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生于1929年，曾先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德国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并以论文《论谢林思想中的矛盾》获哲学博士学位。
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已有中译本）一书获得教授资格。
1961-1964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964-1967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
1971-1983任德国马格斯。布朗克研究院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Max-Planck Instut zur Erforschung der Lebensbedingungen der wissenschaftlich-techneschen Welt）所长。
1983-1994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社会学教授。
1994年退休。
退休后仍然从事研究、著述和学术政治活动。90年代，他同弟子以及现任（2008年）德国外长、当时的黑森州环境部长菲舍尔一起组织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讨论内政外交问题，对现政府外交政策发生了直接影响。有人认为，德国提出的欧盟改革的一揽子计划的建议就同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有内在的联系。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深刻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论，提供理论支持。哈贝马斯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理论社会学家，哲学家，在德国、欧洲、北美哲学社会学有着广泛的影响，是已经载入各国哲学教科书和社会学理论教科书的重要思想家。他是一为多产作家，几乎每一两年就有重要著作问世。90年代有人曾说过，哈贝马斯的每一本著作的出版都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

尤尔根·哈贝马斯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不过他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在清华的演讲中，有人问及希特勒统治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当时在德国的所有人（无论是成年人，老人还是孩子）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
直到1945年纳粹投降，看过集中营的电影后，才知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也许正是这种对孩提时代经历的否定决定了他思想中极为浓重的批判意识。他在以往的一次回忆中说，“这场经历对于我们这一 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哈贝马斯一生不但对诸多先辈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M·韦伯、海德格尔、阿尔多诺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与当代著名的理论家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 布尔迪厄等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
1949年—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期间1953年 的海德格尔事件对他触动很大。这一年，海德格尔只字未改地发表了 1935年所作的演讲稿《形而上学导论》，阐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 为纳粹德国进行辩解。这使他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1955年，哈贝马斯来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视引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1964—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为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力量。由于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认识分歧，他同学生“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决裂。他指责学生们脱离现实、理论立场上过于教条主义，认为议会中的不民主现象只能采取说服或者启蒙的形式解决，而不应该借用暴力。学生运动领导人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 于这种矛盾，哈贝马斯于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1983年，哈贝马斯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为“启蒙”进行了辩护， 称现代性为“尚未完成的工程”，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哈贝马斯在知识论上的一个主要信念就是：任何一个认识都起源于兴趣。
他提出人类旨趣的三种类型： a．“经验─分析的科学研究”包含技术的认知旨趣； b．“历史－解释学的科学研究”包含实践的认知旨趣；　c．具有批判倾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的研究，包含解放的认知旨趣和与之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尔根·哈贝马斯

1、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2、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3、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4、反思期（1990-2000）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

尤尔根·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2008年）有数十《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理论和实践》 、《知识和人类旨趣》、《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社会科学的逻辑》、《合法性危机》、《文化与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沟通与社会进化》、《沟通行动理论》、《真理与论证》、《包容他者》 、《事实与价值》、《认识与兴趣》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交往行为理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 《后形而上学思想》等。

截至目前（2008年）为止他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尤•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尤•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对行动理论的发展《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机》，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

尤尔根·哈贝马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冷战的国际态势成为历史，一场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变革也随之而来。这其中包括经济过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为主导的价值观在全球的扩展。美国一直是这场全球化浪潮背后的一个主导力量。然而，市场和民主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它们虽然顺利地进入了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肌体，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却遇到了阻碍，于是，美国的决策者转向了武装干涉。针对美国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一些国际政治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思想。
哈贝马斯通过评述美国发动的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展现了他的普遍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哈贝马斯对这两次看起来相似的战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普遍主义的内涵。 1999年3月24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后，世界舆论哗然。哈贝马斯在德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明确表示自己支持这场战争。文中的基本观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国际社会应普遍尊重基本的人权，这是任何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底线。现代国际社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应不受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约束，以阻止大规模人道悲剧的发生。哈贝马斯认为，科索沃战争是具有合法性的。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它的干预是作为对一个被迫害的少数种族(以及少数宗教群体)的紧急救援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手段虽不可取，但在事态紧急且无其他更佳选择的情况下，它作为迫不得已的办法可视为正当。他指出，在空袭前几个月，科索沃大约有三十万人受到了残酷的杀戮、恐怖和驱赶。种种迹象表明，在南联盟进行的是对种族的清洗，而美国和欧盟中富有政治责任的成员国有义务保护阿族人的人权不受侵犯。他认可美国干涉的动机，否认战争背后有任何利益的驱动；认为南联盟严重地践踏人民的人权，国际社会可以越过其国家主权进行直接干预。
其次，他为战争提出了第二个合法性理由，即盟军的“空中打击”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外科手术般精确的”空袭可以有效地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然而，用这些为战争辩护显然不具说服力，因为战争必然会造成人民的苦难。此外，他还担心世界强国会以人权为借口而肆意侵犯他国内政，因此，他需要从学理上为此次战争的正当性进行求证，并阐明他所主张的人权政治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