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肯定律

GDP与人口增长

西方学者认为，奥肯定律揭示了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之间极为重要的联系。它描述了实际GDP的短期变动与失业率变动的联系。根据奥肯定律，可以通过失业率的变动推测或估计GDP的变动，也可以通过GDP的变动预测失业率的变动。例如，如果实际失业率为8%，高于6%的自然失业率2个百分点，则实际GDP就将比潜在GDP低4%左右。在宏观经济学中，GDP偏离其潜在值的百分比被称为GDP缺口。奥肯定律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y-y*)/y*=-a(u-u*)

其中y为实际产出，y*为潜在产出，u为实际失业率，u*为自然失业率，a为大于零的参数。

奥肯定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实际GDP必须保持与潜在GDP同样快的增长，以防止失业率的上升。如果政府想让失业率下降，那么，该经济社会的实际GDP的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的增长。

中国GDP近年变化图

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会直接制约就业岗位的增加，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他于1962年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论证了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高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他还认为，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缺口之间的比率是1：2，即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左右。奥肯定律在国内外得到普遍的认同。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虽然经济增长无疑是就业增长的前提，但是，高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出人们期望的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率，年平均达到9.4％，但并没有带来就业的相应增长。1985—1990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89％，同期就业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61％；1991—1995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1.56％，同期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1.23％；1996—1999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0％，同期就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96％。数据显示，1991年以来，中国GDP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与前期相比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变异。

奥肯定率变异的原因分析

首先，中国经济距离长期的良性发展还有一定差距。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增长优先论”，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飞速增长的势头，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现在GDP的大幅增长，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经济全面发展。因为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增加而出现的投入与产出在结构上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变化在内的经济进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段时期，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得到全面解决，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比重还相当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和同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比重偏低；国有企业的诸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劳动力教育和培训水平还跟不上形势的需要。

其次，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当前的就业压力。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普遍存在冗员数量庞大、效率低下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相当多的人员离岗或下岗，但由于这些被释放出的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所拥有的技能有限，在市场竞争中没有优势，而经济增长对过剩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又远小于市场供给，导致相当多的人员在下岗后不能重新就业。因此反映在统计中的数据是国有企业效率得到提高，盈利能力增强，GDP逐年增长，但失业率却处于上升趋势。

再次，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是另一原因。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有4.5亿，剩余劳动力有近两亿人，每年有1000余万人转入城镇现代部门就业，而这些就业人员一般没有列入到统计中的从业人数中去，但占据了计入统计中的城镇需就业、再就业人员的岗位，使得这些年尽管经济增长较快，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在不断上升。

中国招聘会现场

1、调整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发展服务业为主来带动需求。对于传统产业，一是要积极扶持支柱性产业，特别是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推动这两个能带动服务业发展的主导产业健康发展，以扩大就业；二是要通过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深加工附加值，促进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延长产品链，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三是要加速制造业的调整，推动传统产业的重组。对于服务业，由于目前其占GDP的比重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小，往往成为地方政府倡导而不大力推行的产业。事实上，大力发展服务业，对长期经济发展和解决长期就业问题有着治根治本的作用。第三产业是就业增长弹性最大、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

2、面对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相对稀缺的资本资源，在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要特别注意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产业的协调发展、合理布局。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程度相对较高、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能力适中的产业，增加产业中的劳动含量，提高劳动投入的贡献率。

3、推动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力发展“三非”就业。首先，要培育非公有制企业，它可以为消化大量的国有企业富余劳动力创造环境。2001年中国平均每天就有4000多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民营企业实现再就业。其次，提倡非正规就业。相对于正规就业而言，非正规就业是指未签订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或暂无条件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随着市场导向机制的建立，非正规就业比例逐步上升是一种必然趋势，承认非正规就业将有助于再就业问题的解决。第三，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4、发挥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根据要素禀赋学说，一国在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中，应生产和出口本国资源相对丰富的产品，进口资源相对稀缺的产品。中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特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发展国际市场所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出口应成为中国现阶段出口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可以增加资本积累，在就业压力逐步缓和时，再逐步转到重点引进和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达到技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非线性动态关联研究就是用奥肯定律来做的。对非线性形式奥肯方程的系数估计，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对失业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经济处于衰退期，经济增长对失业影响为负，即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但是拉动系数较小。在经济处于扩张期，经济增长对失业影响为正，即经济增长对就业不但没有拉动作用，反而有抑制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图

（一）技术的进步究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导致大量失业？1990年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产力的增长涉及各行各业与所有企业，最终必然增加就业，其原因是各企业会在生产力迅速增长时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适应资本投入的需求。然而，经济历史的发展表明，技术进步并不能同时在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同等程度地提高生产力，相反，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快，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慢。这样技术进步一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位，另一方面又摧毁一些职位。只要技术创新，就会通过自动化、知识技能老化，以及与创造性毁灭相联系的破产危险等方式引起就业下降。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与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内生增长理论》中构造了一个模型

其中，u为失业率，为生产单位的生命期，g为经济（或生产率）增长率，p(v)为工作岗位的匹配速度。也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可能的正相关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新兴产业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大，经济增长较快，对就业的需求较少。在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性产业，引进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远远小于对劳动力的排挤作用。而在经济扩张期，是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都快速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的创造性毁灭作用远远大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所以表现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的正相关关系；而在经济衰退期，恰是传统产业改革、增长的困难期（中国实际如此），只有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增长，因此就业效果表现为正，经济增长对失业影响为负。

（二）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8%下降为15.2%，下降了12.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8.2%上升为53%，上升了4.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3.8%上升为31.8%，上升了8个百分。点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Aghion）与彼得.霍依特(PeterHowitt)在《内生增长理论》一书中指出：技术的进步究竟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导致大量失业？生产力的增长与失业究竟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对于这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由于技术的进步节省了大量劳动力，导致失业的增加；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生产力的增长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刺激了需求，并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1990年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的研究表明，如果生产力的增长涉及各行各业与所有企业，最终必然增加就业，其原因是各企业会在生产力迅速增长时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适应资本投入的需求。然而，经济历史的发展表明，技术进步并不能同时在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同等程度地提高生产力。相反，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快，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慢。这样技术进步一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职位，另一方面又摧毁一些职位。只要工业创新就会通过自动化、知识技能老化，以及与创造性毁灭相联系的破产危险等方式引起就业下降，增长与失业就长期而言存在一种正面的权衡。这种现象与戴维斯和哈提万格的经验性研究成果相符，他们的结论表明，失业高峰期正是工作的高速流转期。生产力增长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

然而，快速的技术进步是否使原有职位的毁灭快于其所新增加的职位。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霍依特通过考察创造性毁灭对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分析单个企业工作创造和失业时，把增长率作为外生变量，然后通过与创新的过程相联系来使增长率内生化。^[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