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坚雅市场理论

施坚雅的模型的假定前提是：同纬度的平原，各种资源均匀分布（第21页），那就连相对贫瘠的土地和河滩沟边之类土地都不存在，建立新居民点就更无必要了。

施坚雅以对中国市场体系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他将中国的地域分为中心地与地区系统两个层面，提出以经济职能作为中心地的基本职能。按照不同的中心地在经济职能上的差异而划分了不同的级别，以中心地的级别形成了相应的地区系统。在地区系统中施坚雅提出了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在各个地区系统中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责核心区域轻于边缘区域（注：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叶光庭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施坚雅认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于中心地，而地区系统则集中了非正式政治和亚文化群（注：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叶光庭等译，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

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任放在《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施坚雅模式包括集市体系理论和区域体系理论。中国学者在运用施坚雅模式研究中国近代史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的研究即为明证。诚然，施坚雅模式存在若干缺陷。但有人对国内某些学者满足于用具体的经验和研究去“推翻”施坚雅的理论，并扣上“施坚雅不懂中国”的帽子的做法不以为然，指出“用事实去衡量一种理论框架，这本无可厚非；对一种理论做度长量短的批评也是旁观者应有的反思，或可推动认识的发展。但问题恐怕并不在此，面对施坚雅，更应该反思的似乎是人们的知识和思维中究竟是什么缺席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西方学者可能不懂中国，更难以将中国国情穷形尽相。但是，施坚雅模式提醒人们，早应该对明清以来就有的认识框架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多学科、多层面的，尤其是历史学的反思必不可少，因为施坚雅模式的主要基石就是国人所称的中国近代史。方法论的有效性需要用实证研究加以检验，但实证研究本身同样存在各种局限和失误，只有当实证研究达到科学实验的阶段，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模式才能被推翻。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科学实验的水平。因此，就其准确性而言，各种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从近代市场史、城市史、人口史角度对施坚雅模式提出的各种批评，只能证明施坚雅模式是一个有缺陷的分析模式，而不能将其推翻。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施坚雅模式仍是人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国学者将对施坚雅模式不断作出修正，并提出更科学的分析模式。

施坚雅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城市，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城市发展和地方市场结构所做的大量、细致、别开生面的研究，使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提高了在研究经济社会史时的空间感，注意到了地理条件和空间关系。

施氏理论最受中国学者诟病的要数他的六边形市场区域理论。的确，在现实中人们很难找到正六边形的市场区域，而一个市场区域平均有18个村庄的说法更是大受非议。不少人认为，这一理论是施坚雅根据他对中国，特别是成都平原的研究推论出来的，有些人认为这个推理本身发生了错误，也有人认为，这一理论只适用于成都平原，施坚雅却要把它推广到全中国，因而产生了错误。还有一些人认为，施坚雅是把欧洲的模型移植到了中国。
我以为，这些看法或多或少都误解了施氏理论。施坚雅的这个六边形社区包含18个村庄的模型，并不是根据中国的史料推理出来的，甚至不是根据欧洲的情况推理出来的。它是一个抽象的纯粹数学模型。施坚雅实际上认为，理想的、标准的市场区域应该是圆形，但在一个地区布满了市场区域后，它们彼此挤压，既无重叠又无空隙时，就变成了蜂窝状，每一个市场区域被挤成了六边形。这样的一个市场区域，其村庄分布按几何学的原则，应该呈六角形排列，以集市为中心，第一个外环有6个村庄，第二环有12个村庄，以后每增加一个外环，都比前一个多6个村庄。从理论上讲，一个市场区域可以有一个外环，6个村庄；两个外环，18个村庄；三个外环，36个村庄；四个外环，60个村庄……而中国的经验数据证明，中国的情况是两环18个村庄。

