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理论

戈德史密斯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它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指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他认为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戈德史密斯通过比较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界上只存在一条主要的金融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金融结构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尽管不同国家的起点(起始时间、发展速度)各不相同，但它们很少偏离这条道路，只有战争和通货够胀例外。金融结构理论从研究方法到基本结构都对研究金融和金融发展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戈德史密斯对比了世界上35个国家百余年的金融史料与数据后，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第一次对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进行了数量研究和比较研究；研究并揭示了金融深化的内部路径和规律；提出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重要性与研究方向。他认为在自由企业经济中不同的金融相关比率产生类型绝然不同的金融结构。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金融工具是指对其它经济单位的债权凭证和所有权凭证；金融机构即金融中介机构，指资产与负债主要由金融工具组成的企业；金融结构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

(一)关于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

戈德史密斯认为不同类型的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存在、性质以及相对规模体现了该国的金融结构。金融发展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通过对一国金融结构的剖析就能掌握该国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趋势。

(二)关于金融相关比率

金融相关比率的变化反映了金融发展的基本特点，即金融上层机构与经济基础结构在规模上的变化关系。相对于国民产值而言，金融相互关系的密度越高。金融相关比率越高，可以预期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相关比率会上升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尺度；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占全国金融资产比率反映了储蓄和投资机构化的程度。这个比率越高，说明通过金融机构间接储蓄的份额就越大于直接储蓄的份额；金融机构在全部资产中的份额变化说明了储蓄过程中银行体系地位的变化，即新金融机构的产生以及现有机构在增长率上的差异。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InternationalRatio—FIR)的计算公式：

符号说明：

r——裁截比率，表示截止时间；

Fr——定时期内的金融活动总量；

Wr——国民财富的市场总值；

β——平均资本产出率；

γ——GNP实际增长率；

π——物价变动率；

k——资本形成总值对国民生产总值比率；

η——为外部融资比率；

n——非金融部门金融工具发行量对资本形成总值比率；

φ—金融单位发行的金融工具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λ——分层比率，某类金融机构对其它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与它们对非金融部门的发行总额之比；

ξ——为海外净债权率。外国发行量对国民生产总值比率；

θ——为受价格波动影响的金融工具净发行额的比例；

——价格敏感资产的价格平均变动比率。

现在，金融相关比率已经成为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实际的简化应用以GNP代表经济活动总量成为分母，以金融负债——一般以广义货币供给量M2表示和金融资产之和代表金融活动总量或金融工具总额成为分子，金融资产分为银行资产和有价证券S，其中S为股票市值和债券市值之和。

(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戈德史密斯把金融上层结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探讨精简成一个判断，即以初级证券和二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它使资金流向社会收益最高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说，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速度。改善了经济的运行。

储蓄与投资的分离。戈德史密斯特别强调的是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主动作用。他认为，由于金融工具的出现和金融机构的成立而扩大金融资产的范围，导致了储蓄和投资的分离。而储蓄与投资的分离能够提高投资收益并提高资本形成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同时通过储蓄与投资两个渠道的金融活动提高了经济增长率。金融工具的出现使储蓄和投资分离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职能，这种特殊的分工克服了资金运动中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一方面使一个单位的投资可以大于或小于其储蓄，摆脱自身储蓄能力的限制；另一方面为储蓄者带来增值，使得储蓄不仅是财富的贮藏，还能增加收益。正因如此，无论是储蓄者还是投资者都能接受金融活动带来的社会分工。这种角度的分析主要适用于工商企业、家计部门和政府等非金融经济单位发行的债券、股票等初级金融工具而言的。资源配置的优化。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机构对经济的引致增长效应就源于对储蓄者与投资者资金供求的重新安排。金融机构的介入使投资和储蓄的总量超出了储蓄者和投资者在不存在金融机构时的直接融资总量，而且金融机构能更高效率地在潜在投资项目之间进行资金分配，以提高边际收益率。这种储蓄的再分配反映了金融机构经营的效果，它对经济增长与展所产生的引致增长效应比金融上层结构的业务经营对储蓄和投资总量所产生的效果更有意义。

