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

　　事情简介
　　时间：1929年 —— 193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出现极不平衡的繁荣。美国靠对德国贷款和国内信贷消费造就经济繁荣，法国靠巨额赔款和贸易保护取得经济增长，英国经济则在国际竞争中衰落，经济停滞，脆弱而缺乏竞争力的日本在接二连三的危机中震荡，相反，德国虽然要对外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并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国内社会动荡，却依靠巨额外债更新了工业设备，重新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这种极不平衡的繁荣终于以一场大萧条告终。
　　从技术上看，一战以后的繁荣似乎有着很坚实的基础。汽车、化学、电气是这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力量。美国的汽车产量从1919年的150多万辆增加三倍，达到平均每六人一辆汽车的水平，其产值占到全国总产值的8%。发电量增长一倍以上，各种电机及电器日益普及，电冰箱、洗衣机已成为日常用品。家电产值从1921年的1060万美元，增到1929年的4.16亿美元。化学工业变得非常庞大。炼油业发展迅速，石油产量从1919年的0.86亿桶增加到1929年的4.39亿桶。汽车轮胎的需要推动了橡胶工业的发展。人造丝、化肥等新兴产业也迅速崛起。但是，造船业仍然缺乏国际竞争力，船舶市场主要为英国和德国所占领。制鞋及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失去国际竞争优势，产量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农业也长期萧条。一方面欧洲各国保护本国农业，建立保护关税，另一方面靠廉价劳动力的阿根廷、加拿大的粮食大量投入国际市场，使美国农产品出口不断下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1929年美国出口小麦价值仅为1919年的1/3，肉类仅为1/9（1919年小麦出口值为10亿美元，肉类出口值为7亿美元）。然而，农业萧条却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农场的现代化，依靠手工劳动的中小农场大量被兼并，农场主人数减少了50万，农场规模迅速扩大。1930年，全国600万个农场中300万小农场仅生产了11%的农作物。此外，煤炭工业受到石油工业的替代，铁路运输受到汽车运输的替代，都走上了下坡路。铁路运输业的就业人数从1920年的200万减少到170万。
　　但是，美国的繁荣不仅建立在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上，也建立竞争对手的牺牲和信贷增长上。从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1926年，70%的汽车是通过赊销实现的。更重要的是，美国工业品价廉物美，国际竞争力强劲，工业品出口越来越多，进出口相抵年年顺差，数值由三、四亿美元至十亿美元不等，积累起强大的资本赢余。与此相应，则是英国经济的停滞和日本经济危机频仍，德国巨额外债。从1924年到1929年间，英国工业生产仅增长12%，与美国相差甚远。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均深陷困境。虽然汽车、电气和化学工业发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国。英国贸易额仍一直占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间每年的贸易额都在90亿美元以上，但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拉美地区的影响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拉美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破坏性的影响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更深层次的影响也颇有启发之处。面对当前严峻的经济危机形势，历史经验值得回顾。1929年经济危机对拉美地区的影响是由该地区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及其所处的地位决定的。影响反映在贸易和金融、经济形势、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统一的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国际分工不断加强，拉美地区被纳入了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之中。它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各种农牧和矿业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形成了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模式。在国际资本向拉美地区扩张的进程中，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墨西哥和阿根廷。19世纪下半叶，美国资本进军墨西哥，从事矿山开采，满足美国工业发展对原材料的需要；英国资本向阿根廷扩张，进入农牧业生产领域，满足本国对农牧产品的需求。为适应初级产品出口经济发展的需要，拉美国家的交通运输、轻纺、食品加工等工业部门也获得了相应发展。
　　与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发展同步，拉美国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也日趋加强。20世纪20年代，在拉美地区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三个主要国家，投资呈现巨大活力。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在美国和欧洲发行的债券。在1929年l0月华尔街股市危机爆发前，国际金融市场充斥大量拉美国家发行的债券。早在20世纪初，很多拉美国家便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行证券和债券，投资土地开发，从事港口、铁路运输建设和电力生产。这些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债务，债务人和债权人都相信，出口将会稳定增长，能够保证偿还债务利息。有人把这种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模式称为“飞地经济模式”，出口经济一支独秀，脱离于本国广大落后地区，与外部国际市场保持着紧密的依赖关系。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拉美国家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空前加强。这种经济联系和依赖性成为1929年经济危机冲击拉美地区的传导机制。
