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平滑定理

税收平滑定理（TaxSmoothing）

    在西方经济学财政和税收中，税收平滑定理对税率、国债和赤字之间的微妙关系作出了精辟的，因而成为宏观经济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定理，并已经成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制定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和主要指导方针。
　　税收平滑定理的核心结论认为，大幅度增加税率，尤其是所得税税率，会导致经济运转效率的降低；而保持平滑的税率及税收政策则会防止因为增加所得税税率而产生的经济效率的降低，并有利于保持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从而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税收平滑定理还暗示，在特殊经济时期，财政支出和社会经济总产出的比率大于正常水平，比如战争和经济大萧条，为了保证经济的效率和增长，政府应该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并通过发行债券来满足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和总体经济回到正常轨道后，逐渐消化因为发行国债而产生的财政赤字。 

　　政府债务（GovernmentDebt）和税收（Taxation）是财政收入（CovernmentRevenue）主要来源。政府债务融资主要指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公开发行长期或短期政府债券来补充财政收入。很多经济总量相对比较大的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对本国内的各种经济活动征收税费来满足财政需要。我们可以具体的将税收分为很多种，比如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利息税、消费税等等。一般来讲，政府会同时利用发行债券和征税这两种手段来实现财政收入。然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发行债券和征税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带来不同的影响，尤其是提高个人和资本所得税税率，会导致经济增长的减慢。
　　首先，按照税收的性质，可以将不同的税收理解为：对资本收入征税和对劳动收入征税。针对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所征的税包括资本增值税、利息税以及对利润和股息所收的税。针对劳动收入（LabourIncome）所征的税包括针对个人工资收入和奖金的税收，比如个人所得税。对劳动收入征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增加税收会改变个人和对生产、消费、存款的态度和积极性，从而影响到经济整体运行的效率。而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则会改变人们对积累资本和投资的态度，从而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上面的讨论告诉我们，投资对税收的敏感性是决定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投资对资本税的敏感度很低，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就不会对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相反，如果投资对资本税的敏感度很高的话，即使对资本收入加征少量的税也会对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目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对资本收入征税会导致投资总量的减少。
　　另外，经济学家对财政盈余和财政赤字也在进行着不停的讨论。长期的财政盈余并不一定预示着健康的经济状况；相反，暂时的财政赤字也不代表着糟糕的经济状况。能够保证健康的财政平衡代表了一个政府对经济的把握能力和宏观管理能力。一般的说，政府会根据财政预算来制定未来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也就是说，政府财政的一个目标本来就是保持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然而，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不是一直保持平衡的。因为美国和大多数西方国家是总统选举制度，通常一个政党和一个总统的任期有限，而每到任期结束时又面临新的选举，因此，执政党和在任总统会倾向于平衡的财政政策甚至财政赤字以避免敌对党使用其在位期间创造的财政盈余来树立业绩，以便利于在下一届选举中再次胜出。另外，一个经济学的解释是所谓的庞氏骗局（PonziGame），既政府通过不断的将财政赤字引起的债务用发行新债的方式来偿还，因为经济是不断发展的，政府可以因此不断的将今天的赤字永久性的向后推移。不过，最有力的和正面的对合理财政赤字和盈余的解释就是税收平滑定理（TaxSmoothing）。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Barro）在1979年总结并正式提出了税收平滑（TaxSmoothing）的理论模型。他认为，税收会影响投资和劳动力生产，从而产生经济活动的歪曲或扭曲，使经济发展增加成本，而税收的成本要相对大于来源于税收的财政收入。巴罗假设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希望将税收对经济活动的歪曲和成本降到最低。在对这个政府面临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时，我们还假设政府需要将财政收入的现值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也就是说政府不考虑使用庞氏骗局（PonziGame）。他认为，因为税收政策对发生经济扭曲的边际成本不断升高，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比较平滑的税收政策。
　　税收平滑定理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研究税收平滑定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研究政府财政赤字的性质。如果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的变化是一个随机走势的过程，政府不会出现财政盈余和赤字；而在财政支出的随机变化和平衡的财政政策前提下，税率的变化也追随一个随机走势的过程。这暗示，当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预计会发生变化时，即预计的财政支出改变了原来的随机走势，政府财政盈余或赤字便会出现。
　　最显著的可能会引起政府支出与经济产出比率的可预计变化是战争和经济萧条。在战争时期，政府一般会暂时性扩大在军队和武器等方面的支出。相类似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与经济产出相比，政府采购会非周期性的增加。也就是说，在战争和经济萧条时期，预计的未来政府支出与经济产出的比率要小于现时的比率。与税收平滑定理相吻合的是，我们发现政府通常在上述特定时间段内出现财政赤字。总的来说，很多数据研究发现和税收平滑定理相吻合的结果，然而，也有针对该定理一些具体性质的数据研究结果和理论相悖。

