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货币同盟

简介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EMU)·欧洲十一个国家法、德、奥、比、芬、爱、义、卢、葡、西、荷等于1991年订定马斯垂克条约，于1999年元月1日起正式成立欧洲单一货币(欧元)向政经统合之路迈出一大步届时将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单一货币市场。·欧元(EURO)系指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所使用的单一货币名称，其实际流通将在2002年1月1日以后形成条件
　　作为推进国际货币体系走向阶段性合理化主要基础的区域性货币同盟，在世界各地正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 开。区域性货币同盟实践首先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是：主权国家间走向货币同盟的条件是什么?现有文献对货币同盟
　　形成条件的种种认识存在不一致和矛盾之处。在批判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欧盟

，围绕该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欧洲经济与货币同盟(EMU)被作为主要的实证案例来检验和印证理论分析结果。首先通过透视货币发展史，回答“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常态是如何在货币演进中逻辑地、历史地形成的，从而了解“国家货币”出现的历史合理性、逻辑必然性和其包含的效率损失，进而理解超国家“共同货币”的出现为何是那么困难，但又为何应该出现。同时，将分析历史上出现过的两个货币同盟典型案例，着重分析其产生条件和失败原因。然后将展开对传统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不仅指出0CA诸标准问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关系以及标准本身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还指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OCA理论具有由其鲜明的凯恩斯主义特点带来的理论局限性。在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最优货币区标准体系。应该说，对0CA理论局限性的认识，将提醒人们反思用OCA标准判断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的惯常做法，重新认识传统0CA理论的政策适用性。OCA理论关注的仅是货币同盟的宏观调整成本，分析货币同盟形成应对成本和收益作全面考虑。但现有文献存在对收益的外溢性和网络外部性考虑不足、分析时有遗漏或不可比等问题。接下来将针对这些不足，从国家利益角度对货币同盟各项收益和成本作出进一步全面细致的分析，提出货币同盟各项收益成本特征的综合分析归纳表，归纳出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并提出改进了的成本收益条件。由此认为单经济收益就足以说明为何EMU能生成。随后，将构建一个简单的两国形成货币同盟的宏观博弈模型，来分析国家加入货币同盟行为的直接相互作用。 从国家问利益角度说明：(1)“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状况可以理解为一个“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类的纳什均衡；(2)克服“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促使货币同盟形成，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间政策共识达成的条件十分重要。EMU的实现可以理解为欧洲国家为实现货币同盟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克服“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走出不良纳什均衡的结果，区域制度建设和政策共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全书的一个补充，本书接下来从国家利益的微观基础角度来分析说明，由于货币同盟的净收益分配面广，分配相对均匀和对称，一国在决定是否加入货币同盟时，可以主要从国家整体利益角度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和判断，而不必额外关注国内利益关系的可能变化对加入货币同盟政策选择的影响。最后，简单讨论了上述分析和结论对“亚元”的有益启示。
　　1.国家因素对货币使用范围的主导性影响可能造成效率损失。货币的空间使用范围受国家和市场二因素的影响。历史地看，货币演进到一定阶段后出现货币国家化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市场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展，在由国家因素主导货币使用范围而产生的历史常态??“一个国家，一种货币”中，就会包含有矛盾和效率损失。因此，货币的国家化有其局限性，货币同盟和共同货币是对这一局限性的回应，是对国家货币的超越和扬弃。
　　2.用传统最优货币区(OCA)标准作为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有种种局限性，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认
