高水平上。这些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投资率较为接近的新加坡、韩国的发展经验告诉人们，高积累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高积累、高投资，新加坡、韩国迅速进入发达国家的行业。同样，中国要实现赶超战略，必须维持较高的投资率。

2、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正处于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较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中国工业化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

3、中国的国土调整任务尚未完成，东部地区要继续发展，西部地区要进行大开发，同时东北老工业基地要进行调整和改造，这些都要求有大量的资金投入。首先，东部发达地区已处于产业结构更新和换代时期，产业结构更新换代以及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营改变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东部地区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投资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次，资金短缺已成为制约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也必须在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下功夫。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今后几年西部在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资金。第三，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造”。随着工业科技水平的日新月异，东北企业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的问题日益突出，但东北不可能淘汰和转移所有的老工业部门，这就使东北面临更艰巨的技术设备更新改造。因此，增加更新改造投资将是一段时期内东北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需要。

4、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时期，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运行机制正在从过去计划经济的有序状态向新的社会保障体系过渡。转轨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无序性使很多消费者对未来收入持悲观态度，从而使边际消费倾向处于相当低的水平，降低了投资乘数，并且这一状况很难在短期内有所改观。因此，未来几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将是有限的，所以，目前刺激经济仍主要依赖扩大投资。

根据发达国家经济腾飞阶段的投资率及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投资率还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二、有利于中国消费率上升的因素分析

1、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中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中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有很大的余地。到2020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中国投资率则相应地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中下等收入国家的25%的平均水平，但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2、自1952年以来，中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大都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而且只有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给中国的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1996年以来作为对前期过度投资的调整期已基本结束，中国投资率进入了一个新的提升期。因此，从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增长的角度看，需要抑制投资率的过度提升，防范再次出现过度投资现象，避免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故此，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可能越来越少，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则可能会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进行变化。这样，投资率就有下降之势，而消费率有上升之势。

3、消费率过低延缓小康进程。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是本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是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逐渐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向小康型工业品消费过渡，并且部分已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但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加速下降趋势，分别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2000年的39。2%和49。1%，这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特别是在许多产品生产能力闲置、浪费的情况下消费率持续偏低，使大量的社会产品价值得不到实现，使投资形成的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并且影响企业经济效益。这非常不利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利于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生产建设积极性，从而延缓小康进程，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因此消费率有上升之势。

4、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小康路上的障碍。要缩小工农差别，就必须增加农民的收入；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消费率。

以上的分析表明：中国消费率上升的潜力和空间很大。

三、综合分析

合理投资率应保持经济稳定、协调增长的投资率。根据有利于消费率上升的因素和有利于保持较高投资率因素的分析，人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的投资率还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考虑到中国消费率上升趋势明显且上升的空间和潜力很大，中国的投资率有下降之势，但投资率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达到理想的状态：25%～30%，借鉴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其平均投资率保持在30%左右的实际，中国的投资率也应保持在30%左右，这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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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工会财务会计百科全书》

（3）http://www.fwsou.com/jingjixuelunwen/9/20070824/846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