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理论
培养理论概述
培养理论又称"涵化理论"、"教养理论"，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格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
它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是电视媒介在当时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负作用，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犯罪和其他犯罪十分严重。格伯纳等人在美国政府专门成立的"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了"培养分析"的研究。
该理论揭示的是大众传播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它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的。
培养理论的起源和背景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这种研究起源于6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就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
按照李普曼的观点，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现实，即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亦即人们的现实观。在传统社会里，主观现实是对客观现实较为直接的反映，而在媒介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那么，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传播媒介在提示“现实”之际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的，是以美国学者G. 格伯纳为代表的“培养”理论研究。
培养理论的主要内容[1]
"培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长时间收看电视的人，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更加接近于电视所呈现的景象。即电视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与"社会观"。"培养理论"是建立在若干前提之上的。充分把握与理解这些前提，是完整准确的理解"培养理论"的关键。
第一，格伯纳认为，电视节目内容是一致的。由于经济效益驱动下对收视率的追求，电视节目内容往往是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共同兴趣的。电视节目投资者和制作者更加乐于复制那些已被证明可以获得高收视率的有利可图的节目。这样就必然造成电视内容整体的趋同。这一点，格伯纳在制度分析中进行了分析论述。
第二，电视信息是具有整体倾向性的。电视所传达的信息是语言、图像、声音等象征符号的有机组合系统。而隐藏在这一象征符号系统背后的是则是特定的意识形态系统。这就必然导致了该符号系统意义"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倾向性"。通过"讯息系统分析"，格伯纳认为，美国的传播媒介反映了统治阶级尤其是统治资本的价值和利益。也恰恰是基于这一前提，培养理论得以成为美国经验学派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共同感兴趣的理论交集。
第三，鉴于电视内容的一致性，格伯纳认为，受众虽然会在电视节目之间进行选择，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因此，"看电视本身是一种仪式性，而非功能性的过程。"所以，在格伯纳看来，对"培养理论"的验证不能建立在受众对节目偏好的基础上。
第四，电视不同于印刷与广播媒体。它不需要以识字为获得媒介的技术前提，无论老人、小孩、文盲或者知识分子都可以收看。其声画并举的传播模式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电视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日常娱乐的主要媒介。正如格伯纳所说的："电视机已经成为家庭的中心成员，成为在大多数时间解说最多故事的那个叙述者。"许多人从出生开始便与电视为伴，被包围在电视提供的信息之中。深在其中的人们很难对电视世界与现实世界做出清晰正确的区分，更谈不上"自由漫步"于电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了。
第五，培养理论是建构在"现实"的三个维度或者说"现实"的三种意义之上的。在媒介社会，"现实"分为真实存在的"客观现实"，由大众传播媒体塑造的"媒介现实"或称"符号现实"、"虚拟现实"，以及由"客观现实" 与"媒介现实"共同作用于人的头脑而形成的"主观现实"。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处于这三种现实的包围之中。身处媒介信息浸润之中的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对亲身难以体验的现实，更多的是要取决于媒介构建的影像。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媒介讯息的一致性与倾向性，这种依靠"媒介现实"所建立的"主观现实"必然不可避免的偏离"客观现实"，而倾向于"媒介现实"。培养理论正是力图理清"媒介现实"对"主观现实"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发生的原因。
对培养理论的评价
该理论揭示的是大众传播对社会“共识”、对人们的“主观现实”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研究出发点的。
1）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共识"中的巨大作用。
2）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传媒的倾向会带来或好或坏的社会效果。
3）包含对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观点。
4）教养理论可能适合于特定种类的电视节目，但可能不支持总体上的电视内容，期待整体的电视观看产生教养效果是不合理的。
培养理论的发展[1]
"培养理论"提出后，格伯纳等人又对其做了理论上的补充与修正。提出了"主流说"(mainstreaming)和"共鸣说"(resonance)以及"第一级信念"和"第二级信念"(second-orderbeliefs)。
"主流说"是指，不同背景不同社会群体的长时间看电视者，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即"主观现实"均倾向于"媒介现实"，具有趋向"主流"的趋势。"共鸣说"是指，电视的"培养"效果在某些特定群体中具有更加明显的效果。如女性更加容易受到暴力伤害，因此大量收看电视的女性受众更加倾向于认为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与电视中呈现的高犯罪世界的描绘产生了‘共鸣 ‘。