　　识。对传统0CA理论和0CA标准展开三方面批判。第一，传统最优货币区诸标准间存在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关系，内部关系不一致，有些标准本身还存在问题，如由Mundell最先提出的劳动力流动性标准。第二，传统0CA理论是凯恩斯主义的，同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的经济实际情况相适应。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宏观经济学派兴起，它们提供了审视货币同盟形成条件的新理论视角。第三，0CA标准有内生性，这从一个方面证明，货币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可以并行发展，两者相互需要，相互促进。这些批判性分析，使人们对货币同盟的形成持有更为乐观的态度，并提醒政策制定者要谨慎使用传统OCA标准，防止简单化和机械化倾向。 3.为更准确地全面界定国家因加入货币同盟而获得的成本和收益．需要对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和成本与收益的不可比性和可能的遗漏有清楚的认识。同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相比，货币同盟的成本收益分析从更为广泛的视角审视国家加入货币同盟的利弊得失。提醒人们注意，国家加入货币同盟的行为有相互的影响和作用，由此产生了货币同盟的共同利益；货币同盟收益中，长期才能显现的收益是货币同盟的长远利益；货币同盟的成本和收益有些还有不可比性，有些还容易在分析中被遗漏。考虑到现有成本收益分析对这些问题考虑不够，我们认为，货币同盟的收益在以前文献中被低估了。政策制定者既要充分考虑到国家行为的相互影响，又要具有长远眼光，才会对加入货币同盟的国家利益影响有准确把握。
　　4.区域性制度建设和政策共识是货币同盟形成的重要条件。由于国家加入货币同盟的行为有相互影响和作用，我们认为，即使货币同盟对于每个国家的净收益为正，国家仍然有可能维持国家货币的初始状态。“一个国家，一种货币”其实可以理解为一个“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类的纳什均衡。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间政策共识达成对于克服“协调失败”和“合作失败”、促使货币同盟形成十分重要。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问政策共识达成需要的仅仅是各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政治联系，政治一体化和政治同盟这样强的条件不是必要的。
　　5.是否加入货币同盟，可以主要从国家整体利益角度作成本收益比较，不必额外关注国内微观利益基础。货币同盟产生的净收益分配面广，分配相对均匀和对称，所以加入货币同盟政策对国内利益集团的分配效应不明显。因此，在货币同盟问题上，国家和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社会计划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国家理性”为假定，以国家为基本分析主体的方法是站得住脚的。
　　6.在对传统最优货币区标准条件、政治同盟先决条件、经济一体化先决条件、一般性的成本收益条件和国内政治经济学条件作出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得到了货币同盟形成的条件，可以概括如下：(1)同宏观经济调整成本相关：新最优货币区标准体系中的四个核心条件和一个参考条件；(2)同综合成本收益比较相关：由货币同盟各项收益成本特征的综合分析归纳得出的改进了的成本收益条件；(3)同国家间利益的实现相关：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间政策共识条件(这两个条件的形成，并不需要政治一体化和政治同盟)。
　　7.欧洲经济和货币同盟的形成，单单用货币同盟能给各个国家产生正的经济净收益就可以解释，其中区域性制度建设和政策共识在实现欧洲货币同盟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8.提出新最优货币区标准体系中的四个核心条件和一个参考条件以及改进了的成本收益条件来考察，我们应该对亚洲货币同盟有更为乐观的态度。但是，由于亚洲缺乏区域性制度建设和国家问政策共识，货币同盟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亚洲国家难以被认识和实现，亚洲国家仍维持在货币林立的“囚徒困境”中，因此，实质性的区域制度建设对亚洲国家走向货币合作非常重要。目前可考虑从一个如欧洲煤钢联营的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合作点人手，另外，建立“亚洲支付同盟”也应首先提上日程，既可以减少区域内对美元的依赖，又可以向窄幅波动和货币同盟迈开坚实的第一步。成立
　　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其目的是在欧洲
　　采取统一的、普遍通行的铸币。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标志着货币同盟成立。根据协议，各国的基本货币保持原来的名称（除意大利外都称为法郎），以法国的货币体系为基础，主币的含金量都定为0.2903225克黄金或者4.5克白银，可以在各国间等值流通。主币为面值100、50、20、10、5法郎的金币，同时发行5、2、1法郎和50、20生丁的银币。小于20生丁的辅币不能在各国间流通。由于有关国家此前基本上都在实行相同的货币体系，因此对经济的影响不大。 货币同盟于1866年8月1日开始生效，到1880年1月1日终止。如果在1879年1月1日以前没有成员国提出解散要求，那么该条约将继续生效15年。发展
　　货币同盟为成员国之间的资本流通、金融往来和商业、旅游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同时还圆满地解决了因法国严格

资本市场