发达金融机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高储蓄、提高投资总水平与有效配置资金这两条渠道来实现的。金融结构越发达，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提供的选择机会就越多，人们从事金融活动的欲望就越强烈，储蓄总量的增加速度就越快。在一定的资金总量下，金融活动越活跃，资金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因此，金融越发达，金融活动对经济的渗透力越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就越快。注重金融工具供给和强调金融机制的正常运行是金融结构理论的核心，也是金融自我发展及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这一观点被后来的金融发展理论所继承。

(四)关于金融发展的内在路径

戈德史密斯认为，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存在是不容质疑的，任何近期的国民收支平衡表的比较都足以表明各国在金融相关比率水平、全部金融资产中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金融工具之间的关系以及国民生产总值中金融工具的规模、金融机构资产在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机构中的分配中存在巨大差异。他通过数量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证明了“只有一条主要的金融发展路径。这条路径的特点是：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在全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银行体系的地位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规律性，只有在为战争融资或通货膨胀时才显示出规律性的偏差。在这条道路上，不同国家在不同日期从这条道路上起步，不同日期有两层含义，即从不同日历年度起步或从不同的非金融经济发展阶段起步。沿着这条路径。各国有不同的发展速度，这一速度仍然包括日历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涵义，但各国偏离这一路径的程度很小”(戈德史密斯，1969)。

中国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是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而形成的。特别强调社会生产整体上的计划性和可控制性。1949年开始，中国开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和银行业的基本国有化，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现金、结算和信贷中心，统揽金融业务。在银行内部相应实行“统收统支”的信贷资金管理制度，存款、贷款利率和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当时金融体系是根据计划经济的运做需要而被设计出来的，其致命缺陷在于该体系无法自我实施，金融系统作为一种附加的实施机制来促进计划经济的实现。在中央政府对民间资金的强有力控制下，各种可能引致金融结构调整的经济、制度因素均被压抑。

1978年以后的金融改革进程中，中国开始分解原来的国家银行组织制度，分离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并依据《巴塞尔协议》的相关内容逐步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与资产风险管理以及银行业务经营的多样化改革，组建和发展起来一批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步扩大外资银行的准入范围；积极创立和发展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渠道方兴未艾，传统的资金供给渠道被彻底打破，传统的计划管理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也被市场化手段所取代。现在，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化程度日益提高，金融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金融业得到长足发展，并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体系作为最重要的储蓄吸纳和投资转化机制的形成，金融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索。但是金融结构中存在的诸多矛盾也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

中国金融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间接融资比重在社会融资总额中居于主体地位，直接融资发展相对明显不足。国有企业来自银行的贷款比重过高，通过证券市场筹资的比重明显偏低；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为地压抑直接金融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为辅的金融结构现状。资本市场发展的不足及间接金融在社会融资中居于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的金融体制中。企业对银行的高负债经营特征，加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

其二，强调外资引进。对引进外资后的使用效率、投资流向关注不够，忽视资本有效形成，或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外资依赖，影响着国内资本积累机制的形成。

其三，利率、汇率工具的灵活度不足，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杠杆作用难以有效体现，自动防范金融风险的稳定机制和对风险投资或对中小企业发展起支持、扶植作用的风险型金融机构缺乏。

其四，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的矛盾尚未根除。中国成立政策性银行的目的，是为了化解专业银行经营目标的商业化与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为金融体系改革创造条件。但是，虽然国有银行传统的政策性业务已被剥离，但由于种种原因多数重新拥有了新的政策性权益。

其五，居民持有的金融工具结构不平衡，存款比重过大。储蓄过度集中于居民部门，投资过度集中于企业部门，储蓄与投资分离程度过高。

其六。在金融体系中，国有银行仍居于主导地位。据相关统计，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有一半左右来自于非国有经济，中小企业在全部企业数中占99％

以上，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如中小商业银行、城乡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却为数不多，中小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比重较低，等等。