　　首先是贸易危机。1929～1933年，世界出口量减少了25％，出15价格总水平下降了30％，从而使世界贸易总额的下降幅度超过50％。①作为危机源头的美国需求和个人消费下降，生产过剩，投资锐减，进口能力严重萎缩，大幅度减少了初级产品，特别是从墨西哥、智利、玻利维亚等国的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进口。1929—1932年，由于贸易需求锐减和出口产品价格猛跌，拉美国家的出口额下降了65％。对外依存度越高的国家受贸易危机的影响越重，同l925—1929年相比，1930～1934年智利进出口分别下降了48％和33％，这两项比重均大大高于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②当时拉丁美洲是不发达地区中与国际分工体系联系最紧密的地区，所有现代化部门都与外贸有关，经济危机通过贸易蔓延到各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
　　其次是信贷与债务危机。大量国际资本由包括拉美在内的不发达地区流回母国，造成这些地区投资和贸易信贷严重紧缺。1929～1930年，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长期和短期的资本输出每年平均达33亿美元，1931—1932年，每年平均净输入资本减少为16亿美元。英国用国外获得的资本收入支付进口的比重由1925—1929年的22％上升到1930—1934年的37％。③1929年10月纽约股市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承受极大的信贷和债务压力，国际金融市场完全关闭，贸易失去信贷陷于瘫痪，由于不能获得外部贷款继续支付拖欠列强的债务，很多拉美国家失去偿债能力。玻利维亚于1931年宣布停止支付债务，后来受到其他国家的效仿。1935年完全或部分停止支付外债的拉美国家达到14个。金融信贷关系的断裂使拉美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他们长期被排斥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仍然难以获得国际融资，资金主要来源是外国直接投资，这些投资集中于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如交通运输、企业建筑等。直到20世纪中叶，通过债务重新安排和减免，拉美国家才得以回归国际金融信贷市场。另外是经济模式危机。就拉美主要国家而言，初级产品出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墨西哥为1910年前的近40年间，阿根廷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多年间。在经过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模式的局限性和脆弱性日益暴露出来。初级产品生产技术始终在低水平上徘徊，难以提高，生产受到封建大庄园制的严重限制，为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服务的轻纺和食品加工等工业部门的发展缺乏技术、资金和市场，不仅受到初级产品出口经济的挤压，而且受到同类进口产品的竞争。初级产品出口经济模式的危机实质上反映的是本国工业经济需求与外国资本把持的初级产品经济需求之间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美国家曾一度失去欧洲出口市场以及工业消费品和新兴工业部门所需的机械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市场。1929年经济危机及其后的大萧条则更加充分暴露出初级产品经济模式的脆弱性和内在危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发源于美国，欧洲国家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而不发达国家次之。但是与亚洲国家相比较，拉美国家受到的影响还是强烈的。以1929年为基数100，1932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系数为82.3，亚洲为103.2，拉美国家为90.3％。在拉美地区，几个主要大国因涉足世界市场较深，经济受到的影响更大。1929—1933年，墨西哥国民生产总值年均下降2.7％。1930—1934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下降0.5％。①大萧条在为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的同时也提供了机遇。初级产品国际需求的严重萎缩、国际市场的四分五裂、国际支付体系的破裂、保护主义壁垒高筑、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性收缩等，为拉美国家经济模式的转型提供了客观条件。初级产品出口经济发展比较充分的国家进入经济模式转型阶段，即由初级产品出口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由侧重出口转向替代进口。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从拉美最传统的经济史的角度看，1930年是本地区工业化的一种功能性标志。人们甚至谈论危机前和危机后：此前，占优势的是出口经济；此后，标志性的是工业化和国内市场的扩张……”。②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富尔塔多教授认为，大萧条是拉美替代工业化进程的起点。“就工业化进程的性质来说，1929年的危机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界线。到那时为止，工业部门的发展是出口扩大的反映；而从那时起，工业化主要是由出口部门的衰退或增长不足而引起的结构问题诱发的”。③从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拉美国家实行的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体系演变的组成部分，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在卷人世界市场后受资本全球扩张拉动的结果。它是在大萧条条件下启动和发展的，带有外部强力作用的印记。