施坚雅首先建立了一个几何学意义上的模型，这个模型可以说是一个先验的模型，施坚雅自己认为，它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地区，无论是几何学还是经济学都不特别具有中国性。（第21页）以此类推，它们应该也不具有欧洲性或美国性。这个模型对一个市场区域内的村庄数字提供了多种可能性，施坚雅认为他所见到的中国的数据最符合于其中两环18个村庄的这一种。

施坚雅所谓“村庄与基层的或较高层次的市场之比，在中国任何相当大的区域内，其平均值都接近于18”（第22-23页），并不仅仅是指中国各地的市场区域下属村庄数大都在15到20个之间，因而平均值接近于18（虽然施坚雅也确有这种意思），它还有一层进一步的意思，即，与一个市场区域包含6个或36个村庄的模型相比，这些平均值更接近于18个村庄的模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比率的变化可以通过从一种每市场18个村庄的均衡状态向另一种状态发展的模型来得到满意的解释——但不能通过设定每市场6个或36个村庄的稳定均衡模型来解释。”

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二部分中，施坚雅描述了市场的密集循环过程：开始时村庄与市场之比比较低，逐渐增长到18，然后达到24-30之间，又发展到30-36之间，这时开始出现小市，随着新的基层市场建立，村庄与市场之比下降，会降到18以下，然而随着村庄的密集，再逐渐上升到均衡模型的平均值。如果假定新一轮基层市场中的第一个要在每个潜在区域都有了12个村庄时才会建立，那么，模型A（代表山区）的临界点是54个村庄，模型B（代表平原）是42个。（第85页及118页注14）这里，“新一轮基层市场中的第一个要在每个潜在区域都有了12个村庄时才会建立”，只是一种假设，如果村庄与市场之比在30左右时新的基层市场即开始建立，这一轮新市场开始时，每个新市场下属的村庄就可能只有五六个甚至更少。

对于施氏理论来说，一个市场区域包含四五个村庄到五六十个村庄的种种情形，都可以用一个市场含18个村庄的模型的密集循环过程来解释，而无法用一个市场含6个村庄或36个村庄的模型来解释。公正地说，村庄与市场之比

从5到54，几乎已涵盖了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仅从这一点来说，施氏理论似乎是可以被认为适用于全中国的。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这个模型看起来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毕竟，中国很少能看到正六边形的市场区域，而在村庄与市场之比问题上，施坚雅只知道一个村庄与市场之比超过50的实例（第118页注14），王庆成先生的文章中，则举出了数例包含90余个村庄的集市和为数更多的一村集。其他地区说不定还会有更多有待发掘的史料，表现出与施氏理论差距甚大的情形。

然而，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抽象的模型方法研究历史到底有没有合理性。人们可以否认建立这类模型的必要性，毕竟，实证分析才是最可靠、最能说明问题的。也可以否认建立这类模型的可能性，因为中国现存史料中可供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数学分析的数据不够多。但如果持这类观点，与施坚雅之间就根本不存在对话的基础，彼此的游戏规则不同，完全没有必要去进行任何争论。如果承认数学模型、数理统计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数学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假定市场区域是圆形，无疑要比假定它是方形、三角形、菱形、平行四边形或别的什么形状更为合理。事实上，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农村的市场区域基本上是圆形的。而当多个圆形挤在一起，互不重叠亦无空隙时，它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变成正六边形。既要建立数学模型，又纠缠于市场区域应该有几条边或几个角，事实上并无多大意义。一个一个地描述具体的市场区域的形状，对个案研究十分重要，但以此对施氏理论模型提出批评，没有多大意义。

那么，这些工具到底有什么用途呢，一般说来可以认为，研究现实经济时使用的一切理论、方法和工具都可以用来研究经济史，研究当代社会时使用的一切工具都可以用来研究社会史。其间的区别在于，为现实经济建立数学模型，往往是利用大量的已知资料和数据模拟或预测一种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趋势，从而为经济决策提供参考；而在历史研究中建立模型，是为了解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有时是为了推算无法找到的数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