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战略

赶超战略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的苏联。当时苏联经济中工业化比重很小，农业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和经济学家中间就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资金，如何解决工业增长下市场需求不足以及国民经济应运用何种机制加以调节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代表的“超工业化派”占了上风，提出在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机制，两者各有其调节范

围，并且原始积累规律和积累规律将逐渐取代价值规律。因此，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超工业化派”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同时，“超工业化派”还在理论上解决了一个小农经济比重极大的国家，工业增长如何取得市场的问题。这一理论对后来的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1929年通过的五年计划当中，优先发展重工业，牺牲当前消费成为主要特征。这项计划规定要把净投资额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4至1/3的水平，其中3/4投资于重工业。这样，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首次得到实践，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也由此形成。

赶超战略在中国的实践开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全面考虑，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这个战略目标集中体现在“一五”计划当中，该计划的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建设项目全部是重工业，是一些填补空白，健全体系的新兴工业部门。“一五”期间，重工业基建投资占工业基建投资的85%，占工农业基建投资的72.9%。

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建设周期长；在发展的早期，大部分设备需要从国外引进；初始投资规模巨大。当时中国经济的三个基本特征则是：资金短缺，利率高昂；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短缺，市场汇率水平高；经济剩余少，资金动员能力弱。这样，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目标与当时条件下的资源禀赋特点以及资源动员能力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如果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不可能把投入导向重工业部门的，相反倒可能诱致轻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化，无法实现重工业优先增长的目标。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一套排斥市场机制作用，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形成了。这种政策环境包括：低利率政策、低汇率政策、低工资和低能源、原材料价格政策、低农产品价格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及服务价格政策等。

如何保证被压低了价格的要素和产品流向重工业部门，以及经济中剩余的积累用于重工业的发展是另一难题。应运而生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一经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逻辑上就不再允许私人经济和市场机制存在。

扭曲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政策造成了资金、外汇和原材料以及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供需推移，经济生活中的短缺成为普遍现象。为了替代市场的作用，在这种常态的短缺经济中配置资源，保证紧缺的物资用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产业，就需要一套相应的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这套制度包括：

1）通过“统收统支”的金融管理体制把有限的资金优先安排到重点产业和项目中，实现资金配置与发展战略目标和低利率政策的衔接；

2）建立与低汇率政策相配套的高度集中的外汇外贸管理体制，实行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3）建立高度集中，按计划运行的物资管理体制；

4）建立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确保在低价统购派购条件下农民仍然能把资源投入到国家工业化所需的农产品生产中去，使国家能够用行政力量控制农业生产。通过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为特征的微观经营机制最终形成。

赶超战略下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也随之完全确立。

赶超战略的本质在于强调战略的目的性和赶超意识，而不在于实现赶超战略的手段。赶超战略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无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抑或是进口替代战略，相对于赶超战略来说，都不过是策略和手段而已。

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在赶超战略的研究领域，下述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第一种观点认为：大跃进、赶美超英、急躁冒进就是赶超战略。有学者认为，赶超战略酝酿于“一五计划”期间，1957年底赶超战略基本形成，毛泽东发动的旨在使经济超常规发展的“大跃进”使赶超战略进入实施阶段，而“大跃进”的悲壮失败则是赶超战略实践的终结。还有学者认为，1957年从整风到反右的转向，既是党对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探索的截止，也是大规模进行赶超战略的开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判，确立了采取不均衡发展的赶超战略的指导思想，在“赶美超英”的口号中，把“钢”作为工业化的赶超基准，冀望于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运动推动“大跃进”的赶超战略使工业化的神圣目标成为了全民盲动的狂热之举。甚至有学者认为，“大跃进”运动导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赶超战略的选择，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经济虽然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其差距仍然很大。这一现实告诉我们，在当今，诱使我国选择急躁冒进的赶超战略的土壤仍然没有得到完全铲除，因而必须彻底抛弃赶超战略，走经济建设创新之路。

第二种观点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有学者认为，不顾资源的约束而推行超阶段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赶超战略。为了动员有限的资源实施重工业优先的战略，人为地扭曲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形成低利率、低汇率、低工资政策和低（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生活必需品、服务）价格的宏观政策，而计划经济体制则正是适应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需要。

其实，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从本质上来理解和把握赶超战略的内涵。

第一，赶超战略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地区在政府主导下的有意识的、以赶超先进国家为目标的一种宏观规划，其本质在于对赶超意识的强调和对目标的追赶，而不在于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赶超现代化先行者、实现后来者居上的目的。无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还是比较优势战略，抑或是进口替代战略，相对于赶超战略来说，它们都不过是策略和手段而已。也就是说，无论哪一种或几种手段都有可能使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后来者居上。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有的后起国家和地区是重工业优先发展，也有的是从农业轻工业发展起步的，从而成功实现后来者居上的实例不在少数。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吴申元教授等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待赶超战略的。吴教授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上撰文指出：“赶超(Catching-up)是经济上的后进国追赶先进国并最终要超越先进国的一种经济发展过程”，[6]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赶超战略思想，把中国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过程视为赶超战略实施的过程。这是国内学术界从本质上理解和把握赶超战略内涵的稀有而弥足珍贵的声音。