"第一级信念"则是指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表面认识。如暴力犯罪的发生率等。"第二级信念"是指对社会现实态度层面的认识。如社会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应当指出的是，"第一级信念"与"第二级信念"虽然在程度上是递进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具有天然的因果关系。在培养理论中，"第一级信念"更多的受电视影响，而"第二级信念"则受电视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
经过不断的补充与修正，培养理论日渐完善。但是，一些问题仍时常困扰着研究者。
首先，电视培养效果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到底是长时间的收视使人不敢在夜晚独自上街；还是由于这种恐惧使人不得不呆在家里看更长时间的电视？"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并不能得到满意的解答。
其次，从总体看长时间的收视确实是产生培养效果的主因。当控制某一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时，受众的"收视时长"在"培养"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当同时控制多个变量时，"培养"效果中可以归于电视的效果就非常小了。这一点也是其他研究者对"培养理论"提出质疑的依据。
实证研究的技术手段对研究结果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如问题设计的精当与否在研究中至关重要。有的研究者认为，以某一特定节目类型为研究对象(如暴力节目)，会看到更加清晰的培养结果。但这种观点似乎与格伯纳的基本假设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
从培养理论提出至今，新的研究结论层出不穷。其中既包括支持"培养"假说的研究结果，也不乏部分甚至全部否定"培养"假说的研究结论。
米歇尔·摩根(Michael Morgan)与詹姆斯·沙楠(James Shanahan)在1997年传播学年鉴(Communication Yearbook)上发表文章，梳理总结了"培养理论"提出后二十多年中的5600多项"培养研究"后，肯定了"培养效果"的存在。作者认为尽管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从总体来看，"培养理论"已经得到了证明。正像约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在他的书中讲的那样："公平地说，尽管不是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对"培养理论"表示信服，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培养"效果在一部分群体中确实存在。"
参考文献
培养理论又称"涵化理论"、"教养理论"，格伯纳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传播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由于传播媒介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格纳等人将这一研究称为“培养分析”。
它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其提出的背景主要是电视媒介在当时所发挥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负作用，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犯罪和其他犯罪十分严重。格伯纳等人在美国政府专门成立的"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了"培养分析"的研究。
该理论揭示的是大众传播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它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的。
培养理论的起源和背景
“培养”理论，也称为“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或“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这种研究起源于60年代后期。当时，美国社会的暴力和犯罪问题十分严重，美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来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就是在该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的。
按照李普曼的观点，在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现实，即客观现实，二是传播媒介有选择地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人们在自己头脑中描绘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亦即人们的现实观。在传统社会里，主观现实是对客观现实较为直接的反映，而在媒介社会，人们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介提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那么，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传播媒介在提示“现实”之际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的，是以美国学者G. 格伯纳为代表的“培养”理论研究。
培养理论的主要内容[1]
"培养理论"的基本假设是：长时间收看电视的人，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更加接近于电视所呈现的景象。即电视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培养"了电视观众的"现实观"与"社会观"。"培养理论"是建立在若干前提之上的。充分把握与理解这些前提，是完整准确的理解"培养理论"的关键。
第一，格伯纳认为，电视节目内容是一致的。由于经济效益驱动下对收视率的追求，电视节目内容往往是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共同兴趣的。电视节目投资者和制作者更加乐于复制那些已被证明可以获得高收视率的有利可图的节目。这样就必然造成电视内容整体的趋同。这一点，格伯纳在制度分析中进行了分析论述。
