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指任何有可能导致企业或机构财务损失的风险。
一家金融机构发生的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往往超过对其自身的影响。金融机构在具体的金融交易活动中出现的风险，有可能对该金融机构的生存构成威胁；具体的一家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有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构成威胁；一旦发生系统风险，金融体系运转失灵，必然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西方的金融风险分析是金融市场理论和证券投资理论的一部分。在对全社会的资产进行划分中，实际资本和金融资产是两个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一般 情况下，实际资产为其所有者或支配者提供服务流量，金融资产则为其所有者或支配者提供货币收入流量。货币收入流量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利息、股息、红利等。
加强投资者风险教育当人们用自己的货币以一定的价格购买金融资产时，这种金融资产提供的收入流量并不是现时的收入流量，而是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陆续实现的货币收入流量，因此，在这种待实现的货币收入流量转化为实际货币收入流量时必须考虑时间因素。现实世界是个充满竞争和意外因素的世界，一定量的金融资产在未来的时期内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货币收入流量，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这种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通常所说的金融风险。
在许多文献中，人们都把风险等同于不确定性。事实上，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有严格区别的两个概念。对于一个微观经济主体来说，风险是它的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则是某种预知或控制某种不愉快事件发生的不可能性。从统计学角度看，不确定性是表现为随机事件，它的出现一般具有偶发、突然等特点。而风险通常与收益相伴而生。例如，金融资产的投资者关于不同数值的资本收益预期的信心可以用概率来表示，可以用概率来说明这种预期的任何一个既定状态。假定投资行为有n个可能结果，那么，这个概率分布必定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平均值所代表的中心倾向；二是肯定会出现一定的偏差即离中趋势。概率分布的中心倾就代表着投资者的预期收入值，而离中趋势所代表的就是投资者的收益风险。用概率论的语言说，投资者的风险就是概率分布中特定的货币收益值与代表投资者预期的中值的背离程度，它可以用标准偏差公式来进行衡量。
所谓系统金融风险和全局性金融风险是相对个别金融风险或局部性金融风险而言，现在所谈论的、并将之作为经济工作重点之一的问题，其所指就是这类金融风险。
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谈风险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教训看，金融危机不管由什么原因引起，最终都表现为支付危机，即：或是无法清偿到期的国外债务，或是银行系统已不能满足国内存款者的普遍提存要求继而进一步导致挤提甚至是银行破产。正是从这种基于对流动性重要程度的重视，国外不少货币金融理论着作都将最初的系统风险定义为支付链条遭到破坏或因故中断导致的危险现象。
现在，在谈论和使用系统金融风险概念时已经自觉不自觉第将之与“全局性金融风险”等量齐观了。在文化发展史上，一个词汇、一个概念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出现涵义上的些许变动是常有的事。系统金融风险之所以可以等用于全局性金融风险，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体系的发展和进步已使得金融领域内各个行业间的连动和交互影响成为不争的事实。例如，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本来是金融领域中职能不同的两个市场，但股市的大涨大跌有可能造成大量的银行破产；反过来，一些有影响的大银行间的并购或破产事件也可能引致股票市场行情的急剧变动。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领域是竞争最激烈因而风险程度也最高的领域，没有风险就没有金融活动，因此，想要避免金融风险是不可能的，对于决策当局来说，有决策参考意义的是关注系统金融风险或全局性金融风险。系统金融风险或全局性金融风险一直存在，个别金融风险或局部性金融风险每天都在出现，生生不息，如何化解得了？如果说“化解”，只应该是化解危机，但在危机尚未出现时，要做的工作应该――也只能是降低系统或全局性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人们之所以关心系统金融风险问题，原因就在于系统金融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如果引发社会政治危机，就不仅会对统治者的政权构成威胁，还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或严重倒退。从这个意义说，讨论金融风险的度量标准问题实质上是在解决金融危机的预警问题。
在1997年7月以来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四个东南亚国家大体属于同一类型，韩国、日本、俄罗斯各属于一个类型，而1999年1月刚刚出现金融动荡的巴西又属于另一个类型。泰国等国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有突然性，不仅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准备，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金融机构事先也没有料到。
在世界经济学界，曾作出这些国家将出现金融危机预言的仅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一人。克鲁格曼判断的依据是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虽然大量吸收国外资本，但国外资本的短期资本比重过高，而且，这些国外资本并没有在提高这些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和技术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作用，却大量第流入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领域，因而经济体系中蕴含了危机因素。1999年巴西金融动荡与泰国等发生金融危机国家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巴西政府早在1998年下半年就有了思想准备和应急安排，并且，巴西的金融动荡早在东亚金融危机出现不长时间以后就已在许多经济学家预料之中了。这些经济学的判断依据就是巴西的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与某些国家在危机突发之前的同类指标已极为相象。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决不是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它在爆发前表现在经济体系中潜藏的金融风险总要体现在一定的指标或金融经济运行间的结构性矛盾上。