规定金银兑换比例而导致的白银价值上升的问题。欧洲各国都想把自己的货币与这种稳定的货币挂钩，以稳定币值。1866年教皇国加入拉丁货币同盟，西班牙和希腊于1868年加入。奥匈帝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保加利亚、圣马力诺和委内瑞拉于1889年加入。 为了扩大货币同盟的影响力，拿破仑三世在1867年再度召开会议，讨论建立单一的全球货币体系问题。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发行了5美元鹰徽金币（合25.85法郎），而英国则发行了沙弗林金币（Sovereign，合30先令或1.5英镑，约等于25.20法郎）。两者价值均接近25法郎，因此两国提出以法国发行25法郎金币的方式同拉丁货币同盟建立联系，但这一建议被担心货币重铸成本和失去主导地位的法国拒绝。俾斯麦的普鲁士则明确拒绝考虑加入拉丁货币同盟的可能性。
　　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向德国支付了50亿法郎赔款，德国借此建立了单独的金本位货币——马克。金银比价在19世纪后半叶不断跳动，导致拉丁货币同盟的基础——金银复本位制度的崩溃。在法国，金银比价从1807年至1870年的1:15变为1874年的1:16.17，黄金大量流出，法国不得不于1876年实行金本位制度，废止5法郎银币的流通，并且取消自由铸造银币的法令。拉丁货币同盟成员国限制每人只能持有6法郎的银币。拉丁货币同盟在这时就已出现了危机。此后虽有许多国家加入该同盟，但是其货币制度已经不再基于法国的货币制度，而是建立在等值的黄金含量基础上。
　　1878年之后，由于受到实行金本位的英镑和马克的冲击，拉丁货币同盟其他成员国也纷纷改为金本位制度。随后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国际货币兑换体系，英国、美国、德国、拉丁货币同盟成员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货币同盟成员国的货币都确定了自己的含金量，各个货币区之间的货币以固定的汇率互相兑换、自由流通。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拉丁货币同盟已经在事实上消失。1927年法国终止金本位，并于次年颁布新货币法，拉丁货币同盟正式消亡。意义
　　货币同盟的时代是欧洲人感情上最团结的时候之一，此前这样的情况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建立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的团结，此后就是今天的欧盟。这些措施在客观上也为欧洲带来了繁荣。亚洲形式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日前在马尼拉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亚洲的长期目标应当是建立一个流通单一货币的货币同盟。
　　黑田东彦指出，由于区内贸易规模巨大，即使是汇率的小幅波动都可能对贸易和投资投向造成较大影响，致使区内各国之间产生贸易摩擦。“因此，我们需要维持未来区内汇率的稳定，并且最终实现单一货币。”他认为，亚洲可以试验一个尽可能少涉及国家间政治承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只要区域一体化能够带来实质性的经济利益，那么政治上的分歧应当能够得到最终解决。
　　“与欧洲不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亚洲需做更多的事情，”黑田先生表示。“亚洲因此需要借鉴欧洲的宝贵经验教训，但是应当最终开创自己的经济一体化模式。东亚货币同盟
　　在60年代末，小岛清就曾提出成立包括五个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太平洋货区，以实现地区一体化。其他发展中亚洲各国的成员资格也并不排除在外。主要的思想是各国货币共同打住美元，集中国际储备，以增加国际流动性。在严格的意义上，这不能看作

小岛清

为亚洲货币合作，而且它仅限于学者的讨论。
　　1989年APEC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引发了加强货币合作的兴趣。APEC的一些附属委员会还曾探讨过这个问题。1991年，由11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组成的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EMEAP）成立。EMEAP的宗旨是加强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EMEAP最初着重于信息交流，但是近年来更多地关注地区金融稳定和货币合作。
　　APEC和EMEAP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关注只是东亚货币同盟的一个苗头。真正认真的讨论是在90年代末开始的。如上所述，一系列重大发展，特别是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东亚各国（地区）对传统的思路产生疑问，并开拓全新的思路。
　　1988年底，中国香港货币局总裁任志刚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同盟建议。1999年10月，香港的财政秘书长DonaldTsang提出了促成设立亚洲共同货币的计划。他建议，为了对付新的全球挑战，新加坡和香港应当走向一种货币同盟并最终扩大到整个东亚。一个月后，当时的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东盟首脑年会上呼吁东盟10个成员国建立一个东亚共同市场并实行统一货币。
　　1999年8月，马来西亚主持了讨论东亚货币同盟的国际研讨会，并且委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研究该问题。当时，东盟秘书长CSeverin。在会议总结中指出，“鉴于已经取得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一样，一种东盟货币至少变得可以考虑了。”
