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塞西尔·庇古
庇古生平简介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生在英国一个军人家庭。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青年时代入剑桥大学学习。最初的专业是历史，后来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转学经济学。毕业后投身于教书生涯，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的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他先后担任过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和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他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当时他年仅31岁，是剑桥大学历来担任这个职务最年轻的人。他任期长达35年，一直到1943年退休为止。退休后，他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
庇古的学术生涯及学术研究成就这个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他是从外在形式来考虑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的，并触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中隐含的狂妄自大。他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名字，但他的个性和怪僻与他名字的怪异非常吻合——他就是庇古。在其学术生涯中，庇古前后判若两人。此外，他还是新古典学派思想的重要典范。事实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是将庇古作为新古典主义学派中持充分就业分析观点的代表人物来进行攻击的。庇古也进行了反击，称凯恩斯的《通论》是错误观点的混合物。对许多更年轻的经济学学生来说，庇古的名字总是不可避免地和“庇古效应”相联系，这是他回应凯恩斯的一个论据，他试图在古典主义有关工资和价格弹性的假设下通过逻辑完全性的演示，恢复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的地位。
此外，庇古还首先注意到了私人活动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并且他还是当时攻击自由放任模型的一个重要人物。庇古早在1912年就在他的《财富和福利》一书中提出了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近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庇古曾经设法解决的论题是繁荣的经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将威胁到整个体系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能够理解庇古的分析所具有的突破性本质。庇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开始质疑这个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并开始为其他可供选择的体系的经济秩序辩护。弗兰克?奈特是庇古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者中惟一一个注意到庇古已将争论的主题从各种经济秩序体系之间的选择转向了改变和改良现有的职能体系的方法的人。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教授，在他为庇古所做的感人至深的悼词中讲到，庇古的分析将争论从革命性的变化转变为改良现存体系的方法，“在庇古刚刚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以及在这一理论发表之后的困难重重的战时阶段，它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随着凯恩斯革命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加上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分歧也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得到协调，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面临庇古曾经关注的那类政策问题，在这些分析中，他是先驱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后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片面性”，并推广了几乎在半个世纪之前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庇古就很清楚地预见到的许多问题。
作为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的这一学科中最奇怪的人之一，庇古的性格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在早年，他是一个快乐的、爱开玩笑的、爱社交的、好客的单身汉，但是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他终其一生的朋友和同事C.R.费伊(Fay)如下解释他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他将自己在剑桥的大部分假期用于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战争前线参加志愿急救工作。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认识到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他对人性和科学问题的热情。作为一名学生，庇古显示了在人类知识方面罕见的才能。在他24岁的时候，他有两篇文章获奖，它们的题目充分显示了这个年轻学者知识涉猎之广。其中一篇叫《过去50年中英联邦农业生产相关价值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篇叫《罗勃特·布朗宁，一个神学教师》。在此之前两年，他已经因为一篇英文诗获得金质奖章，他还创作了一首名叫Alfredthe Great的歌曲（战后他的性情大变，他卖掉了这枚奖章以资助饥饿的佐治亚人。）从剑桥英王学院毕业后，他将时间主要用于演讲、出版和致力于关税改革的争论，直到晚年，他对这个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他的一个学生将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外貌描绘为高而挺拔，着装怪异，偶尔会在乡间漫步，或者斜靠在英王学院草地上的帆布椅上。为了表示对希特勒的蔑视，在纳粹空袭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帆布椅上。庇古因为着装而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50年代，他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装骄傲地出现在马歇尔图书馆。
