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品理论

有益品(Merit Goods)理论最初是由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在1957年的《预算决定的多重理论》(A multiple theory of budget determination)中提出来的，他将有益品定义为“通过制定干预个人偏好的政策而提高生产的物品”，这意味着有益品主要是由国家提供的。马斯格雷夫举例说，有时候，老百姓宁愿购买第二辆汽车和第三个冰箱，也不愿意让其孩子接受足够的教育。相对有益品而言，有害品(demeritp(d8)是那些政府为了降低消费而征税或禁止的物品，例如烟、酒和毒品。

1959年，马斯格雷夫在《财政学原理》中再一次指出，有益品是指对消费者有益但由于消费者的无知而消费不足的物品。教育是一种有益品，国家必须促进有益品的消费。因为个人或家庭可能忽视教育的福利，或不理解教育的价值，或难以预见教育投资决策的意义，因而不愿意投资教育。但政府比个人或家庭拥有更多的信息，比个人更能理解教育投资的意义，因此更能洞察未来，在投资教育上的决策也就更明智。

1989年，在《财政理论与实践》(第五版)中，马斯格雷夫列举了政府采取行动纠正个人选择过程中的错误的一些情形，如对儿童或智障者的选择进行指导，提供教育服务，根据多数原则制定预算决策，以干预少数人的偏好。对有益品进行政府干预可能会对传统意义上的个人选择产生某些限制，因此，必须谨慎定义有益品(和有害品)，因为它们可能成为集权主义的媒介。

马斯格雷夫早期对有益品的定义“干预个人偏好”和主流经济学所认同的个人效用最大化之间存在矛盾。但最近十多年来，有益品概念有了新的发展，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人们对私人物品的支付意愿(消费决策)和表达的对于公共物品支付的意愿，结合偏好和支付意愿对有益品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有益品是政府通过制定干预个人“支付意愿”的政策而应该供给的物品。这个定义更清楚，因为“偏好”的意思有时是模糊的，有学者甚至认为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应关注“支付意愿”(或“选择”)而不是“偏好”。　　

在有益品理论讨论的早期，经济学家认为，错误的或遗漏的信息是政府供给有益品的理由。在马斯格雷夫的时代，政府在父爱主义的指导下提供有益品，主要是由于老百姓缺乏相关的信息。Head(1969)特别提出信息不对称，以证明政府供给有益品是合理的。他认为，消费者可能缺少对有益品进行正确选择的基本信息。但信息悖论告诉我们，一个人为了作出正确的选择而收集足够多的信息是不可能的。为了排除政府对有益品的干预，个人应收集多少必需的信息? 人们在进行消费决策时并不一定能了解相关的信息，国家就一定能了解吗?只有国家确信比大多数人更了解相关的信息，才有实现帕累托改善的机会。有学者认为，政府政策对有益品的干预使消费者损失了自由。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国家应该提供足够的信息而不是供给有益品，提供信息的成本必然低于由公共部门来提供有益品。对有益品来说，信息不对称确实是由国家供给的一个原因，但供给信息更便宜。而且，提供有益品的信息对自由的伤害比提供有益品本身要小。同时，我们应考虑到，即使对不属于有益品的私人物品来说，有效地交流信息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竞争激烈的私人物品市场，生产私人物品的公司有可能会隐瞒消费者所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信息。　　

有益品是否与功利主义的个人偏好优先这一基本经济原则一致?它与功利主义是兼容的吗?如果能够证明有益品的提供独立于消费者需求会提高个人的效用，那么，有益品概念就能进入主流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的视野。

Mann(2006)认为，理论界应进行这一尝试，因为主流经济学理论基于功利主义而拒绝国家做出与提供有益品相关的政策干预，这种理念与实证结论之间存在差距。以教育政策为例，对学校提供补贴，甚至提供义务教育，并不在基于功利主义的古典福利经济学框架内。目前的公共经济学理论带来的逻辑结论使我们难以提出是父母而不是孩子们自己应该为孩子们接受教育承担责任，因此也不能证明国家的干预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政府对教育，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义务教育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福利，这方面的证据比比皆是，以至于入学率常常被用来作为教育政策成功的一个独立变量。

根据古典的单一效用框架，只有当一个人可能推断个人的选择反映了其最优的偏好时才符合效率标准，但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两个或更多竞争性的偏好函数时，就难以实现效率。Brennan和Lomasky(1983)认为，有益品的供给和功利主义方法论并不矛盾，因为一个人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偏好顺序。Brennan和Lomasky为了解决有益品和功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引入了分开的偏好结构(partedpreference structures)框架。　　