　　以上这些有关东亚货币同盟的建议和想法仍局限于讨论阶段，其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目前仍然有限。在实践中，东亚各国正在加强本地区的货币合作和推动地区货币一体化。目前，具有现实意义的东亚货币合作与货币一体化的建议和进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东盟监督机制。1998年10月，东盟各国财长签订了《理解条约》，建立了东盟监督机制。根据东盟成员国之间同等评审和相互关注的原则，东盟监督机制的宗旨是加强东盟集团内部的决策能力。除了正常的汇率和宏观经济总量的监督之外，东盟监督机制还监督成员国的部门和社会政策，

东盟

并且还包括能力建设、强化机构和信息共享。根据东盟监督机制，东盟各国财长每年聚会两次进行政策协调。东盟监督机制涉及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这是东盟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一个重要进展。
　　2．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亚洲货币基金的概念是日本于1997年9月提出的。日本建议设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基金，日本提供其中的一半的资金，其余由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提供。据认为，该基金将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可以很快动员起来防止对本地区货币的投机性攻击。虽然马来西亚强烈支持这个建议，但是这个建议因遭到美国和IMF的反对而在APEC马尼拉第五次会议上被否决。据认为，这种地区性基金与IMF的业务不必要地重复，并导致道德风险。取而代之的是，1997年11月建立了《马尼拉框架》小组，其主要目的是地区监督。这
　　个小组汇集了亚太地区内外14个国家的财政部和央行的代表。
　　但是，建立地区性货币基金或某种同等的机构仍是各种地区磋商会议及学术文献的显著议题。日本国际货币事务研究所的Ha1me8mno5ara建议设立“地区稳定论坛”。据称，地区稳定论坛将促进地区政策对话，建立紧急金融援助机制，通过地区经济监督和合作预防未来的危机。位于东京的亚行研究院及其附属的亚洲政策论坛网络同样建议建立地区融资安排，以便起最终贷款人的作用，提供有效的地区监督和促进金融和公司结构重组。本人认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立还可以对投机性资本流动产生威慑效应。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由
　　投机性资本的投机行为引发的。通过威慑效应，亚洲货币基金可以降低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3．日元国际化。日本长期以来致力于在东亚地区建立一个日元圈，并发挥金融领导地位。日元国际化需要东亚各国的合作才能实现。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在90年代长期停滞不前，再加上二战阴影，东亚各国普遍对日元国际化不感兴趣。然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在东亚地区有着极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卷入，所以，日本有关日元国际化的一些动向值得关注。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在日元国际化的范围内深入地讨论了关于地区货币和汇率体系的具体想法。日本大藏省的一个咨询机构“外汇和其他交易委员会”1999年4月关表了《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的报告。委员会认为扩大日元的使用应该从和日本有紧密经济联系的亚洲开始，建议采取一些措施促使日元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这些措施包括：在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实现汇率稳定；建立由美元、欧元、日元和其他货币组成的亚洲货币篮子，根据贸易和经济重要性确定每种货币的比重；改善日本金融和资本市场；允许日本银行扩大向外国中央银行提供以日元计算的信贷便利；增加非居民对日元的使用和持有，并且在美元、欧元和日元之间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
　　1998年10月，日本大藏大臣宫泽提出了被称为克服亚洲货币危机的新构想的建议。他建议，为克服亚洲货币危机，日本设立总计30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他特别声称：150亿美元将被用作中长期财政援助，以恢复亚洲各国的实际经济，另外150亿美元将用于本地区对短期资本的需求。他指出，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是亚洲爆发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使得本地区很多国家期望日元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他主张，与美元和欧元一起，增加日元的使用将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这项被称为“新宫泽构想”的计划，其实质仍然是为了扩大日元在东亚的使用范围和影响，以期最终建立一个日元圈。
　　4．清迈倡议。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亚行年会上，东亚各国财长一致同意设立一种货币互换安排体制，用以克服未来可能再次出现的金融危机。这种货币互换安排拟设立一个由本地区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互换和回购组成的双边条约网，以此保护可能受到投机性攻击的货币。该计划的细节仍有待商定。泰国财长素帕猜说计划仍“处于初期探讨阶段”。清迈倡议被普遍认为是亚洲地区货币合作的一个明显进展。舆论认为，这是亚洲货币基金建议的复活，或者是迈向“亚洲货币基金”的一个跳板。