金融风险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国有银行在资金配置上长期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一方面，居民除了将钱存入银行外，缺乏其他有效投资渠道，加之教育、医疗和社保等改革带来的谨慎性预期，使得边际储蓄率不断提高，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对外源资金依赖程度大，在直接融资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得不主要依赖银行贷款。
风险二：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相互传感放大
在渐进改革过程中，财政与金融之间风险隔离机制一直没有建立。一方面，金融风险向财政转移。由于缺乏制度性规范，央行资金运用存在明显的财政化倾向，巨额再贷款难以收回。另一方面，财政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1998年以来，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偏高。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中西部地区县乡财政普遍困难，存在大量隐性债务。
风险三：非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成为金融安全隐患
多年来，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渠道筹集发展资金十分困难，被迫寻求非正规金融渠道。目前中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据估计已接近正规金融的1／3。
风险四：机制转化中金融机构的风险突出
首先，银行业风险集中，资产质量总体堪忧。中国银行业竞争不足，公司治理薄弱，业务创新能力差，财务风险普遍存在。其次，证券业隐含巨大金融风险。证券公司收入结构不合理，资产质量不高，流动性明显不足，累积风险严重，一批证券公司已处于严重资不抵债局面；普遍存在违法受益私人化，违法成本社会化的制度性错位激励，总体道德风险严重。再次，保险公司风险不容忽视。保险行业整体诚信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经营管理水平较低，对分支机构的经营行为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不计成本地抢占市场份额，恶性竞争严重。
风险五：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严重弱化
银行业风险集中资本项目管制有效性严重弱化导致大规模的不正常资本流动。第一，假外资的寻租性流入。自2001年以来，资本净流入迅猛增长。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看，有相当部分流入的外资具有明显的“内资外资化”倾向，带有明显的“政策寻租”的特征。还有大量违规资本伪装成经常项目收支跨境流动。第二，资本外逃严重，外逃渠道多样化。资本大规模非正常流动，增加了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影响了中国的经济金融安全。
风险六：人民币汇率机制缺陷导致国民福利损失
人民币汇率机制的缺陷导致中国传统的开放模式和开放政策呈现出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并进一步引发诸多突出问题：第一，汇率形成机制的扭曲导致激励型外资政策，激化国内发展模式的矛盾。第二，低汇价助推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频繁引发国际经济摩擦。第三，汇率形成机制扭曲导致低价值链增值模式，危及中国的资源、能源安全。第四，汇率机制的长期扭曲导致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增大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风险。第五，日益庞大、超过合理需要的外汇储备，造成巨大的国民福利损失。
风险七：利率风险日益凸显
利率市场化是一柄双刃剑，利率风险其实是在利率逐步市场化过程中同一问题的两面。其一，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管制仍然比较严格，商业银行不能自主调整利率，面临着较大的系统性利率风险。其二，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利率波动会不断加剧，而金融机构管理利率风险的能力不足，也会面临较大的风险。
风险八：房地产业的金融风险不容忽视
截至2004年，中国的银行业的17万亿元信贷资产中约有一半是以房地产贷款或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形式存在的。房地产行业隐藏的风险不容小视，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70％以上，高负债经营隐含财务风险突出；假按揭在个人住房贷款中问题严重；基层银行发放房地产贷款操作风险明显；土地开发贷款有较大信用风险；新法律法规可能限制贷款抵押品的执行，法律风险增大；等等。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存在几乎等同于金融风险，很可能会影响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风险九：金融开放过程中的“拉美化”风险
所谓金融‘拉美化’，主要是指本国金融活动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资本，本国金融市场逐步为外资所主导，本国的资产定价权、证券服务业、投资收益等等大多为国际投资者和外国金融服务机构所控制或支配的一种现象。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金融确有拉美化之虞，直接表现为中国金融资产定价权的丧失；股市并没有真正与国际接轨，不仅谈不上优化资源配置，就是融资功能也急剧萎缩；大批国内优质企业被迫海外上市，国内投资者望“洋兴叹；在中国未掌握资产定价权的前提下，国内商业银行竞相大规模向外资转让股权，导致国民财富流失；在高价引进外资的同时以低价向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拉美化”可能是对外开放中的最大风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