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经济

发达国家经济大约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从工业经济转变为后工业经济，即由以工业为主体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我国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本文以“后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观察，认为“后工业经济”与其说是产业结构“升级”，倒不如说是某种“经济解构”。与以往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不同，“后工业经济”结构不见得是一种“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而是某种越来越依存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完整的结构体系”。

　　一、“解构”不同于“升级”

　　“解构”是对后工业经济结构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判断；这种判断与“升级”的解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或差别。

　　首先，所谓“升级论”是以“演化论”的逻辑把后工业产业结构看作某种“进步”；而“解构论”则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看到经济中各部门比重变化背后的某种超常规的变化或断裂。

　　其次，“升级”通常被看作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果。根据这种解释，当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高度后，人们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比重相对减少，而对奢侈品和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所以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然而发达国家大量的消费品进口表明，工业部门的比重下降不能完全归因于需求的减少，而是生产基地被部分地转移到了国外。

　　再次，结构升级的概念表明产业结构作为一个完整经济体系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而“解构”则意味着独立的经济体系的某种解体或结构性破坏。当经济全球化使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断裂时，何谈结构升级?

　　“经济解构”过程的推手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它的基本动因是资本的国际流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之间竞争战略的转变主导了这一进程。

　　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经济的经济“解构”过程也深深地冲击和改变了像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例如，我们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由于卷入了这个过程，也变得“扭曲”了。

　　“解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提倡的一种思维方法，即以某种颠覆性的、超常规的思路看待某种现象或变化。解构的方法与结构主义相对立，具有“后结构主义”特征。它反对机械地将万物简化为特定的模式和公式；不是把理性、逻辑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而是主张超越理性的定式。

　　用这种方法观察后工业经济的产业结构，我们也可以超越“进化论”惯常思维逻辑，不是用“高级”和“低级”的区别来看待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而从它转变过程的“非常规性”观察它的历史独特性。例如，战后的国标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限制、金融体系的巨变等等。

　　近年来，很多关于产业结构的分析，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各个部门之间比重的变化上。但这不过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方面，而且是表面的现象之一。单凭这一个方面，我们很难断定它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例如，香港和新加坡这样的经济体，服务业的比重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就占相当高的比重，甚至比发达国家还高。但这不能说明它的产业结构一直都比发达国家更“高级”。因为香港独特的地理位置首先就决定了它作为转口贸易、金融中心、“购物天堂”等优势；而农业和工业不可能占很高的比重。这种“特例”说明决定经济中各部门比重的原因除了一般经济的发展规律以外，还有其他原因。

　　判断产业结构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被很多人忽视了。产业关联是产业结构存在的基础。假如部门之间毫无关联，产业结构就无从谈起，无论各个部门之间的比重是什么样。产业部门之间关联的基础是经济活动的“社会分工”：每一个部门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其他部门的经济活动；各个部门的共同发展形成了一个经济体系内的产业结构。部门之间的依存越紧密，产业关联度越高。反之，当一些部门不再依赖于另一些部门而能够生存和发展时，各个部门之间的比重不再构成彼此依存的整体，就出现了经济“解构”。

　　产业部门之间的紧密关联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都十分明显：例如“男耕女织”的结构体系，或者“农、轻、重、服务业之间的互为条件”。但是当“后工业经济”形成以后，我们看到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下降了。它变得越来越与经济体以外的经济活动，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联系紧密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在本质上已经不再是独立的经济体系，而是变成国际分工，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部分。

　　二、发达国家经济“解构”与经济全球化

　　发达经济的“解构”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早在资本主义初期，经济全球化就出现了，但在“后工业经济”时期“经济解构”才变得十分明显。我们要理解这个过程，至少要理清两个问题：一是资本流动的规律；二是1973年以后工业资本生存空间的变化。

　　所谓资本流动，就是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流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流动的规律。因为同样数量的资本，投在不同的部门，利润率却不同，资本总是倾向于向利润率更高的部门转移。为了寻求更有利可图的生存空间，只要条件允许，资本就会越出国界在更大范围发展它的势力。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国际流动的结果。

　　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资本国际流动的“高潮”，每一次都引起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经济全球化”，每一次都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在资本主义早期，经济的全球化表现为殖民主义。欧美一些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以掠夺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和进行不平等的贸易。在强行的“国际分工”下，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而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和广阔的市场，以满足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需要。由于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强制占领的市场，工业资本在发达国家迅速积累，围绕制造业产品的生产逐渐形成了农、轻、重、服务业全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当时，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的焦点是对殖民地的争夺，最终导致两次世界大战。

　　二战以后，“共产主义阵营”的出现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独立，使得“国际分工”主要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此具有“地方全球化”的特点。这个时期虽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也有贸易和投资，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来说只是通过贸易和政治力量，提供原料、能源和初级产品。作为原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资本在发展中国家赢利受到很多限制。相反，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为资本的“国际化”提供了有利可图的机会，所以更大量的工业商品贸易和FDI实际上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意味着“经济解构”已经开始。但由于战后经济实力差别，发达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是“追赶”。经过经济重建和大约25年的“黄金增长期”，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在经济实力上从“合作伙伴”变成了竞争对手。