第二，电视信息是具有整体倾向性的。电视所传达的信息是语言、图像、声音等象征符号的有机组合系统。而隐藏在这一象征符号系统背后的是则是特定的意识形态系统。这就必然导致了该符号系统意义"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倾向性"。通过"讯息系统分析"，格伯纳认为，美国的传播媒介反映了统治阶级尤其是统治资本的价值和利益。也恰恰是基于这一前提，培养理论得以成为美国经验学派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共同感兴趣的理论交集。
第三，鉴于电视内容的一致性，格伯纳认为，受众虽然会在电视节目之间进行选择，但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因此，"看电视本身是一种仪式性，而非功能性的过程。"所以，在格伯纳看来，对"培养理论"的验证不能建立在受众对节目偏好的基础上。
第四，电视不同于印刷与广播媒体。它不需要以识字为获得媒介的技术前提，无论老人、小孩、文盲或者知识分子都可以收看。其声画并举的传播模式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同时，电视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与日常娱乐的主要媒介。正如格伯纳所说的："电视机已经成为家庭的中心成员，成为在大多数时间解说最多故事的那个叙述者。"许多人从出生开始便与电视为伴，被包围在电视提供的信息之中。深在其中的人们很难对电视世界与现实世界做出清晰正确的区分，更谈不上"自由漫步"于电视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了。
第五，培养理论是建构在"现实"的三个维度或者说"现实"的三种意义之上的。在媒介社会，"现实"分为真实存在的"客观现实"，由大众传播媒体塑造的"媒介现实"或称"符号现实"、"虚拟现实"，以及由"客观现实" 与"媒介现实"共同作用于人的头脑而形成的"主观现实"。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处于这三种现实的包围之中。身处媒介信息浸润之中的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看法，尤其是对亲身难以体验的现实，更多的是要取决于媒介构建的影像。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媒介讯息的一致性与倾向性，这种依靠"媒介现实"所建立的"主观现实"必然不可避免的偏离"客观现实"，而倾向于"媒介现实"。培养理论正是力图理清"媒介现实"对"主观现实"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发生的原因。
对培养理论的评价
该理论揭示的是大众传播对社会“共识”、对人们的“主观现实”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是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研究出发点的。
1）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共识"中的巨大作用。
2）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传媒的倾向会带来或好或坏的社会效果。
3）包含对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观点。
4）教养理论可能适合于特定种类的电视节目，但可能不支持总体上的电视内容，期待整体的电视观看产生教养效果是不合理的。
培养理论的发展[1]
"培养理论"提出后，格伯纳等人又对其做了理论上的补充与修正。提出了"主流说"(mainstreaming)和"共鸣说"(resonance)以及"第一级信念"和"第二级信念"(second-orderbeliefs)。
"主流说"是指，不同背景不同社会群体的长时间看电视者，其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即"主观现实"均倾向于"媒介现实"，具有趋向"主流"的趋势。"共鸣说"是指，电视的"培养"效果在某些特定群体中具有更加明显的效果。如女性更加容易受到暴力伤害，因此大量收看电视的女性受众更加倾向于认为暴力犯罪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就是"与电视中呈现的高犯罪世界的描绘产生了‘共鸣 ‘。
"第一级信念"则是指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表面认识。如暴力犯罪的发生率等。"第二级信念"是指对社会现实态度层面的认识。如社会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应当指出的是，"第一级信念"与"第二级信念"虽然在程度上是递进的关系，但它们并不具有天然的因果关系。在培养理论中，"第一级信念"更多的受电视影响，而"第二级信念"则受电视以及其它各种因素的综合制约。
经过不断的补充与修正，培养理论日渐完善。但是，一些问题仍时常困扰着研究者。
首先，电视培养效果的因果关系难以确定。"到底是长时间的收视使人不敢在夜晚独自上街；还是由于这种恐惧使人不得不呆在家里看更长时间的电视？"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并不能得到满意的解答。
其次，从总体看长时间的收视确实是产生培养效果的主因。当控制某一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时，受众的"收视时长"在"培养"效果中所起的作用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当同时控制多个变量时，"培养"效果中可以归于电视的效果就非常小了。这一点也是其他研究者对"培养理论"提出质疑的依据。
实证研究的技术手段对研究结果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如问题设计的精当与否在研究中至关重要。有的研究者认为，以某一特定节目类型为研究对象(如暴力节目)，会看到更加清晰的培养结果。但这种观点似乎与格伯纳的基本假设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
从培养理论提出至今，新的研究结论层出不穷。其中既包括支持"培养"假说的研究结果，也不乏部分甚至全部否定"培养"假说的研究结论。
米歇尔·摩根(Michael Morgan)与詹姆斯·沙楠(James Shanahan)在1997年传播学年鉴(Communication Yearbook)上发表文章，梳理总结了"培养理论"提出后二十多年中的5600多项"培养研究"后，肯定了"培养效果"的存在。作者认为尽管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从总体来看，"培养理论"已经得到了证明。正像约瑟夫·多米尼克(Joseph R. Dominick)在他的书中讲的那样："公平地说，尽管不是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对"培养理论"表示信服，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培养"效果在一部分群体中确实存在。"
参考文献
- ↑ 1.0 1.1 谢新洲.培养理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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