第二，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实现赶超战略的社会资源的配置形式。赶超战略并不排斥市场经济，而只是说计划经济更利于重工业优先增长，而市场经济则更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德国、日本、韩国等后起国家运用了市场经济手段，而苏联则运用了计划经济的手段，它们都成功地实现了赶超先进国家的目标。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侧重于重工业优先增长，与之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手段也只能是计划，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首先进行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调整，由重工业片面高速增长转变为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源配置手段的转变，由在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引进市场机制，到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中国一直处于赶超现代化先进国家的历史时期（只有到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并且成为领先者的时候，赶超的过程才会终结，并且，这种领先地位一旦被后来者替代了，新的赶超将重新开始，这本来就是几千年来世界发展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都不能改变这一基本事实。

第三，后起国选择工业化战略的原则是目标优先，而不是模式的完美。后起国的工业化目标就是赶超先进国家，以便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它们在选择工业化战略模式时很少有国家去理性地综合分析不同模式的优劣利弊。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等后起国在拟定本国工业发展道路之时，它们考虑的不是这种工业化战略是否完全符合比较优势原则，而是如何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对工业化的要求，动员有限的社会资源，实现后来者居上。从目标价值来衡量，赶超战略是一种成功的选择，正是靠这种工业化战略，这些后起国家都取得了令世人称道的工业化成就。这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同时，如前所述，强化政府在工业化战略选择与实施过程中的作用正是后起国成功的经验，只是国与国之间面临的机遇和形势的不同而导致了具体模式和手段的不同，但赶超的本质和内涵却是相同的。

推行赶超战略的成果是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

体系。然而，推行该战略的过程却步履维艰，所付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

1、由于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

过密的资本构成抑制了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的发挥，加剧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分离的二元结构现象，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劳动就业和城市化水平。依靠高积累率维持的经济增长扭曲了国民收入的分配，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扭曲的产业结构导致经济的封闭性，造成既不能利用国际贸易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又不能借助于国际贸易弥补自身的比较劣势的局面。

2、低下的微观经济效率。

由于实行生产所需要素的统一调拨，生产出的产品全部上调，发生的成本统一核算，创造的利润全部上缴的企业制度，企业发展与其经济效益没有联系，严重束缚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微观经济效率极为低下的问题，以致生产只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下进行。

推行以重工业优先增长为特征的赶超战略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推行赶超战略的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

1）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扭曲，收入分配恶化；

2）企业效率低下，社会福利损失；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蔓延。

追赶和超越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惯常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亦然。只要存在先进与落后的差距，就必然会有赶超。赶超本身无可厚非，但我们也应当认真总结在实施赶超战略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赶超发达国家，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确立赶超对象（英、美等发达国家）和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后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必然有一个追赶的目标，如若没有目标，仍然和从前一样，那至少说明它们还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的压力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前景，它们也还没有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去。它们可能把一两个具体的国家作为赶超的对象，也可能把一批先进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作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如果总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不能创造出比其它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被动挨打的局面是无法改变的。中国提出并实施赶超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迅速增强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与威胁，改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把英美作为赶超目标，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教训可以记取。我们的失误在于：一是把赶超的时间定得太短，把实现赶超目标看得太过容易。1957年底，毛泽东提出准备用八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到1958年4月，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预计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而到了1958年6月则认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二至三年，二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两千五百万吨，我们钢的产量就超过英国了。只要1962年达到六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期间则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大国。[10]二是把赶超的指标定得太过单一，即“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选择世界上最发达的两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进行追赶，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把指标仅仅设定为钢产量一项似乎并不科学，因为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方面的，经济方面也不只是工业方面的，而反映工业化水平的也不仅仅只有钢产量这一项指标。这种指标单一的、短时间的赶超说明我们还没有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这种急于求成的行为破坏了人们对赶超战略的信心，扭曲了人们对赶超战略的认识，实际上也降低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标准。

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急躁情绪和政策上的偏失，有责任进行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赶超战略本身没有错，只是在执行赶超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上曾经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如果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观察的话会发现，求急求快的心理普遍存在于后起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初起阶段。由于欠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比较低，一旦通过政权的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容易造成较大的成就，再加上大众媒体的“放大效应”，人们的期望值迅速增高，甚至以为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也是指日可待。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现代化进程中真正的困难才开始出现。

