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空前的经济危机，使得传统的经济理论对此束手无策。这时凯恩斯（Keynes）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顺时应势出版。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使得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由配角变成了主角。

　　凯恩斯全面地论述了其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认为“萨伊定律”并不成立，供给不能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也不能自动地达到均衡。因为，在边际消费倾向一般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人们总是把所增加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这使得有效需求经常地表现为不足，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难以自动实现均衡。所以，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张放弃经济自由主义，代之以国家干预的方针和政策。国家干预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实现赤字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以公共投资的增量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增加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指出，实现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有效方法。由此而产生的财政赤字不仅无害，而且有助于把经济运行中的“漏出”或“呆滞”的财富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从而可以实现供求关系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认为，政府通过扩大支出，包括公共消费和公共投资，可以改善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从而减少失业，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政府支出具有一种大于原始支出数额的连锁效应，一笔政府支出可以取得几倍于原始支出额的收入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之为“乘数效应”。“我们称K为投资乘数，这个乘数告诉我们，当总投资量增加时，所得之增量将K倍于投资增量”。

　　所以，K=1/(1-b)。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b=Δc/ΔY, Δc为消费增量，ΔY为国民收入增量。可见，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支出的乘数效应也越大。也就是说，在乘数原理的作用下，政府每增加一笔支出ΔG,经济就相应增加了K倍于ΔG的国民收入。即K·ΔG。为了达到增加国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一定会不断扩大政府支出规模。

　　凯恩斯最后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市场中不存在一个能把私人利益转化为社会利益的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危机和失业不可能消除，只有依靠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摆脱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为此，凯恩斯主张政府通过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来达到充分就业。为刺激社会投资需求的增加，他主张政府采取扩大公共工程等方面的开支，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赤字预算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以增加国民收入，实现充分就业。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国家的经济职能只存在于市场失灵的领域，即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霍布斯是较早提出公共产品思想的人。他的《利维坦》一书对公共产品论产生了两点主要影响：一是社会契约论；二是利益赋税论。之后，休谟在《人性论》中认为，人们具有只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危害的弱点，这只有依靠执行正义的政府的作用才能够克服。他举了一个公共牧地排水的例子来说明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及费用承担中，人们都会存在一种“搭便车”即坐享其成的心理，结果就是无人提供公共产品而只有依靠政府。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他在著作中提出“看不见的手”定理，主要理论为：在竞争条件下，利润和效用最大化行为通过市场力量，将会使千百万经济主体的活动转化为社会最优状态。由此可见，他是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过多干预的。但是斯密又指出，本性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需要君主去执行三个基本的职责和功能，即：

　　1、保护社会不受别国社会的破坏和侵犯的职责。

　　2、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不受其它成员的侵害或压迫的职责。

　　3、维修某些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的职责。

　　斯密明确地从市场失效的角度论述了公共产品，他指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绝不能补偿所费。”这表明斯密已经认识到市场在某些领域是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的。

　　萨伊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机制具有自动调节的作用，同时竭力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他断言：“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但是尽管如此，他也联系财政问题分析考虑了政府的职能。萨伊在《实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详细地列举了政府的种种正当职能。他认为对诸如公用建筑、桥梁、运河、船坞等公共工程，虽然它们的收入不足以抵偿利息和维持费用，但只要它们能够构成很大的公共利益，其费用应由整个社会偿付。他同时还主张公办教育和国家对技术研究进行资助。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认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虽然正确但并不是无条件的。他认为只有在不存在一点外部性的条件下，市场才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最优配置，消费者才能得到最大效用，即“帕累托最优”状态。如果存在外部性，就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不幸的是外部性是广泛存在的，因此国家就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以消除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庇古还研究了收入分配的问题。他认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一个人所得收入越多，则其在总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小。因此，若把相对富裕者的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必会使穷人增加的满足程度大于富人减少满足的损失，从而有利于社会总福利的增加。基于此，他认为国家应该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干预，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增加经济福利。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普遍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经济通过市场上自由竞争总会自动调节以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境地，从而不可能发生普遍性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而国家的干预只有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才发挥作用，如公共产品的提供，涉及国家安全和存在外部性影响的领域。

　　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认为传统经济学偏重于个量分析而凯恩斯则偏重于总量的变化，这两者的理论具有一定的互补性。所以他们将两部分理论进行整合从而开创了新古典综合经济学。萨缪尔森以灯塔为例专门说明了国有化的必要性，他写道：灯塔的光亮有助于每个看到它的人，企业家不会为了赢利而建造它，因为要向每一个使用者收费会引起很大困难，这肯定是政府要做的一件事。

　　汉森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混合经济”制度，即私人经济和政府经济并存。在19世纪，欧洲各国采用的是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20世纪开始后，由于手段社会化和收入及消费社会化的货币日益显著，国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增大。于是，人们预期公私经济的混合经济制度有取代以往自由主义制度的可能。汉森把这种经济制度称为“两重经济”。

　　凯恩斯主张国家通过预算赤字来刺激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财政政策是重要的而货币政策只起辅助作用。但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经济是呈现周期性的特点，即有时候处于萧条时期，而有时候则处于繁荣时期。在萧条即危机之中应该依照凯恩斯的理论实行扩张的政策，但是在繁荣时期则应该实行收缩的政策。他们依据希克斯和汉森创造的IS—LM模型分析，肯定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新古典综合派的另一代表人物詹姆斯·托宾认为经济周期是不可避免的，而政府则有责任消除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波动，从而“使经济接近稳步的实际增长”。

　　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应的新剑桥学派认为，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经济学说的发展，经济学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它是为一特定阶级服务的：“我们已经看到，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商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卫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则相信资本家(他们赚取利润，为的是进行再投资，扩大生产)。马克思则把他们的论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现在，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财富所有主，他们借款给生意人并从贷款利息获取他们的收入)的战士。”新剑桥学派认为，在经济的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生变动。因此他们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但是，干预的方向主要不是直接或间接去增加总需求，而是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