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经济学
安倍“再登场”，成为继吉田茂后下野复出的第二人，由此，“安倍经济学”也获得了再版的最佳时机。
早在2006年安倍首任总理时，日本媒体曾用“安倍经济学”表述其经济政策。其基本主张可概括为“改革与成长并重”、“创新与开放共举”，借鉴里根的“保守主义改革”，实现“小政府”，通过“压缩政府资产、削减财政支出”，实现“不增税的财政重建”。“安倍经济学”甚至一度与“里根经济学”相提并论。
“安倍经济学”的提出，反映了日本社会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期待。但在实践中，安倍的模仿显然已经“变调”，堪称导致安倍最终撂挑子的背景原因之一。
首先，在财政重建上，安倍虽大幅削减了国债发行额，国债依存度降至10年最低，但一般财政支出却增加了16.5%，政策性开支猛增，远超出小泉内阁。在税制改革上，安倍虽主张“不增税原则”，但放弃了小泉的“减税”政策，政府税改搁置了法人税减税，企业全球竞争力备受牵制。
其次，在“改革与增长”的顺序上，安倍倾向于“增长优先”，“保守主义改革”仅剩下了“保守成分”。例如，对“道路财源”、“邮政民营化”等标志性改革，安倍不断“手下留情”，甚至召回了因反对小泉改革而被逐出自民党的“造反组”。
第三，“创新与开放”表现为事实上的“拒绝外资”，对外资并购日本企业层层设阻，同时默认日元贬值，2007年初，日元汇率进入“广场协议”后历史性贬值期。而安倍的“缩小差距论”也转化为对金融领域大设障碍，阻止日本国民储蓄转化为有效的社会投资。国际金融市场警告这将阻碍日本证券业的国际扩展。《日本经济新闻》则连发社论批评其保守倒退，呼吁“没有开放，就没有经济增长”。而随着安倍辞职，“安倍经济学”也不再为人记忆，更难与“里根经济学”相提并论。
安倍虽闭门思过五年，但大选胜利，似乎又再次冲昏头脑，重新找出了束之高阁多年的“安倍经济学”，掸去尘土，再版推出。
所不同的是，“新版安倍经济学”大胆提出了“强大的经济”、“强韧的国土”和“强而有力的价值”新论，不仅重拾凯恩斯主义旧论，积极扩张财政，准备大兴土木，而且模仿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在货币政策上开闸放水，甚至逼迫央行执行不现实的“通胀目标值”政策，刺激日元贬值，股市虚假回升。由此，“安倍经济学”又走上了“资产泡沫经济学”的邪路。
在选战中，关于财政金融政策框架，自民党并未展开深入充分的论证。执政后，安倍内阁却沿此路径提出了“国土强韧基本法”构想。诚然，学校、医院的耐震化改造是急需的，高速增长期建设的社会基础设施老化，也迎来了修缮、改建期。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景气对策，扩大财政支出必将导致国内利率上升，通胀高企，最终招致日元升值，扼杀日本经济。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日本债务余额超过GDP的两倍，财政支出扩大导致国债增发，必将招致未来税收不稳和市场混乱。事实上，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深化标志着财政扩张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对此，安倍政权毫无新认识，依然沉迷于通过财政扩张，寻求对政治的财富渗透。
作为自民党的核心政策，金融政策也如此。全球化下，日美大国超常规释放货币必将导致世界资源配置扭曲，而在老龄化的日本社会，简单的通胀目标值政策必将引发社会不安。安倍提出的200万亿日元新发国债及其发新债换旧债，将导致长期利率增至2%，年利息达4万亿日元，相当于消费税被提高2%。如此重负，国民何以安生？
而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安倍新政权并未给出明确的改革方向。从原理上看，养老金、医疗给付款的来源，基本上是由现职人员缴纳的保费和税收支撑的。因此，年轻人若不能获得稳定的就业，没有稳定的就业环境，在经济上难以自立，则意味着社会保障财源面临枯竭的危机。当前日本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中，非正式工比例占1/3，并呈增加趋势；低收入和未来不安正在导致晚婚、少子化加速，社会保障支付的基础面临危机。“失去的一代”正面临“在求职中迎来中年”的窘境。年轻人生活基础的构建已成为日本政府迫在眉睫的难题。
在选战中，自民党关于农业与自由贸易(TPP)的关系模棱两可，关于“脱核”与“核燃料循环”含糊不清，尤其是如何处理“美国与亚洲”、“经济与安全”的关系，战略定位不准，方向不明，不仅令日本企业难作战略决断，甚至引起左邻右舍高度不安。
2013年，WTO和APEC均将移师印尼，G20峰会也将西进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多边经济舞台呈现整体西移动向，吸引全球大国的战略目光跟随向西。而安倍却仍紧贴“山姆大叔”，摇尾乞怜，同时，又私下在东盟与印度间穿插斡旋，试图寻机抢占地缘政治要点，每一步都是跷跷板。而对此，“新版安倍经济学”似乎没有任何补充和修订，反而大篇幅增加了一些不着边际的“新安全观”——日本版国家安全会议、国防军、集体自卫权、新新防卫指针，而唯独“忽视”关乎日本经济生死的战略市场中国。如此再版的“安倍经济学”恐将很难通过日本国民的审查，国民也必将用支持率给他一个合理的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