　　清迈倡议的要点如下：扩大东盟货币互换安排，把所有东盟国家都包括进去；在东盟、中国、日本和韩国之间建立一个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便利的网络；利用“东盟十3’（亦称“10＋3”框架）框架促进持续和及时的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和信息交流；作为建立一个充分协调的经济和金融监督体系的第一步，建立一个联络人员网络以促进东亚的地区监督。会议委托东盟秘书处协调各种研究以实施清迈倡议。
　　清迈倡议在具体实施上仍存在许多问题。在2000年11月“东盟十3”领导人会晤上，朱铝基总理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建议各国切实落实清迈倡议；对于下一步金融合作的设想，中国也持开放态度，可以在“10＋3”框架内逐步探讨。
　　东亚货币同盟的可能形式
　　上面提到，货币同盟的形式从初级到高级，包括共同单一打住、共同篮子钉住、货币局、美元化和共同货币。货币局和美元化是特殊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汇率和货币制度，显然不适合于整个东亚地区。因此，对于东亚来说，剩下的选择只有共同钉住和共同货币。共同打住又可分为共同单一针住和共同篮子打住。
　　1.共同单一钉住（commonsinglepeg）
　　共同单一钉住是指有关国家把各自的货币共同地钉住一种货币，如美元或欧元，从而实现各国货币的相互固定即汇率稳定。
　　东亚各国和地区（日本除外）在1997年之前普遍实行各自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体制。由于普遍针往美元，各经济体货币之间的汇率相互自发地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汇率。这种体制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起到了一定的有利作用。但是，随着各经济体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国际竞争力的变动，这种各自单独针住美元被认为过于僵化和缺乏活性，因而成为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由于打住美元，美元在1995～1997年大幅升值造成许多东亚国家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从而累计造成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
　　这种各自单独钉住美元的体制还需要各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经常保持足够的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并维持固定汇率的外汇储备。维持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资金短缺的东亚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于一些东亚小国来说，更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目前，私人资本的跨国流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某些单个投机性基金的资金实力就足以“富可敌国”。这种各自单独钉住美元的汇率体制就为国际投机资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攻击目标。
　　所以，在东亚货币危机爆发后，东亚许多缺乏外汇储备和严重依赖短期资本流入的发展中国家的钉住美元体制不堪一击，不得不放弃钉位美元而听任汇率自由浮动。
　　东亚各国是否可以采取共同钉住美元呢？这将取决于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共同钉住美元与各自单独钉住美元没有本质的区别。共同钉住可以实现相互汇率的稳定。但是，维持固定汇率所需的外汇储备从哪里来？欧洲货币体系在共同维持对外浮动时，曾集中了各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干预外汇市场。东亚是否也可以集中一部分外汇储备呢？由于东亚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甚至尚未达到欧洲当时的水平，东亚没有一种机构化的货币合作框架，目前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此，惟一的选择就是采取货币互换的形式。通过各中央银行出现货币攻击时互
　　相调剂外汇储备，来达到共同钉住美元和稳定汇率的目的。
　　清迈倡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各国目前正在努力通过货币互换的形式实行共同钉住美元的体制。清迈倡议初步确定，将要求亚洲各国从外汇储备中出资100亿美元。这个金额是初步的和较少的。根据情况的变化，东亚货币互换安排在规模上应当扩大至500亿美元。同时，在以后的“10＋3”会议上，各国应当达成一个协议，在制度上要求东亚各国把汇率波动维持在一个很小的幅度内，而不是目前的有些国家的自由浮动。
　　东亚各国是否可以共同地钉住其他某种货币，如日元或欧元甚至特别提款权？从东亚各国的贸易方向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在目前或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存在这种选择的可能性。
　　共同单一打住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如果美元对日元或欧元大幅波动，东亚地区仍然存在巨大的汇率风险，仍有可能对许多国家的贸易和出口竞争能力带来不利影响。