有益品与三种偏好顺序——市场偏好、反映偏好与政治偏好

Brennan和Lomasky认为，单一效用框架不足以解释真实世界的人们进行选择时的真实行为，并提出所有人都有三种偏好顺序且三者之间是一致的观点，这三种偏好顺序可以归纳为：市场偏好，反映偏好和政治偏好。市场偏好一般这样表达：“我要……”；反映偏好一般是：“我想……”；政治偏好是：“社会应该……”。

市场偏好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唯一偏好。非常明显，市场需求能够反映市场偏好。市场偏好可以根据观察到的支付意愿(也就是消费模式)很好地衡量。

反映偏好反映了人们内心的想法，在交谈或访谈中他们可能会说出来。市场偏好在现实中会有直接的结果，但反映偏好不会。例如我们常说的“精神信仰”(moral beliefs)或“伦理偏好”(ethical preferences)。

第三类偏好是政治偏好，它们通过投票行为、党籍或其他政治活动表达出来。从长期来看，投票结果反映了政治偏好。但我们不太清楚(也很少研究) 市场偏好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政治偏好，以及政治偏好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偏好。Brerman和Eomasky以及后来的学者通过一种简单的计算得出结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投票支持反映偏好而不是市场偏好可能是理性的，这将导致政府提供那些在市场上不“流行”但人们“想要”的物品，即有益品。所以，政府提供与消费者的反映偏好或政治偏好一致的物品并没有妨碍功利主义的方法论范式。这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功利主义的有益品和父爱主义有益品之间的差别是：父爱主义的有益品是国家在没有政治支持时提供的，而在政治上得到支持提供的有益品是功利主义有益品。

Mann(2003)研究了德国有机食品的偏好，他将德国的有机食品分为市场偏好、反映偏好和政治偏好来分析。 谷物是德国最重要的有机产品，其次是土豆、蔬菜、水果和牛奶。德国有机食品市场在1990年代开始稳定增长，2001年后政府干预对有机农业的推动导致其加速增长。德国政治对消费者在传统食品和有机食品的选择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地方政府根据面积大小对有机农场主的土地提供补贴，而联邦政府通过与食品零售和消费者协会的合作来创造和分配有机农业的配额促进有机食品的营销。如果政府不支持有机农业，德国有机食品的市场偏好有可能比其本身该有的更少。

从反映偏好来看，90％的消费者要求政府补贴有机食品的生产。有机农业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主要是在食品生产中禁止化学肥料和大多数杀虫剂的使用，消费者十分赞同这种对农业本质的回归。调查显示，从非常不重要(“1”)到非常重要(“7”)，新鲜、自然肥料、没有化学物质、没有基因技术和质量上乘的得分均在“6”以上。有机食品的这些“正面形象”是反映偏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有机食品让人觉得生活是高质量的，由反映偏好所显示的需求要远远高于其市场偏好。

相对市场偏好和反映偏好，学术界对德国有机食品的政治偏好的注意力要少。2001年1月，社会民主党的农业部要员Karl-Heinz Funke被绿色政治家Re-nate Kitnast取而代之。在农业转向政策的指导下，Kunast给予有机农业一系列的财政支持，如向准备转向有机农业的农民给予补贴，提高对有机农业的农场主每公顷用地的补贴，引人生产有机农业产品的执照，这些政策推动了有机产品价格的下降，使其价格低于自由市场的均衡价格。此政策仅仅实行100天后，一个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表明，新政府的支持率达到了65％。一年后，欧盟农业共同政策的支持率在德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达到前所未有的55％。口头调查显示，当问消费者是否支持国家补贴有机农业和如何评价这一政策时，大部分人认同对有机农业的政策支持，因为有机食品质量好，尤其是有利于健康。农业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是对有机农业的政治支持是有利于环境的。但对德国的消费者来说，有机农业有利于环境的观点并不那么重要，支持有机产品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比传统食品更健康，这不仅说明消费者想要更健康的饮食因而支持政府对有机农业进行补贴，也说明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应该由政府补贴的观点已深入人心，健康已成为了某些有益品的重要内容。

从德国的案例来看，对有机农业的补贴说明市场偏好(观察到的支付意愿低)难以反映政治偏好，但反映偏好对政治偏好有强烈的影响。Mann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德国人对有机食品的反映偏好说明他们很喜欢有机食品，但是，他们对低价格食品的市场偏好仍然抑制了有机食品的市场份额。在市场上，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消费显示出非常低的支付意愿，其支付意愿与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反映偏好是不一致的，消费者觉察到了这种矛盾，他们通过赞同补贴有机食品的政府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旦我们认识到个人的政治偏好就像市场偏好一样有效时，有益品的概念就不仅仅只对理解实际的选择有帮助了，可以说，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上升的政府干预政策都是有效的。德国的有机食品仅仅是一个例子，在食品部门内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其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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