　　税收平滑定理告诉我们，政府应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甚至允许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财政收入，并在当政府财政支出回归正常水平时逐渐支付负债消灭赤字。然而，平滑的税收政策给经济带来的益处究竟有多大呢？
　　美国经济学家奥海宁（Ohanian）对英国和美国的不同财政政策对它们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正是因为英国在二战结束后对资本收入大量的征税加剧了英国在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美国的差距。在二战期间和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的资本税税率要大幅度高于美国。从历史上来说，除了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税收政策都可以被归纳成税收平滑的财政政策。两国在二战税收政策的区别主要源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来为在战时发生的大量财政支出融资。两国在经济结构和总量等方面的相似性为奥海宁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比较两国财政政策的空间。
　　英国在二战期间的财政政策——增加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在二战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大幅度的提高了所得税税率，尤其是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来为战争支出融资。当时著名的英国学家凯恩斯，在考虑如何为二战支出融资时认为，为了避免类似于一战期间的通货膨胀发生，政府应该选择通过价格管制，借贷或增加税收来消除过剩的消费者购买力。而凯恩斯对政府向公众借贷非常反对。在当时，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不敏感。这种观点认为，对资本收入征税不会对投资产生大量，因而也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大量影响。这些观点为凯恩斯提出的增加所得税税率的财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英国根据凯恩斯的建议进行了大幅度的加税计划，但由于战争的支出过大，凯恩斯的税收政策似乎仍然不能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因此，英国同时也发行了大量政府债券来补充财政收入。
　　美国在二战期间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虽然很多追随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同样建议美国效仿英国提高所得税税率，然而，在美国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提高的幅度和英国比起来则相对小很多。因为战争相对时间很长，而且战争的支出很大，当时，增加税收很符合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不过，尽管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向议会提出了类似凯恩斯的加税政策，议会却考虑到加税对美国高收入人群的影响而没有完全接纳罗斯福的建议，美国因而一直采取相对温和的税收政策。总的来说，美国在二战期间的财政政策是一种税收平滑的财政政策，正如巴罗（Barro）之后的，为了减少经济的负效率，政府应该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为战争融资，然后，战时发生的政府负债可以在战后逐渐通过各种途径偿还。
　　进一步的暗示当时凯恩斯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实行类似美国的税收平滑政策，英国本应该可以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如果英国完全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而实行永久的个人财富税的话，其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不利影响。尽管这些税收政策（比如财富税）可以进一步的帮助凯恩斯实现国民经济和收入平等的目标，然而，凯恩斯的政策使英国战后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减弱。
　　相反，美国的当时的财政政策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推动的作用。奥海宁的分析还得出，如果美国在二战期间采取了平衡财政预算，并通过增加税收实现财政收入，那么美国经济的负效率将会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上面的这些分析告诉我们，美国很幸运的没有采用大量增加资本收入税的财政政策，反之，美国在战后的经济轨迹很有可能和英国相类似。
　　从英国和美国的案例来看，保持平滑的税率对经济的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由于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的反应敏感，政府应适当的选择债券融资并保证平滑的税率从而保持经济的效率，从而实现经济的健康成长，当财政遇到大量的支出需要时，财政赤字的出现不可避免。美国在二战时期的财政政策是税收平滑的一个典型例子，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定义的理论基础，事实证明，税收平滑的政策在现实中的同其理论一样重要和具有说服力。