　　1973年以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促使资本向更大范围流动，“经济解构”进一步深化；这时，在发达国家范围内，工业经济发展到了“顶点”；而在发达世界范围外，资本流动的某些“政治障碍”消除。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吸引发达国家将工业资本转移，FDI向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扩展。当时发达国家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说明“经济解构”过程不可避免：

　　第一，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后工业经济”：产品生产在经济中的比重已下降到1／3左右；传统产品市场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拓展已临近边界。

　　第二，工业发展造成的全世界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以至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着“经济增长的极限”。接连的“石油危机”引发了难以克服的经济“滞胀”。

　　第三，经济的富裕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劳动成本普遍居高不下。

　　第四，“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各国金融市场解除了管制并实现了互联。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更容易以更灵活、更多样性的融资方式，在世界各地拓展他们的阵地。

　　第五，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崛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冷战”的结束，使资本向更大范围流动消除了政治障碍。

　　第六，一系列新技术的突破，美国率先进入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时代。

　　以上一系列新变化带来的压力与机会都为发达国家的工业资本向新的空间转移准备好了条件。这一次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角是发达国家战后成长起来的跨国公司。他们制定新的战略，借助上述变化带来的一切便利条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国资本一体化”经营，从而使发达国家经济迅速“解构”。

　　(1)70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之间跨国公司的争夺演变为几次大的兼并浪潮。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统计，1987-1995年，对外直接投资流动总额中平均50%以上通过跨国公司的并购实现的。这表明，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已纳入更有势力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

　　(2)发达国家工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表1的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资本在战后的增长加速。1950年刚刚获得政治上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外国资本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到1998年已经达到21.%。1973年以后，发达国家取消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控制，很多在国内发展遇到“瓶颈”的“传统产业”部门随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和物质资源的优势，生产大量的制造业产品，转销到本国和其他国家。

　　(3)FDI的增加和部分工业生产部门的转移使发达国家经济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

　　从表2的数据，我们看出，上个世纪50年代，即战后初期的经济建设，除了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以外，发达国家的进口产品仅占到GDP的2.5%-6.1%之间；到了70年代初，进口产品的比重一般都上升了2-3倍左右；到1998年，大部分发达国家的进口比重又翻了一番，其中德国的进口产品的比重已经高达36%。如果考虑到进口到发达国家的价格低廉，他们对进口产品的依存度还会大大高于这种比率。

　　(4)“跨国工业一体化”的形成，使发展中国家经济成为更广泛国际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厂或子公司，除了利用廉价工资降低生产成本，还利用这些国家已有的工业基础和能源供应、通讯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提供的条件，从而形成“专业化”生产基地。除此之外，跨国公司把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在不同国家进行“劳动分工”，例如IBM公司把电脑的不同系统的生产集中在不同的“生产基地”，从中获得丰厚的利益。跨国一体化不仅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利用各国的技术和资源等比较优势实现专业化生产)，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开拓了产品的市场。一方面跨国公司将异地生产的产品转销本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市场；另一方面，在“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的战略下，尽可能地占领生产基地所在国家的市场。这样，跨国一体化实际上是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利用最低成本、从事最高效率专业化生产、最大范围地销售产品。

　　这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反映了1973年以后发达国家经济“解构”的过程。我们看出，大量FDI流到境外，使得发达国家经济更依存于体系以外的经济活动，内部结构变得不完整；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战略，使国际分工的范围扩大，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被卷入新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种“经济解构”是一种“断裂中的重建”的过程：作为单个国家的经济体系被进一步“解构”了，而一个更大范围(包括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经济体系正在“建立”之中。

三、发达国家的“经济解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随着大量FDI的流入，被纳入新的结构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出现了某种“解构”现象，从而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

　　这些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是复杂的：一方面FDI的增加大大促进了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跨国公司的入侵“冲垮”了原有的工业基础，很多企业和部门受到很大冲击，出现结构性失业和破产。与战后到70年代发达国家之间的“地方全球化”相比，这次更大范围的经济全球化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

　　战后初期，由于政治等原因，发达国家之间的FDI带有某种援助或支持的性质。较落后的战败国在经济恢复中重建了工业体系，并逐渐赶上美英等较发达的工业国。当这些国家从经济伙伴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时，发达国家之间的FDI主要是跨国公司之间竞争的需要。为了保住自己的竞争地位，跨国公司往往越过国家“保护主义”的障碍，直接投资在“对手”企业享有特殊利益的市场。所以，发达国家范围内的FDI是双向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很大的改变；相反竞争会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