　　由于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的不同，拉美国家工业部门在危机中的境遇与主要发达国家明显不同。在欧洲和美国，工业是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主要的部门。1929—1938年，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44.7％、40.8％、25.6％和11.0％。但在拉美地区却恰恰相反，很多国家的工业部门是整个经济中状况最好、最有活力、主导经济恢复的部门。究其原因，依附论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甚至认为，“与古典派主张相反，在中心受到削弱和无能力维持其殖民统治时，外围实施了工业化和实现了增长”。④虽然这种论断有值得商榷之处，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拉美国家工业部门当时所处的状况。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拉美国家最初模仿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与初级产品经济模式相适应的古典主义经济政策，放任市场自由、紧缩财政、平衡预算、降低税收、恢复金本位制、降低关税。但是情况更加糟糕。外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兴起。美国于1930年6月实施《霍利一斯穆特关税法》，把关税提高到历史最高水平。法国于1931年5月实施进口配额制，涉及产品多达三千多种。1932年英国提高进口关税，并与英联邦国家决定实施“帝国优惠制”，英联邦地区的商品根据配额进入英国但不附加关税，英国工业品出口这些地区享受优惠待遇。由此形成了美国、法国和英国领军的贸易和货币集团。拉美国家也被迫进行政策调整，实行货币贬值和进口控制，提高关税，保护和发展本国工业，用本国生产的最终消费品替代进口产品。墨西哥于1930年提高进口关税25％，1931年和1932年两次实行货币贬值，贬值幅度累计达50％。在这一时期，阿根廷除了提高关税和实行货币贬值外，还采取促出口、限进口的双重汇率制。这些反危机措施具有明显的“内向增长”政策导向，在当时的条件下却颇有成效。很多国家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如管制外汇，发放国家补贴，提供低息贷款，将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实行公私混合经济，鼓励多种经济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措施日臻成熟，逐步形成系统的工业化主张和政策实践，为40年代广泛实施的替代进口工业化模式奠定了基础。大萧条还对拉美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机制产生深层次影响。1934年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拉美国家也效仿了同类做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积极发挥作用，广泛参与经济管理，制定和实施长远发展规划，施加强有力的经济监控，采取经济刺激措施。玻利维亚和墨西哥于1937年和1938年先后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集中反映了后来通过国家干预实行替代进口工业化规划的主导性战略方针和思路。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恢复十分困难和缓慢。193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低于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甚至有人认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才依靠军工生产从经济大萧条中恢复元气。拉美国家则明显不同，他们受到的影响主要来自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当危机逐步演变为大萧条时，拉美国家大多已开始经济恢复和隐步增长阶段。1935～1939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达到3.3％，1940～1944年为3.8％。①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张规模来看，拉美国家的表现都是值得肯定的：以1929年为基数100，193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106.0％，亚洲地区为108.3％，而拉美地区却高达 t25.9％。拉美国家能够先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恢复经济，经济扩张规模甚至大于受危机影响程度轻于自己的亚洲地区，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拉美国家受到的冲击主要集中在贸易和信贷领域，他们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受到结构性和体制性重创。工业虽然受到资金、技术和市场不足的影响，但是却没有遭受结构性的破坏，外部竞争的削弱反而为新生工业部门加速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巴西钢铁、水泥和轻纺等工业部门的长足发展堪际有力佐证。1929—1939年，巴西的铣铁产量由2.1万吨猛增到的16.0万吨，钢产量由0.95万吨提高到11.4万吨。水泥生产由1926年的1.3万吨增加到1939年的70.0万吨。其二，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调整基本上顺应了世界经济的缓慢复苏、经济体系的调整和重建进程。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拉美地区“在一场危机之后产生了导向工业发展的进程。华尔街大萧条与拉美地区资本主义的崛起相吻合”。①1929年经济危机对拉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济危机加剧了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化，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左翼社会主义和右翼法西斯主义力量对垒分明，斗争激烈。在探索克服危机和大萧条出路的过程中，民族民主力量日益壮大，在很多国家成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迎来了40、50年代拉美地区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高潮。

