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流通速度

主要有经济和心理两个方面，其中经济因素是基本的，包括：

①居民的货币收入水平和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收入水平既定，消费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当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时，消费结构中用于高档消费品的部分会增加。在积储过程未实现购买力，居民持币率就呈上升趋势。这就会促成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

②产业结构及生产专业化状况的影响。不同生产周期、不同资本有机构成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重不同，以及社会生产的专业分工程度不同等，都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生产周期长的部门，资金周转慢，其货币流通速度相对较慢；反之，则较快。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资金占用多，使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反之，则加快。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越细，进入市场交易的中间产品越多，生产效率越高，生产周期缩短，实现国民生产总值越多，流通速度就越快；反之，则较慢。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有这些方面发生变化，都会相应地影响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快慢不等的变化。

③经济单位数量和金融市场发达状况的影响。参与经营及收入分配的个人和企业数量越多，社会整体效益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就加快，否则货币流通速度就慢。金融市场越发达，商品交易之外的货币交易占用量越多,货币流通速度越慢;反之，则相对加快。

④财务及结算制度的影响。如一定时期中分多次支付工资，每项支付期短，会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之，则慢。金融业发达，能采用多样灵活的结算方式，减少资金占用时间,可以加快货币流通速度;反之，则慢。

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心理因素主要是消费者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和对信用货币及纸币的信任程度。心理因素包括人们的支付习惯、消费心理、价值观念，以及对通货膨胀率、利率等变动的预期，还包括对政府的重大政策变化和其他政治因素的预期等。心理预期导致的行为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时甚至是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储蓄和购买行为，从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

上述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诸多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货币流通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难以考察和计算的变量。
货币流通速度的计算公式，从K.马克思关于货币流通规律的公式变换得出。货币流通规律的基本公式是：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必要量（M)=待销售商品数量(Q)×单位商品价格(P))/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V)
即

将上式移项，即可得出货币流通速度的计算公式为：

依据这一公式，可以计算出任何时期的实际货币流通速度。对计划未来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一般是以前期或正常年度的货币流通速度为基础，综合分析以上各项因素的影响，再作出预测。一般是排列一定时期中影响货币流通速度正、负变化的诸因素，最后预测出该期货币流通速度是呈加快或延缓的变动趋势。 计算货币流通速度，还有两个著名公式，即现金交易方程式和剑桥方程式。现金交易方程式由美国经济学家I.费希尔提出，其公式为：MV＝PT式中M表示流通中货币数量,V表示货币流通次数，P表示一般商品价格,表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交易量的总和。在货币周转量V与其相对应的商品交易量PT 的概念范畴下所求出的货币流通速度可用V代表，又称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它主要受支付制度和支付习惯的影响。剑桥方程式是在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的现金余额说基础上，由A.C.庇古用方程式首先提出，其公式为：
M=kpy
式中M表示人们持有的货币量,k为货币量占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P为最终产品和劳务价格水平，y为按固定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P即为名义收入它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表示货币流通速度的根据剑桥方程式求得的货币流通速度，用V表示，又称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是当代国际上有关货币流通速度的流行观点。
货币乘数是指在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基础上货币供给量通过商业银行的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产生派生存款的作用产生的信用扩张倍数。根据货币乘数理论其公式为：

其中，K2为广义货币乘数，c为现金漏损率．rd为活期款准备金率，t为定期和储蓄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重，rt为定期存款准备金率，e为超额准备率。
结合(1)和(2)得出：

不难看出，在一定的名义GDP下，货币乘数B和货币流通速度V之间存在着反比关系，即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货币流通速度增大，则货币乘数减少；反之亦然。所以要分析金融创新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只要找出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就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
货币供应量、实际产出和物价的关系可以用交易方程式MV≡PY 表示，其中M 为货币供应量，V 为货币流通速度，P 为平均价格水平，Y 为实际产出。从方程式可以看出决定一国一定期间价格水平从而影响产出的因素，不是货币存量M，而是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货币流量。

新货币主义学者弗里德曼曾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决定于一国的支付习惯，有关交易的财政金融制度等原因，使它具有一种高度的稳定性和规律性。他根据美国近百年来的经济统计资料，算出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每年递减约百分之一，但在正常情况下，相近年度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甚微。据此，为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失调的主要源泉，弗里德曼提出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把货币供应量（货币存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我们可以看出“单一货币规则”，是以货币流通速度稳定为前提。中国也是把货币供应量（货币存量）作为中间目标的国家，但是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是仅监控货币供应量，还是须控制货币流量值得考察。
由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Y，可推导出货币流通速度计算公式为：V=(PY)/M＝GDP/M。GDP与不同层次的货币供应量的比值(GDP/M1、GDP/M2)代表了相应层次货币供应量的流通速度，其中GDP/M2反映了长期内货币流通速度，也是经济研究中的重点。

纵观1993－2004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具有以下特点：
（1）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 1980－2004年，广义货币流通速度V2从2.70下降到0.54，下降了80%；V1从3.93下降到1.42，下降了63.9%，V2的下降幅度要远大于V1。但V1的波动幅度要大于2，1980－2004年V1的方差为0.46，V2的方差为0.40；1993－2004年，V1的波动更是远大于V2的波动，V1的方差0.13，是V2方差0.029的4.5倍，因此V2比V1更能反应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长期趋势。

（2）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性。货币流通速度增减速率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速率与经济增长率有着密切的关系。经济增长高涨时期，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速度放慢；经济增长处于低潮时期,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加速。V2的年度变化率，自1980年以来有三次为非负（1988、1994、2004），分别对应着三次经济高涨期；V1也显示了同样的波动特征，反应程度比V2强烈；并且前两次，V1滞后GDP增长率的波峰2年后达到波峰值，V2滞后一年。货币流通速度和经济增长周期的这种密切相关性产生于经济增长周期带来的物流加快和货币需求的变动，当经济增长旺盛时，居民的收入增加且通货膨胀预期加大，消费欲望高涨，货币流通速度加大。

（3）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年度变化很大，但近年有稳定迹象。从1980－2004年V1年均变化率为6.32%，V2年均变化率为6.65%； V1年度最大变化率为11.6%均下降2.75%，V2年度最大变化率为14.86%。在1981-2004年的24年间,变化率在8%以上的V1有5年, V2有8年；变化率在5%以上的V1有12年, V2有16年。但2003、2004年以来货币流通速度的年度变化率有缩小迹象，2004年V2的年度变化率为1.9%左右，是1981年以来最稳定的。

（4）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与一些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较低。1993年,美国名义GDP为65530亿美元，M1余额11284亿美元，V1是5.81，而中国为2.12，差两倍多；V2美国1993年为中国的1.5倍多。各个国家的货币流通速度各不相同，这与各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居民的消费习惯等有关。中国货币流通速度V2与日本相当，略低于英国，与美国和新兴国家韩国差距较大。同时，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很小，1993－1999年V2的方差仅为0.0026，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较高和经济的稳定性较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