　　作为对本文前面提到的税收平滑定理及其应用的总结，我们发现：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对资本收入税是敏感的。很多经济分析都认为投资对资本收入所得税是敏感的，因而，提高资本收入所得税会引起投资的减少，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减慢。在此基础上，巴罗（Barro）提出了税收平滑定理（TaxSmoothing）。奥海宁（Ohanian）对英国和美国的分析表明，正是因为错误的估计投资对资本收入税的敏感程度，英国在二战期间采取了大幅度增加税率来为战争融资的财政政策，为大幅度增加资本收入所得税税率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第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平滑的税收政策和税率是保持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利于保证经济长期发展。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增加对资本收入征税首先降低了资本投资的回报率，投资的低回报又会降低投资总量，从而降低了生产性投资和资本的增长。生产性投资的低增长意味着新增生产设备和设施的减少，这些影响最终导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减慢。这样，增加税收在满足财政收入的同时，也产生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制约和成本。同样，税收平滑定理的数理推理告诉我们，增加税率会导致税收对经济发展的边际成本增加，因此，为了避免增加税收对经济的成本的增加，我们应该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
　　第三，税收平滑定理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当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预计会发生变化时，政府财政盈余或赤字的出现是合理的。最明显的财政支出占经济产出总量比重预计会发生变化的例子就是战争或经济萧条。奥海宁对英国和美国在二战时期不同财政政策的分析表明，采取税收平滑定理的现实意义明显。与英国具有类似经济结构和实力的美国采取了平滑的税收政策，即主要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为战争融资，然后，在战后逐渐通过税收等途径偿还负债。虽然美国在通过发行债券为战争融资时潜在的产生了财政赤字，分析证明采取了平滑的税收政策的美国在同时期里的经济增长要明显好于英国。
　　通过对税收平滑定理（TaxSmoothing）的理论推导和历史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到该定理的重要意义。我国正处于主义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加上国际环境复杂，正确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政政策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税收平滑定理的分析中得到很多重要的启发。
　　第一，税收平滑定理是否可以在我国制定财政政策时起到借鉴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取决于在我国投资是否对资本收入所得税反应敏感。而我国近年来致力于改革开放，政府的职能转换，鼓励私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果明显，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个人投资是对资本所得税反应敏感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多不足，政府职能转变和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完成，因此，来自于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对资本所得税的反应敏感度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加入WTO，外资和私人经济比重的进一步提高，我相信从总体上来说，投资对资本所得税反应会逐步敏感的。因此，税收平滑定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另外，税收平滑定理也对我国税制改革给予很多启发。目前，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通过流转税的形式取得，对所得税的重视程度不够。税收平滑定理暗示，所得税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势必加大对所得税的重视力度，利用征收所得税来广泛实现经济平等，一方面利用征收所得税实现财政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对所得税的管理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在税收制度上与世界接轨，而随着所得税税制的不断完善，税收平滑定理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借鉴作用也就越发明显。
　　第二，我国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应遵循税收平滑定理，保持税率的相对平滑和稳定。正如前面所讨论的，我相信在我国投资对资本所得税的反应敏感。因此，税收平滑定理的应用同样适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应该遵循税收平滑定理，保持所得税税率的平滑和稳定，从而保持投资人对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保证经济运行的高效率，使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势头。所以，制定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国情的稳健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从而保证经济运转的效率以及公众对劳动、投资和经济发展的信心，才是税收平滑定理的真正意义所在。
　　第三，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以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初期，财政支出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等国家核心产业之上；加上为了保持国家稳定和捍卫国家统一，并确保经济建设，在一定时期，政府将会保持有力的宏观财政政策和相当的财政支出。比较二战及其后期，美国在政府面临大幅度财政需求压力时，采取了平滑的税收政策并成功的保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与之类似，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紧要时刻，也曾提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税收平滑理论为我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政府在税收收入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相关的财政需要可以通过适量的政府债务来弥补，并在政府职能实现转变，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健康发展之后，逐渐消化政府债务。
　　当然，财政政策只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执政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要，也是确保财政政策等重大经济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