各国经济危机
法国经济危机

　　法国的情况特别好。法国得到了德国81.51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又收复了煤钢产区阿尔萨斯和洛林，取得了对萨尔产煤区15年的代管权，并夺取了德国在多哥、喀麦隆、叙利亚、黎巴嫩等殖民地的统治权，加上实行比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使法国工业和农业在20年代迅速发展。与美、英两国相比，法国重工业的进展尤其令人瞩目。生铁产量从1919年的133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1036万吨，钢产量从1919年的129万吨增长到1929年的972万吨。汽车、电力、化学等新兴工业发展更快，汽车产量从1920年的4万辆增长到1929年的25万辆。更有意义的是，由于法国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却用低定价的法郎打开国外市场，法国出口猛增，至1923年时，已超过进口5倍之多，进出口总额则从1918年的270亿法郎增至1929年的1083亿法郎。巨额贸易顺差加上投资利润回流，黄金大量流入法国。1928年以后，法国拥有的黄金仅次于美国。法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20年的5%提高到1930年时的8%。
　　

意大利经济危机

　　1925年的工业生产是1922年的157%。棉纺织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都进展迅速。但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法国，甚至落后于日本。1929年时，意大利的汽车年产量才达到5.4万辆。
　　

德国经济危机

　　德国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直到1924年，由于付出巨额赔款，失去大量工业和运输设施，德国物价失去控制，财政经济一片混乱。1924年，英国出于维持欧洲大陆均势需要，美国出于利用德国工业能力获利需要，两国又都不希望德国步俄国后尘发生革命，故出台了一个“道威斯计划”，给予德国8亿金马克的贷款。在此计划的鼓励下，国际资本源源不断流入德国，从1924年到1929年，外国投资总数高达320亿金马克，美国资本为主，英国资本其次。这一时期，由于得到的资本多，而付出的赔款少，德国工业设备得以普遍更新，生产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不仅如此，得到外国资本的多为实力雄厚的德国各大垄断工业集团，这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工业的垄断程度。蒂森、克虏伯、西门子、曼奈斯曼、弗利克等的实力较前更为强大。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德国债台高筑，且需支付大量赔款。虽然工业生产能力得以迅速恢复，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艰难。只要德国出于稳定政局需要，推迟偿还债务，推迟支付赔款，或者在德国的投资利润不能实现，则国际经济循环将立刻中断。
　　

日本经济危机

　　日本的情形与德国颇为相似。虽然日本是战胜国，但是日本工业能力很弱，完全经不住美欧各国工业的打击。一战刚结束时，英、法、德等国的经济尚未恢复，日本得到了美国工业的大量订单，丝织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国，经济一度繁荣。但随后，欧美各国商品大量涌向日本及亚洲市场，日本货节节败退，导致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业总产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业88.2%，采矿业55.9%，机器制造业55.9%，生铁16.7%。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下降达55%-82%。出口下降40.3%，国际收支逆差达3.5亿日元，外汇储备从13亿日元减少到6亿日元。事实上，由于日本缺乏国际竞争力，从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贸易逆差达33亿日元。农业也未能幸免。3500个缫丝厂停工，200万蚕农陷入绝境。同时，国际廉价粮食大量输入日本，加上国内市场萧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此后，米麦产量长期停滞。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建筑绝大部分被毁，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之巨，使已经处于深度萧条中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震后，从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国举借巨额外债，数量高达9.1亿美元。靠借钱和战争中捞取的储备，日本政府向国内各大财团发放高达13亿日元的救济贷款，这样，日本经济才逐渐摆脱萧条，进入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发金融危机。一些银行由于拥有大量未经整理的震灾票据而周转不灵，形成挤兑风潮。经济危机和萧条继之而来。政府共拨款12亿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银行。还未等日本喘过气来，从美国爆发的更大危机又来到了。这一过程产生了两个意义深远的后果，其一是欠下巨额国际债务，成为引发大萧条的国际债务链的重要环节。其二是大量中小企业破产倒闭，日本工业高度垄断化。垄断财团控制的日本经济一方面强加技术更新，另一方面则是实行贸易保护。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它促成了勾消债务、实行军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从这个角度看，关东大地震对于日本的意义正如一战失败对于德国的意义，而德国和日本的巨额债务则又是美国繁荣所系。
　　极不平衡的繁荣孕育着极不平常的危机。在短短三年投资热潮后，从1927年起，德国工业危机已经开始形成。由于沉重的债务和赔款偿付，德国国内市场狭小，巨大的新增生产能力必须在高速出口增长中实现。然而，美、英、法等国既要德国的赔款，又拒绝进口德国的工业品，使德国的巨额投资利润无法实现。1929年3月，英国裴熹爵士在全国贸易会议发发出警告说：“我们正遭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威胁。由于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采取贸易限制政策，以致债务国无法还债，我们正面临着这种危机。我们现已无法阻止一次金融崩溃。那些贷款国家的钱收不回来。”