在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相关比率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金融相关比率已经成为目前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应用最广泛和最重要指标。在金融相关比率衡量的特定金融发展程度下，通过对储蓄和投资关系的重新安排。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着巨大影响，所以，影响金融相关比率计算的因素间接地反映了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根据金融相关比率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价格波动、外生的资本产出率和金融工具的价值变化因素，那么决定金融相关比率的因素就只剩下三个实体性因素：非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δ=kη、金融机构发行的金融工具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φ=φ(1+λ)和外国发行的金融工具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ξ。这三个因索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金融行为对储蓄和投资的重新安排，最终影响到资金向最有效率的投资部门的流动。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这一将资金从盈余方导向短缺方的过程就是金融中介过程。金融中介过程包括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两种渠道，前者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进行，后者通过金融市场进行。相应地，一国金融体系就包括了金融中介机构和金融市场两个部分。随着金融的发展，金融体系所承载的功能日益丰富，并由其基本的融资功能衍生流动性便利或流动性保险、资源汇聚和所有权分割、风险管理、信息生产、为投资者提供监控和激励手段等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程度与作用大小，在金融相关比率的计算中，分别通过非金融部门的外部融资率和金融中介比率体现出来。前者反映了金融工具的丰富程度和以金融工具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的完善与效率；后者反映了金融机构的运营与作用，其中包含了一国的金融政策取向。所以一国金融结构的调整应注意以上各个方面的完善与发展。

戈德史密斯的研究证明了金融结构的趋同性，从而金融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以下几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是要打破单一银行体系。中央银行的政策业务从金融业务中分离出来，形成多家、多性质的银行共存的格局；其次是金融市场的开放，主要是针对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外资金融机构准入制度障碍的削减；再次是实施相关的金融深化措施，推进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创新，如价格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开放货币市场、银行体系表外业务的拓展；最后是资本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改变单一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主导的市场结构以及政府宏观调控技术途径的多样化，监管体系的科学化。

应该注意。一是国家金融中介机构与资本市场之间的互补大于竞争[TMesse(2000)，Terr(2002)]，高效运作的资本市场需要健康的中介金融机构作为支付和清算体系予以支持。推进商业银行的改革，打破垄断，形成良性竞争的格局，增强金融机构的自生能力极为重要。二是金融结构趋同并不意味着金融发展的程度相同，金融结构的改革与调整应考虑本国的金融改革起点、宏观经济政策的现实取向以及本国特有的人文因素。

外资流入对弥补本国资本形成所需资金的不足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外资流入的增加和对外资依赖的提高，将增大一国的外债负担。外资流入以后，可能使国内资源短缺加剧，从而导致大量进口，形成国际贸易巨额逆差，最终导致本币贬值，进而使国内储蓄贬值。并且，如果外资多流向非生产性领域，尤其是特别偏好消费品工业投资形成的消费偏好导向的需求结构；与国内私人投资争夺消费品市场，产生消费挤压效应。这种需求结构限制了国内经济的增长，也不利于国内资本积累机制的形成。因此，无论是外资流入还是货币发行都无法从根本上弥补投资——储蓄缺口。

资本持续形成带来的积累对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必要的资本积累是重要的催化剂。按照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发展中国家必须立足于国内金融体制的发展来建设完善资本形成与积累机制。20世纪40年代末建立的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论证了只有持续的资本形成，发展中国家才会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投入的加强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资本形成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形成的多少决定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而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或约束条件。

但值得注意的是，高投资率、高资本形成率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的持续高速健康增长。拉美国家经过20世纪7O年代的高投资下的经济增长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从发展中国家资本形成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本形成水平，而且还要注意该国银行体系动员储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和投资效率，对于这些方面，金融体系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再者，如果在金融相关比率的计算公式中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则发现通货膨胀影响兀对金融发展存在负面影响，体现为衡量金融发展的FIR指标与兀呈负相关关系。这对被迫在国内通过货币发行来增加投资的急功近利行为敲响了警钟。

目前，制约中国金融发展和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因素在于金融结构的不均衡。在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过程当中，应特别注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引致效应，金融结构改革与调整不仅是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即把握金融发展的内在规律，考虑国情，逐步推进金融结构调整与结构优化。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深入研究，关注金融发展与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储蓄与投资的结构效应，充分认识伴随经济发展金融结构的变动与发展趋势和金融中介机构的地位调整。从历史与科学的角度深入认识金融体系的职能，并从金融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进程中吸取经验与教训，立足实际，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体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