庇古的主要著作： 《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1905）《财富与福利》（1912）《论失业问题》（1914）《工业波动》（1927）《公共财政研究》（1925，1956）《失业理论》（193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静态经济学》（1935）《就业与均衡》（1945）《收入理论》（1946）《凯恩斯“通论”的回顾》（1956）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出生在英国一个军人家庭。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青年时代入剑桥大学学习。最初的专业是历史，后来受当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影响，并在其鼓励下转学经济学。毕业后投身于教书生涯，成为宣传他的老师马歇尔的经济学说的一位学者。他先后担任过英国伦敦大学杰文斯纪念讲座讲师和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他被认为是剑桥学派领袖马歇尔的继承人。当时他年仅31岁，是剑桥大学历来担任这个职务最年轻的人。他任期长达35年，一直到1943年退休为止。退休后，他仍留剑桥大学从事著述研究工作。另外他还担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国际经济学会名誉会长、英国通货外汇委员会委员和所得税委员会委员等职。
庇古的学术生涯及学术研究成就这个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史上最奇特的人物之一，他是从外在形式来考虑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的，并触动了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中隐含的狂妄自大。他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名字，但他的个性和怪僻与他名字的怪异非常吻合——他就是庇古。在其学术生涯中，庇古前后判若两人。此外，他还是新古典学派思想的重要典范。事实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是将庇古作为新古典主义学派中持充分就业分析观点的代表人物来进行攻击的。庇古也进行了反击，称凯恩斯的《通论》是错误观点的混合物。对许多更年轻的经济学学生来说，庇古的名字总是不可避免地和“庇古效应”相联系，这是他回应凯恩斯的一个论据，他试图在古典主义有关工资和价格弹性的假设下通过逻辑完全性的演示，恢复新古典主义就业理论的地位。
此外，庇古还首先注意到了私人活动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并且他还是当时攻击自由放任模型的一个重要人物。庇古早在1912年就在他的《财富和福利》一书中提出了这些令人困扰的问题。近半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庇古曾经设法解决的论题是繁荣的经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将威胁到整个体系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能够理解庇古的分析所具有的突破性本质。庇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开始质疑这个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并开始为其他可供选择的体系的经济秩序辩护。弗兰克?奈特是庇古1920年出版的第一版《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者中惟一一个注意到庇古已将争论的主题从各种经济秩序体系之间的选择转向了改变和改良现有的职能体系的方法的人。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教授，在他为庇古所做的感人至深的悼词中讲到，庇古的分析将争论从革命性的变化转变为改良现存体系的方法，“在庇古刚刚提出这一理论的时候，以及在这一理论发表之后的困难重重的战时阶段，它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随着凯恩斯革命逐渐为人们所了解，加上30年代和40年代的政治分歧也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得到协调，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面临庇古曾经关注的那类政策问题，在这些分析中，他是先驱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后来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的片面性”，并推广了几乎在半个世纪之前别人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庇古就很清楚地预见到的许多问题。
作为以古怪个性而著称的这一学科中最奇怪的人之一，庇古的性格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在早年，他是一个快乐的、爱开玩笑的、爱社交的、好客的单身汉，但是后来他变成了一个相当怪僻的隐士。他终其一生的朋友和同事C.R.费伊(Fay)如下解释他的转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战后他就不再是原来那样了。”他将自己在剑桥的大部分假期用于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战争前线参加志愿急救工作。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就认识到社会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他对人性和科学问题的热情。作为一名学生，庇古显示了在人类知识方面罕见的才能。在他24岁的时候，他有两篇文章获奖，它们的题目充分显示了这个年轻学者知识涉猎之广。其中一篇叫《过去50年中英联邦农业生产相关价值变化的原因和影响》；另一篇叫《罗勃特·布朗宁，一个神学教师》。在此之前两年，他已经因为一篇英文诗获得金质奖章，他还创作了一首名叫Alfredthe Great的歌曲（战后他的性情大变，他卖掉了这枚奖章以资助饥饿的佐治亚人。）从剑桥英王学院毕业后，他将时间主要用于演讲、出版和致力于关税改革的争论，直到晚年，他对这个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他的一个学生将他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外貌描绘为高而挺拔，着装怪异，偶尔会在乡间漫步，或者斜靠在英王学院草地上的帆布椅上。为了表示对希特勒的蔑视，在纳粹空袭的时候，他一直坐在帆布椅上。庇古因为着装而享有很高的声誉，20世纪50年代，他穿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服装骄傲地出现在马歇尔图书馆。
庇古的主要著作： 《工业和平原理和方法》（1905）《财富与福利》（1912）《论失业问题》（1914）《工业波动》（1927）《公共财政研究》（1925，1956）《失业理论》（193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1937）《静态经济学》（1935）《就业与均衡》（1945）《收入理论》（1946）《凯恩斯“通论”的回顾》（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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