赶超战略不能导致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压抑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这直接表现在相对价格不能准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导致宏观层次上产业结构的高度扭曲以及微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缺乏效率。赶超战略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取得成功，在其它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社会性质，而在于这种战略本身。

中国要想成功实现赶超战略，就必须吸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相应的政策：（1）大幅增加在国家学习能力方面的投入。国家对公民学习能力投资的最首要的目标是在全民普及初中教育，在青少年中普及高中教育，给每个人以进一步学习的基础。政府还必须重新担负起向广大农村和农民进行制度性知识转移的职责。如果国家不能从现在起就下大力气解决农村的教育问题，绝大部分的中国农民就将一代又一代地成为国家的负担，而不是国家学习能力的广大基础。教育精英化只能造就一个小的精英阶层，却不能造就一个学习型的民族。（2）建立促进国家学习能力的宏观环境：制度建设。从政府自身来看，官员的文凭必须是通过真实的学习得来。而学术界作为学习和产生新知识的化身，其具备的学习制度和文化对国家的学习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在强化国家的学习能力中作出表率。政府还要改革科技研发领域和资金投入的决策制度。（3）重估外资和“保护主义”的作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靠外资带来“研究型学习”。只要民族国家存在一天，国家的政策就必须是努力扶持民族资本。在当今的中国，恐怕没有比认为“民族经济”过时更危险的了。（4）大力吸取滞留海外的优秀留学生。国家和国家内部的组织对在发达国家留学生的工作远远不够。一方面国家需要更加重视这些人才，另一方面还需要国家的机构，特别是企业，主动去挖那些在一些技术领域从事最尖端研究的人才，而不是希望这些人仅仅因为爱国就主动回来。只有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中华民族才能够复兴，并且在复兴后不再重蹈衰落的覆辙。

力争有一个突破

西北地区要逐步缩小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就必须实行赶超战略，力争在经济上有一个大突破、大跨越。因为如果今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能够维持在7％左右，而西北地区又能比中国平均水平大约高5％—10％的话，那么，西北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指数，要从目前的68．7逐步提高到75．0（以中国平均水平为100），将至少需要14—27年；若要提高到80．0，则至少需要23—47年。

因此西北地区要想实现大的突破、大的跨越，就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这种新的发展战略思路就是：以“富民强区”作为根本目标，通过“更新观念、改善环境、优化结构、创新制度、扩大开放、科教先行”等途径，不断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步伐，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与繁荣。要实现这一长远目标，在今后5—10年内，西北地区重点是要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大力发展科技教育，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为今后西北地区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有新的思路

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20世纪八十年代沿海地区依靠外延式数量扩张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北地区要想实现大的突破、大的跨越，就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举措。西北地区具体需要做以下几件事：

多渠道筹措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只有把交通、通信、水利、广播电视、科教文卫以及城市基础设施搞好了，投资环境改善了，才能为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的大规模进入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机会和盈利空间。由于基础设施涉及的范围广，投资金额大，建设周期长，加上绝大部分基础设施都属于市场和非市场活动的结合部，因此，要加快西北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充分发挥中央、地方和民间等多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而不能由政府大包大揽，甚至只把眼睛盯着中央，过分地依赖中央财政和国债资金的投入。

这就需要进一步放宽外商和国内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允许并鼓励民间资本采取多种灵活方式，参与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通信、邮电、广播电视、医院、学校，以及城市地铁、轻轨、自来水、煤气、热电站、污水及垃圾处理、公共交通、城际快运等发展建设。 在中国加入WTO在即、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以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西北地区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今后在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上应作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亚欧大陆桥的贯通以及中国与中亚、欧洲国家之间经贸往来的不断加强，西北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在对外开放领域方面，国家要积极推进金融、保险、电信、交通、旅游、零售商业和中间机构等服务业的开放，扩大西北地区的服务贸易规模及范围，率先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产品、服务方式及服务企业，推动西北第三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要逐步放宽西北5省区在服务贸易领域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如可考虑将一些服务贸易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下放到省级政府，允许西北5省区先行各自设立1—2家外资金融机构等。

在利用外资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中央对西北地区间接利用外资的比重，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组织的贷款项目，要优先或重点安排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上；鼓励外商和港澳台商到西北地区参与生态环境建设，开展植树种草，发展环保产业、节水灌溉农业、资源综合利用和旅游业，并给予“五免五减”的所得税优惠；允许并鼓励外商采取并购方式，对西北国有企业实行资产重组试点，为下一轮拓展利用外资方式积累经验。

向西开放的门户

在发展边境贸易方面，要根据各口岸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对西北现有边境口岸实行分类规划和建设；同时，为促进西北对外经济交往与合作，建议尽快开放银川、西宁出入境口岸，并将兰州二类陆运口岸升为一类口岸。在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考虑进行内陆保税区的试点。

