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和银行的由来

　　中国金融机构最早萌芽于唐朝的典当业，广东一地就有1900多家。在上海地区经营当铺的以安徽人居多。

　　票号是清朝的产物，始于乾隆，衰于辛亥。票号的规模在银行出现之前首屈一指，不仅国内各大都会都有设立，就是外国也有据点。票号最出名的是山西 帮。票号虽被山西帮垄断，但不能阻止其他人的竞争。例如南号安徽人创办的源丰润(17家分号)、义善源票号(19家分号)也非常出名。

　　我国旧式金融机关的名称，除典当、票号之外，还有钱庄。钱庄又称钱肆、钱铺、钱摊、钱桌、兑店、兑换银店等等。钱庄与银号实为一类，大致上在长江一带名为钱庄，在北方各省及广州、香港多叫做银号。

　　为什么叫“钱庄”?钱庄起于钱铺，钱铺又称“钱肆”，最早见于明朝的《洞箫记》。明嘉靖年间问世的《金瓶梅》提到“钱铺”，冯金宝说：“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

　　从钱铺发展到钱庄，期间有一个阶段称“钱桩”。据《苏州钱庄史料杂缀》记载：苏州的钱庄最初称“钱桩”，因用制钱时期，以千文为一贯，钱铺一般 将三百或五百贯叠成一堆，名为“钱堆”。桩的堆砌形式为马鞍式和方柱等几种，马鞍式柱上锐下广，顶上第一层为一贯，第二层为二贯，第三层为三贯，以后逐层 递加，如底层是二十四贯，则一桩是三百贯，两桩相连，便成为马鞍型;方桩则是一层十贯，五十层的一桩便为五百贯。因此，钱铺子就被称为“钱桩店”。

　　“钱桩”后来改为“钱庄”的原因是，“桩”字的意义不能说明其业务性质，因而把“桩”改为“庄”。字书《尔雅》上说“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 六达谓之庄”，指宽阔平坦、四通八达的大路，比喻美好的前途。“庄”字居“通衢康庄大道”之最，具有信用交易、四通八达之意，比“桩”字贴切。另有一种解 释，认为“庄”字有“做东”、“做庄”之意，当时开钱庄利润很高，但风险也很大，如同赌博。

　　钱庄龙头在上海如果说票号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以北京为其活动的中心，那么，钱庄以长江中下游为基地，江浙一带为中心，上海是龙头。

　　钱庄产生有三大原因：一是山西票庄支号遍设各地，在上海营业则交钱庄办理，钱庄有补票庄不足的作用。二是上海南市是豆麦群聚地带，因豆米生意兴 旺，交易上需求，必须有一种居间调剂的金融机关，于是钱庄起而代之。三是我国币制极其紊乱，习用银两成色各地不一，价格又早晚不同，需有专业为之兑换，因 而也需要钱庄。

　　有关上海钱庄的起源，据近代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先生回忆，他听老一辈传说，约在乾隆初年，其时有浙江绍兴煤炭商人在南市老城厢开设炭栈，时以栈中余款兑换银钱，并放款于邻近店铺及北洋船帮，获利甚巨。后来，他把副业当成正业，专营兑换放款业务，成为钱庄业的鼻祖。

　　原存上海豫园内园嘉庆二年《钱业承办祭业各庄名单碑》记载，1776-1796年的上海钱庄已有106家，名列前茅的有石源隆、冯信庄、顾恒裕、三泰源、章恒源等。

　　1853年，江浙皖一带受太平天国起义冲击，一些官僚富豪逃亡上海租界避难，“作为世外桃源，商人集则商市兴，绅富集则金融裕，而领袖商业之金融机关，乃次节开设矣。此为北市钱市发达之最初原因也”。

　　北市的钱业公所开在天妃宫桥外的塘沽路(文监师路)、河南路(界路)口。沪北钱业会馆落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占地十六亩，有前后两殿和两座戏台，在照墙和仪门上遍雕《三国演义》、《岳传》、《白蛇传》等人物形象。地址在今上海河南北路塘沽路转角，已拆毁。

　　华商银行的源头银行这一名词，虽然是外国名词的翻译，却又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色彩。自唐代起，金银在价值上虽有贵贱不同，但在币制上地位大致相 当，而白银有占上风的趋势。宋以后，白银比黄金用得多，所以到清朝道光年间，白银在中国币制上占优势，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银”字往往就代表货币，而历 朝的信用机关多用“银”字为名，如银店、银铺、银号等。“行”字在以前虽然是指一种职业，如唐代的“金银行”、元代的“银行”，是一种集体的称呼。康熙年 间广东有“银行会馆”，但后来就有用作商号的意思。明代称店铺为“铺行”，清初有“公行”的名称。后来外国的商店多称作“洋行”，乾隆致英皇的信中，提到 “洋行”的次数很多，而且另有“货行”的名称。所以，后来把新式信用机关译为银行，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

　　中国人是在什么时候起使用银行这一名词的呢?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出版的英国人穆里逊所著的《汉文字典》里面，只有银铺、银票，而没有银 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英汉历》里，广州的外国人名单中，有OrientalBank(东方银行)一家，仅翻译成“银房”，可见那时还没有用 银行这一名词。不过当时对于各种商店既有称“行”的习惯，如隆顺行等，大概后来对于专门处理银钱事务的行号就称为银行。

　　最早提到银行一词的似乎是咸丰六年(1856年)香港出版的《智环启蒙塾课初步》一书，其中Banknote译作银行钱票。而咸丰九年 (1859年)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著的《资政新篇》中也有“兴银行”一条。洪仁玕正是来自香港，可见当时银行一词在香港已经通行。同治五年(1866 年)香港出版的《英华字典》中的Bank一字下，第一个译语就是银行，其次才是银铺、银号、钱铺等。同年英国的OrientalBank所发行的钞票名为 东藩汇理银行。

　　中国近代银行均以股份制银行形式出现。这与英国的银行在19世纪中叶时，既有私人银行，又有股份银行，两者并存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银行业 的肇始主要不是从票号、钱庄演变过来，而是仿照西方股份银行的模式建立起来。中国通商银行创立时，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了将近半个世纪。最初在中国设立的外 商银行是丽如银行，这个名称的最初出现，大概是在郑观应《盛世危言》第五卷《国债篇》，但并没有说它是最初在中国设立的外商银行，而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外 商银行当数汇丰银行。

　　因为没有先例可依，第一家民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完全按照汇丰银行的模式来经营。清末创建的信成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完全是股份 制形式，连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交通银行，也是按“商六官四”的股份制形式建立的，并且在章程中特别强调“俱遵商务规矩，尽除官场习气”。股份制的出现，无 疑是孕育金融业资产阶级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