经济危机的爆发

　　这场危机果然爆发了。1929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从那时起至1932年，纽约股票价格跌掉六分之一以上，全美证券贬值总计840亿美元。纽约股市跌暴后，美国经济陷入危机。美国大量抽回对德国的投资，德国经济跟着全面崩溃。英国在德国也有大量投资，英国证券市场应声倒地，英国经济陷入危机。法国经济的独立性相对高一些，但也摆脱不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而且此前法国经济本身的也早已出现投资过热，到1930年，法国终于陷入危机。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拉开了序幕。
　　美国是债务繁荣的受益者，也是债务链断裂的最大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036亿美元降为1415亿美元（按1958年价格计算），降幅高达30%。工商企业倒闭86500多家，工业生产下降55.6%，进出口贸易锐减77.6%，企业利润从100亿美元下降至10亿美元。危机最严重时，美国主要工业企业基本停止运行。汽车工业开工率仅为5%，钢铁工业15%。农业也惨遭劫难，谷物价格下降三分之二，农业货币总收入由1929年的113亿美元减少为47.4亿美元。银行系统首当其冲，破产数高达10500家，占全部银行的49%。黄金外流，存款被挤兑，到1933年3月时整个银行系统陷入瘫痪。失业率（不含半失业者）高达25%。1933年以后，美国经济进入长时间的所谓“特种萧条”时期。尽管有“新政”等缓和危机的措施，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一直到第二次大战爆发以后的1941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危机前的1929年。
　　德国是危机的主要发源地，也是危机的主要受害者。从1929年到1932年，德国工业设备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业生产下降了40%，对外贸易额下降60%，物价下跌30%。其中，主要工业产量下降幅度更大，铁产量减少70%，造船业产值下跌80%。工业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金融危机。1931年7月，德国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引发银行挤兑风潮，国家黄金储备由23.9亿马克减少到13.6亿马克，柏林九大银行减为四个。失业率急剧上升，1932年高达43.8%，加上半失业者22.6%，则1932年德国全失业和半失业人数高达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奇高的失业率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应该承认，希特勒政权对外取消债务，对内实施国民经济军事化，的确使德国的工业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经济迅速发展，失业率迅速下降，1938年时失业率低至1.3%。从1932年到1938年，德国生铁产量由390万吨上升到1860万吨，钢产量由560万吨上升到2320万吨，而铝、镁和车床的产量竟高于美国。从1933年到1939年，德国重工业和军火工业增长2.1倍，消费资料生产也增长了43%。与德国相比，美国罗斯福的新政则只是暂时缓解了萧条。直到一九四一年美国参战后，美国国民经济也转入战时计划经济轨道，美国才彻底摆脱了大萧条。虽然德、美两国的政权性质和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但就摆脱市场激烈竞争产生的萧条而言，却有着内在的共同性：停止经济战争，统一调配资源，社会各阶层所得比例相对稳定。
　　危机对日本的打击也十分沉重。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进口下降71.7%。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倒闭，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32.9%，其中煤下降36.7%，生铁30.5%，钢47.2%，船舶88.2%，棉纺织品下降30.7%。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生丝价格猛跌，占农户总数40%的养蚕农户遭到致命打击。日本的对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从1931年开始，政府通过以“重要产业统制法》为首的一系列经济统制法令，把工、农、金、贸各领域控制起来；又在各个部门中强行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把中小企业置于财阀的控制之下。然后对各垄断企业发出大批军事订货，从1931年到1936年，军事订货共达50亿日元之巨。在此期间，政府还投资10多亿元兴建、扩建和改组国营军事工业。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财阀。到1937年，八大老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浅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财阀（日产、日氮、日曹、森、理研）拥有的资本达41.7亿日元，占全国公司总资本的27.2%。在接受军事订货的110家企业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几乎全是属于三井、三菱、住友、大仓、久原等少数财阀的。在经济垄断化的前提下，日本企业在国内市场保持垄断性高价，对外则实施低价倾销，以获得必要的外汇，购买战略资源和工业设备。从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额由11.5亿日元增至21.8亿日元。其中棉纺织品的输出，在1933年超过英国而居世界第一，震动了欧美各国。