　　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却不同。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不是政治伙伴。在经济上，两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商业性的。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只不过是资本、特别是工业资本新的生存空间而已。由于经济上贫困落后，发展中国家还不是竞争对手。所以，FDI的流入主要是单向的，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FDI份额少。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主导权，在大量引入FDI的同时实际上至少部分地掌握在跨国公司的手里。

　　对于跨国公司有利的部分通过“收购”或“合资”等方式被纳入了发达国家“拓展”了的一体化体系；对于发达国家无用的部分被无情地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发展中国家长期积累建立起来的工业体系在“全球化”过程中实际上被“分解”了。

　　例如，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障碍、大量国有企业被迫转产或变相破产。从部门间的产业联系看，正常情况下加工制造业在中国的增加应当带动重工业部门的扩大。但是我国重工业产品，如机器设备的需求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了。原因不是加工制造业不需要机器设备，而是市场被无情地“侵占”了。新投资的加工企业往往通过FDI以“合资”或“独资”的方式建立，其生产线的装备主要是“引进”的，不需要国产设备。

　　作为发展中大国，我们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如果“解构”不可避免，那么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向何处去?在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压力下，中国能否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从“后现代主义”的眼光来看，“断裂中重建”可以作为一种重要思路。根据资本流动的规律和这次全球化的特点，我提出以下两点初步的看法，仅供讨论：

　　(1)发达国家结构转型，为中国的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大量的“外资”的流入，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部门在经济中比重的上升。这并不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能得到的发展机遇。这次全球化与战后相比虽然在范围上大大超越了发达国家之间，但从FDI的流向来看，仍然具有“集中性”，即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目前，中国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的统计，2002年中国内地在全球FDI存量排行榜的位置已达到的第5位，共4480亿美元。

　　目前很多学者担心，中国过于依赖FDI，会引起“拉美化”。但考虑到德国和日本战后追赶美英的经验，对于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目前的水平并不算多。

　　表3的数据显示，从总量上看，中国获得的FDI已经超过了法国、德国和日本，但从人均水平看还相差很多。

　　可怕的不是FDI的数量，而是如何利用FDI。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更多FDI的流入，单纯地靠内部积累，过去2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工业化，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不一定按照以往的思路在境内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可以在更大范围的一体化体系中，扬长避短加快现代化，走出中国特色的新路。

　　目前，更多地吸引外资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据统计数字表明，1995-2000年，FDI投资流入由2034亿美元增加到10052亿美元，分别增加了336.3%。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所占比重由61.4%提高到了79.1%；而同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由34.2%下降到了18.9%(1996年曾回升为38.4%)。与发达国家相比，FDI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趋势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相比之下，值得重视的是，FDI之所以更多地流入发达国家，投资环境的优势似乎远胜于资源优势，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对FDI的吸引力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下降。

　　(2)从另一方面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接受FDI的代价要高得多。首先，过去20多年跨国公司在中国长驱直入，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赚中国人的钱很容易。中国人除了工资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之外，更大损失在于我国很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失去了市场和发展空间。更不用说外资企业在中国得到的很多优惠待遇。跨国企业凭借资本和技术的垄断势力占据着中国市场和资源的控制力，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超额利润。中国企业处于某种不平等的竞争地位，严重地限制了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其次，资本流入的同时也把发达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面临的“增长极限”的能源负担和环境污染压力转移到了中国。目前，作为“世界加工厂”，中国消耗的能源和排放污染物质的数量都增长很快。如果不能利用科学技术和法律等手段尽早控制和改善，我们的经济增长极限很可能很快逼近。第三，跨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战略和中国外向型发展趋向，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汇兑问题和贸易摩擦。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环境中，我们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需要，也显示了中国人必然经历“断裂中重生”的惨烈与辉煌。尽管代价高昂，但是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增强，一批较好的企业也在新的市场条件下成长起来。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中，中国是最有活力的发展中国家，也已在新的国际分工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例如，美国制造业消费品近1／3来自中国，表明中国与美国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然已经“卷入”更大的体系，我们似乎没有退路了，只能继续前进，努力成为经济实力和政治威望强大的国家。

　　总之，“解构”是当今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特征，它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是“颠覆性”的。这种“非常规”变化提醒我们超越“演化论”的思维，在更大范围重新审视我们所处的新环境和新的发展空间。按照演化论，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是高级的，我们是低级的，于是我们就会模仿发达国家的现状，在调整部门比例上做文章。按照演化论，发达国家的产品是“高端的”，而我们的产品是“低端的”，于是，我们总是想放弃现有的产业部门，追求“高科技”和“非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用“解构”的思维来看世界，我们会看到，被纳入“更大范围的经济全球化”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都不完整，没有“高级”和“低级”可言。目前中国经济在“解构过程中”，改变落后、被动地位的关键，不在于生产什么，也不不在于比重的模仿，而在于掌握多少资产的所有权和尽可能多地登上世界最强企业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