　　2．共同篮子钉法（commonbasketneg）
　　共同篮子钉住是指各国把货币共同地钉住由一些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从而实现相互汇率稳定。与共同单一针住相比，共同篮子钉住能够更好地实现汇率稳定，更多地节省外汇储备。
　　共同篮子钉住的关键在于确定篮子中包括哪些货币。确定货币的种类一般是根据经济因素，如贸易方向、投资流量及其他经济因素。目前，东亚的贸易方向主要是美国、日本、欧洲和相互贸易。长期资本也主要来源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因此，不难确定货币的种类。篮子中的货币应当包括：美元、日元、欧元和本地区其他重要货币，如人民币、新加坡元、港元、韩元、卢比等。至于每种货币在篮子中的权重，也可根据贸易方向和投资比重来确定。笔者初步估计每种货币的权重为：美元60％、日元10％、欧元10％、人民币5％、新加坡元3％、港元3％
　　、韩元3％、卢比3％、其他3％。当然，随着情况的变化，货币种类和权重都可以调整。
　　在货币篮子中能否只选择本地区货币？如果这样做，既不符合东亚目前的贸易方向和投资流动，也不符合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这样做还将蕴含极大的汇率风险。
　　实施共同篮子打住的关键仍然是东亚各国的货币合作。由于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仍然比较松散，处于初级阶段，最重要的是不存在一个严谨的合作机构，所以，这种形式的货币同盟目前仍然难以实施。不过，如果东亚在“10＋3”的框架内逐步推动地区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共同篮子钉住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货币同盟形式。
　　3．共同货币（commoncurrency）
　　共同货币是指有关国家放弃本国货币并创设一种新的单～货币，如1999年欧洲经济货币同盟发行的欧元。
　　亚洲如果创设共同货币----亚元，无疑可以借鉴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经验。由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加深，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这种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共同货币可以完全消除东亚地区内部的汇率风险，节省大量的外汇储备，促进东亚的经济一体化。衡量标准
　　在20世纪的60、70年代，衡量OCA的标准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以及后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性等，这些被视为传统OCA理论的基本结论和贡献。但是，这一阶段OCA理论的研究，无法确定不同衡量指标的权重，以及难以将不同指标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体系。
　　OCA理论的原创性论述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标准。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由蒙代尔(Mundell，1961)在论文—“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中提出。文中，蒙代尔从劳动的流动性、刚性价格、特定货币的交易成本、冲击等几个方面对最优货币区进行了分析。
　　假定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A和B，两国分别生产甲、乙商品。当人们对甲商品的需求转移到乙商品时，A国会出现逆差，而B国则出现顺差。这时，如果两国货币的汇率是浮动的，那么通过A国货币汇率下降，B国货币汇率上升，在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的情况下，汇率的调节则使A国出口增加，就业扩大；同时，B国的通货膨胀亦得到抑制，这是以国家货币为基础的浮动汇率机制的最理想效应。
　　蒙代尔的生产要素流动论是对浮动汇率的扬弃。如果一个受到对称性冲击影响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当出现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可以消除不平衡，而不必借助于汇率浮动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达到这一标准的地区就成为“最优货币区”。可见，蒙代尔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作为确定最沈货币区的标准。如果劳动力和资本在区域内能够自由流动，组成共同货币区既可以提高微观效率，又有利于抵抗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
　　蒙代尔进一步简要阐述了共同货币的优势，如降低了贸易中货币结算的交易成本、消除了相关价铬的不确定性等；同时他指出，共同货币的劣势在于：当需求发生变化或遇到其他不对称冲击.要求某一特定地区的实际工资下降时，则难以保持充分就业。
　　蒙代尔对于OCA的原创性论述，引起了经济学家广泛的研究兴趣，同时，对于要素流动性标准的批评也就接踵而至。反对的观点集中体现为：首先，在一个货币区中，劳动要素很难以较快的速度和足够的规模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以抵消由于失去浮动汇率调节机制所引发的损失。Corden(1973)指出，难以想象，英国的衰退问题要通过大量英国工人转移到德国来进行解决，而且，这种转移存在着诸多障碍，例如，两国文化、语言、工作经验、法律等方面的差异；其次，由于劳动要素的调整速度远远低于汇率的浮动频率，因此，在短时间里，劳动要素的高度流动性难以替代浮动汇率机制；另外，要素流动性标准与后来欧元的实践也不相符，因为欧元区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性不是很高，单一货币反而成了促进要素流动性的手段，而不是结果。