　　英国的危机相对缓和一些。原因有二，一是此前英国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状态，剩余资本主要投放到国外；二是英国在危机后加强了贸易保护，使英国工业的相对市场份额有所扩大。从1929年的最高点到1932年的最低点，英国工业生产仅下降了32%，远低于美国。但主要工业部门也受严重冲击，钢产量下降46%，生铁产量下降53%，纺织品生产下降三分之二，煤产量下降五分之一。在1932年英国对农业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以前，英国农业受危机影响严重。对外贸易也大幅下降，出口值从1929年到1931年第3季度降低了30%，对外贸易的逆差从1930年的3.9亿英镑增加到1931年的4.1亿英镑，与此同时，投资利润回流却从4.1亿英镑减至3亿英镑，英国第一次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危机促使英国最终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也促使英国放弃金本位制，英镑大幅度贬值。前者保护了英国的国内市场，后者增强了英制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两者的合力使英国成为大萧条的相对受益者。
　　法国经济相对独立。它既没有对德国的大量债权，也没有与此相应的工业设备输出。二十年代的法国繁荣主要依靠德国赔款提供资本扩大生产，依靠低价法郎扩大出口。因此，当美国经济危机爆发时，法国还处在繁荣的顶峰。1930年中，在本国投资过热和国外市场萎缩的双重冲击下，法国“贝壳银行”破产，经济危机才波及法国。即使如此，法国的危机深度也低于美国。以1929年危机前的最高点与1932年危机时的最低点相比，工业生产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业下降47.4%，机器制造业下降42.6%，建筑工业下降55.6%。轻工业的危机似乎更严重。1932年法国轻工业比1928年下降64%。但是，由于法国应对危机的措施不力，法国的危机持续时间最长。在英镑、美元相继贬值，贸易壁垒高筑，日本、德国工业军事化，并对外实施倾销的前提下，法国却继续维持金本位制，法国工业继续相对分散，法国工业的出口竞争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国出口几乎比1929年减少了四分之三，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法国所占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与此同时，法国对外投资的收入却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减少，降幅达50%以上。由此，法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日益扩大，1932年时即达50亿法郎。在财政上，法国不但没有采取扩张政策，反而强调财政平衡，坚持通货紧缩。直到1936年9月29日，法国才被迫将法郎贬值29%。此后到1937年4月，法国出口增加了12%，工业生产增加了13%。但是，这一措施来得太晚，1937年—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贬值。
　　总的来看，危机进一步加强贸易保护，调整了各国经济的相对地位。英、德、日等国应对危机的措施及时正确，其国际市场份额提高；美、法两国的应对措施则显得迟缓、乏力，国际市场份额大幅下降。美国的损失特别值得注意。美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1929年的48.5%下降到1938年的32.2%，低于1913年时的36%。美国所拥有的巨额战债化为乌有，外国投资大量抽回，1938年，美国国外投资存量减少为115亿美元，比1929年减少三分之一。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也急剧下降。1929年至1938年，美国的进口份额由12.2%降至8.1%，出口由15.6%降至13.4%。英国则依靠其广大的殖民地夺回了世界贸易总额的首席位置。英联邦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等）建立帝国关税特惠制。德国也在其统治区及殖民地（欧洲大陆及拉丁美洲部分国家）实施贸易封锁。在亚洲市场上，美国的贸易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日本和德国。美国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才重新夺回失去的国际市场份额，并再度称雄世界的。
　　·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国民贫富差距拉大，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
　　·特点：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巨大。
　　·影响：加深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示威游行、罢工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法西斯分子利用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加大了政治影响力。加剧了世界紧张局势，并最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加紧在国际市场上的争夺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掠夺，使各国家、各地区之间矛盾日益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