观察20世纪的国际经验可以发现，亚洲“四小龙”等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特征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在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没有恶化甚至有所改善的同时，获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对比的是，拉美国家以及印度等奉行进口替代以及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不仅经济增长绩效不如人意，收入分配状况也日益恶化。

归纳这些重大的经验现象不难理解，一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战略有内在的联系。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提高过程，本质上就是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提高其在全社会相对经济地位的过程；而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所具有的能够用来获取财富的全部手段和资产，几乎只是他们的劳动力。要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惟一可持续的途径是，给予他们所拥有的劳动能力以最大、最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按供求决定的合理价格。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一般是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如果他们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使劳动者获得最大的就业机会，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而且，按此战略来发展经济，可以最快地积累资本，使要素禀赋结构由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状况，逐渐改变为劳动力相对短缺、资本相对丰富的状况。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收入也就会随着资本的积累、产业和技术的升级以及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的情形也就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改善。

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相对稀缺的早期发展阶段就确立高技术的资本密集产业和技术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那么，由于这些部门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绝大多数劳动力只能滞留在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下的传统部门就业，工资水平难于提高。同时，政府为了达到赶超的目标，必然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用行政的力量来配置资源，以便扶持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凡此种种，最终至少会在以下四个方面人为地恶化社会公平问题。

首先，赶超战略将拉大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

赶超战略之下具体承担赶超任务的企业大量使用这些经济体中相对昂贵的资本，而较少使用相对便宜的劳动力，所以这些企业的成本水平比较高。如果任由市场调节而没有政府的扶持，这些企业就不会自发地建立起来。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政府就要通过种种方式予以扶持。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活动水平低下、经济剩余少，可以动员起来用于扶持赶超企业的转移支付的资源极其有限，所以，主要的扶持手段是扭曲各种价格体系。

在各种比价关系中，最主要的是压低资本相对于劳动的相对价格。压低资本的相对价格之后，优先发展部门面临的成本被人为压低，但同时也刺激了非优先发展部门对于资本的需求，并抑制了这些部门对于劳动的需求。非优先发展部门会和优先发展部门争夺资本。为了保障优先发展部门的发展目标，政府往往人为地把要素市场分割为一种“二元市场”的格局。其中的一元是政府从全部社会生产要素禀赋资源中，先拿出足以满足优先发展部门需要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中去。显然，这一元要素市场占有的资本量非常大，而吸收的劳动力比较少。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另一元要素市场的“剩余资本禀赋量”和“剩余劳动禀赋量”之比的结构，甚至低于全社会的总比例。

这就导致非优先发展的部门实际面临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优先发展部门所面对的水平，甚至高于没有任何扭曲时的市场均衡的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这种分割的二元要素市场的直接含义，就是拉大不同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会高于非优先发展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

除了压低资本相对价格，政府为了扶持重点部门的发展，也会压低初级原料和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此导致这些投入品的供给部门的利润空间缩小，进而其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也就不可避免地相应压低，使收入分配趋向于不平等。

其次，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会拉大地区差距。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本来就存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实施赶超发展战略时，政府不仅不能让各个地区之间协调发展，反而会以压低价格的方式动员整个经济体中可以动员的一切必要资源，来扶持少数地区中少数项目的发展。结果使具有资源比较优势的地区无法将其优势变为经济上的比较优势，资源上不具优势的较富的地区经济越发展，从资源具有优势的较穷的地区获得的产品就越多，相当于较穷地区在不断补贴较富地区的发展；于是经济越发展，地区差距就越大。

第三，赶超战略之下，腐败的滋生和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对收入分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优先发展的部门在社会当中享有的地位要高于其他部门，游说政府的能力高于其他部门。这个事实造成两方面的效应：其一，有大量的资源用于游说政府，争取补贴和扶持，滋长了寻租之风，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其二，优先发展部门的各种优惠条件为腐败活动提供了先天的土壤。通过游说得到补贴较之改善管理、提高绩效，要容易得多。同时，决策阶层实际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为了得到这些资源，即使是各个优先发展的部门之间，也要展开竞争。但是他们往往通过腐败手段来争取资源。倘若一个经济体的法治或者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监控还能够有效地运转，那么腐败尚且不会严重恶化；但是，一旦法治和行政系统运转不畅，腐败问题会急剧恶化。腐败和寻租导致了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必然拉大收入差距，严重影响社会公平。

最后，实施赶超战略减少了社会经济剩余，致使对社会上不具备劳动能力以及丧失劳动力的弱势群体的救济水平降低，也会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公平问题恶化。

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放弃赶超战略，代之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才能快速发展经济，使要素禀赋结构以可持续的最快速度提升。同时，在顺应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之下，资本、劳动力及其他要素和资源的市场无须人为分割，各种要素可以自由流动，有最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获得市场均衡价格，进而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趋于缩小，而腐败和寻租行为的制度基础在比较优势战略之下也不复存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