　　麦金农的经济开放度标准。麦金农(Mckinnon)对OCA理论的发展是他从各国物价普遍具有稳定性出发，提出了决定囊优货币区范围的第二个标准，即经济开放度。
　　若一个地区对外高度开放，即可贸易商品占总产出和总消费的比重非常高，浮动汇率作为对外平衡调节器的作用就会下降。若该地区用汇率调整来纠正国际收支失衡时，会产生三种效应：首先，引起进口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国内价格水平的全面波动。如果限制非贸易商品的国内价格上升，则会引发需求紧缩和失业；其次，开放经济的消费对进口品具有较高的依赖性，需求弹性较低，这样，为纠正某一水平的国际收支失衡，就需要相对较大的汇率变动幅度；再者，在开放经济中，由于缺少“货币幻觉”，本国货币贬值后人们明显地感到消费支出的增加和实际收入的减少，要求相应地增加工资，由此引起生产成本的增加，会抵消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改善。
　　麦金农认为，在外部价格同样稳定的前提下，那些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组成一个共同的货币区，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和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型开放经济体。
　　麦金农的各国物价水平普遍稳定假设遭到了批判，一方面因为其缺乏现实基础；另外，当一个小型开放国家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一个大国，而且，小国的货币钉住大国货币时，经济开放度标准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框架不能用于分析小型开放国家的贸易伙伴分布于几个相互之间货币汇率浮动的大国。
　　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蒙代尔的OCA分析框架中涉及两种商品，麦金农的也只是涉及了三种。1969年，凯南(Kenen)开拓了另外一个研究视角，他提出以低程度的产品多样化作为形成一个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与蒙代尔相同，凯南假设国际收支失衡主要是由于需求的波动。当外国对进口品需求发生变化，产品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将越能抵御外部冲击对经济总产出水平的影响，产品多样化国家和不同出口产品的国外需求相互交又，足以消除国外需求的波动，汇率波动几乎不再必要。因而，在产品多样化程度高的国家之间更适合于实行固定汇率制，组成共同货币区。
　　可以看到，产品多样性标准得出了与麦金农的开放性标准完全相反的结论。麦金农指出，开放程度不是很高的小型经济体将受益于货币同盟；另一方面，若只有大国才能够实现产品多样化，那么，凯南的分析结果是大的经济体才会受益于货币同盟。对二者的矛盾予以调和的是经济学家Ishiyama，他指出，两位经济学家所分析的冲击类型是不同的，麦金农的分析假设为，外部经济稳定的；而凯南则假设外部经济不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冲击会影响到特定商品的需求，若这种需求的变动是一国内部的，则国内的货币政策工具会纠正这种失衡。
　　伊格拉姆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美国经济学家伊格拉姆(JamesIngram)意识到，在解释最优货币区标准时，有必要考虑一国的金融特征。1973年，他提出，以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如果国际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特别是长期资本市场高度一体化，只要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利率发生小幅变动，就会引起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从而可以减少汇率的波动。由于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适宜实行固定汇率制。但是，伊格拉姆只强调了资本要素的流动，而忽略了经常账户的作用。
　　通货膨胀相似性标准。20世纪70年代初，哈伯勒(G.Harberler)圆和弗莱明(J.M.Fleming)分别提出以通货膨胀的相似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们认为，各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通过影响汇率、利率来影响短期资本的流动，从而导致国际收支的失衡。因此，如果货币区内各国通货膨胀率趋于一致，就可以避免汇率的波动。
　　虽然，通货膨胀确实会使国际收支恶化，但是，将其阼为国际收支失衡最主要的原因则欠妥帖，因此，将通货膨胀的相似性作为最优货币区的唯一衡量标准则较为片面。
　　在蒙代尔、麦金农等对最佳货币区理论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之后，一批学者又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的发展历程，进一步论述了最佳货币区的判断标准。其中，Tavlas(1993)提出的最优货币区国别标准(country-specificcriteria)，用以判断一国是否具备加入一个货币联盟的条件，以及Bayoumi和Eichengreen提出的最佳货币区的联盟标准(union-specificcriteria)用以判断数个给定的国家是否能组成货币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