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定理

 

斯密提出的两个最为基本的问题是：国民财富究竟从哪里来，以及财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归结为一点，便是经济增长之源泉及其实现条件。虽然《国富论》洋洋洒洒数十万言，但斯密对增长之内在逻辑的解释与归纳却言简意赅，那就是经济增长滥觞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因于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分工和

专业化程度的加强来源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如删繁就简，人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促成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再进一步简化后，们便看到了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斯密定理”的命题：经济增长取决于市场规模的扩大。

某人单位时间内原本只能生产一件产品，在劳动强度大体不变时，可以生产两件了。这便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单位时间的产出量增加。由此，他的收入水平相应地也会提高，至少是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经济增长，一般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又是如何提高的。人们经知道，斯密的回是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为了说明分工和专业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斯密特别地“扣针”（也就是缝纫所用之针）生产为例。

扣针虽小，但在斯密那个时代，一个劳动者，如果没有受过相当的职业训练，又不知如何使用生产针的机械，那么即使他尽全力地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来。然而在生产扣针的流程被分解成大约十八种操作或工序之后，情况则大不相同了。在一个只雇佣十几名工人的小扣针工厂中，每个工人只担任两三种操作。虽然其机器设备十分简陋，但他们经过勤勉工作，每人每天可制成的扣针数量高达四千八百枚。对此斯密感叹道：“凡是能采用分工制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

随而来的问题是：分工和专业化又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呢？按照斯密的逻辑，是市场规模扩大引发了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加强。而这其中的机理又何在呢？假定有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村庄。由于人手少，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个个都多才多艺，不仅要会种庄稼和蔬菜，亦必须会喂牲口饲养家禽，也要会种棉花兼代纺纱织布做衣服，还要会盖房子烧饭理发制作农具，等等。即使这三户人家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分工和专业化生产，那也只能是非常有限的或粗糙的，因为人太少了。然而，当村民户数由三户增加到三百户人家时，情况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人口的增多，难想象，村子里就可能出现餐馆，理发店，铁匠铺和裁缝屋，还可能有其他形形色色的生产或服务的“专业户”。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数量上的增加实际上就等同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见识了市场规模如何促进和深化分工的内在机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技进步其实就是分工和专业化的一个派生结果。

传统的关于企业规模最著名的理论是被称作“斯密定理”的市场限制劳动分工假说。这也是对企业界限的最早描

述：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而分工的范围必然总是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换言之，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亚当·斯密，2003）。但是，斯密定理却造成了一个两难悖论：如果确是市场容量限制了劳动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定是垄断；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那么这一定理就是错误的，或无重要意义。实际上，在现实经济中，垄断和竞争的企业结构是同时存在的，即使是一个垄断企业，它与其他的垄断企业也存在激烈的竞争，不仅如此，在垄断企业内部，竞争同样激烈。依据斯密定理，如果市场发育足够大，则将由一个大的垄断组织来提供所有的产量。但答案却是否定的，可观察到的事实是，许多大的公司或非常多的中小企业共同占领同一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由此可推断，斯密定理存在严重的缺陷，或者说，市场容量限制分工不是导致企业规模或界限的必然或根本理由。 斯密定理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斯密定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就将崩塌。

表现为人口增加的市场规模扩为何会促进分工和专业化。这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市场规模扩大将会催生或增加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只要两个人（这可以轻易地拓展到两个企业或两个国家）在生产相同的两种商品时劳动生产率不等，他们各自只生产劳动生产率相对高的商品并彼此交换，其获得的两种商品的总量均会大他们同时生产两种商品时的总量。在此分工和专业化生产过中双方多获得的商品量，便是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其含义与李嘉图两百年前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首创的“比较利益”概念等价。显而易见随着人数的增加，人们之间潜在的“得自贸易的收益”就随之、甚至会更高比例地增加，从而“诱致”出分工和专业化，并最终推动了经济增长。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密和李嘉图都成为了鼓吹自由贸易的旗手。当然，他们坚定地主张自由的国际贸易，在相当程度上也和服务英国新兴商人阶级之利益有关。 

1928年，阿林·杨格的《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一文阐发了斯密定理，充分强调市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在那使现代世界与几百年前相差如同天壤之

别的持续经济发展中，把主要作用归于任何单独要素都是危险的。但是，是否有任何其他因素能比对市场的不断探索更有资格发挥这种作用呢?没有其他假设能把经济史和经济理论结合得如此一致。”这个经典论述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阿林·杨格的论文发表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西奥多·舒尔茨沿着阿林·杨格的思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发现了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的真正问题。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框架是劳动、资本和土地三个要素的配置。劳动是同质的，不管什么人提供的劳动，都没有差别。资本实质上只有物质资本一种形态。土地在生产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劳动与土地的结合有一个自然的比例。如果劳动超过了这个比例继续投入，劳动得到的报酬就会递减。资本投入超过一定量后得到的报酬也一样会递减。当土地等资源不变，人口以几何积数的速度增长时，报酬递减规律就会发挥作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十分灰暗。马尔萨斯、李嘉图因此得出了悲观主义的结论。

西奥多·舒尔茨认为，不同人的劳动是不同质的，经济增长有赖于人力资本投资。“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人的技能，是推动持续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燃料。如果缺少了人的技能，经济发展的前景就会暗淡而又萧条。经济发展的核心与实质就是人们的实践知识及智力技能的发展和传播。”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是不同质的，经济发展依靠具有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的劳动。

西奥多·舒尔茨提出了两类资源的论点，第一类包括劳动力、土地和可再生物质资本，即那些被传统的处理和度量的资源。第二类指各种形式的人力和物质资本构成，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队伍素质的提高和存量的增加。是土地等资源的替代物，而且收入比较高。第二类资源主要依靠科学研究取得的，而科学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所以经济发展也是无止境的。舒尔茨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对人类的前景“充满乐观主义”。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阐发了斯密定理：“当增长处于无意识和自发过程时，市场必定是它的关键。”“随着市场的扩大，并部分作为其结果的则是货币行为的扩大。一个国家越发达，以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所占比例就越大，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由于商业革命创立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前提条件，它是工业革命道路上极其重要的、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金德尔伯格和赫里克的论点是，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经济增长应有商业化作为先导，而工业革命则应有商业革命作为先导。这样，就把1945年后兴起来的发展经济学建立在斯密定理的理论基础之上。或者说，提出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 从以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论结论：斯密定理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