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对策

在格林斯潘时代，由于出身金融市场，格林斯潘对于市场信心极度敏感，在他看来，市场信心和经济增长前景是紧密纠结在一起的，因此，Fed的两大职责也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在1987年股市发生崩盘和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濒临破产的时候，为避免投资者的避险心理阻碍美国经济增长，格林斯潘当机立断采取了降息措施。

在1998年的那次危机中，格林斯潘三度下调利率，在一个秋季让利率下调了75个基点。而在更早的1987年的股灾中，刚上任两个月的格林斯潘，大手笔买卖政府证券，导致利率下降了50个基点，从而让受困的证券商能获得足够资金而得到解脱。

格林斯潘的降息干预虽然成功，但也遭到了以“道德风险”为名的种种非议，称它助长了投资者的冒进心理，因为他们会认为反正Fed最终还是会保护他们的。无论是贝南克本人（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还是他身边的同事、包括那些曾在格林斯潘手下供职的人，都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格林斯潘对策”。以至于产生这个专门的词汇“格林斯潘对策”，用来形容格林斯潘这种似乎偏袒投资者的举措。所以后来，格林斯潘对策都通常用来形容央行为保护投资者免遭损失而采取的措施。不过，这些官员们承认Fed过去确实曾帮助投资者摆脱困境。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被奉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掌舵人，但随着金融危机逐渐深化，格林斯潘的“传奇”正受到越来越多质疑。批评者认为，格林斯潘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放任自流，使这些“股神”巴菲特所称的“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最终引爆金融危机。

融衍生品的本质是一种风险对冲工具，用来为股票、债券、抵押贷款等其他投资提供“保险”。

上世纪80年代，金融衍生品仅是金融市场的“小兄弟”。但由于金融衍生品多利用资金杠杆，市场景气时回报率惊人，因此华尔街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2002年，这一市场规模膨胀到106万亿美元，现阶段达到531万亿美元。

高回报必然隐藏高风险。“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其他投资市场呼风唤雨，唯独对金融衍生品敬而远之。巴菲特5年前就警告说，这些金融产品的潜在威胁堪称“致命”。

只有一个声音坚决维护金融衍生品市场，就是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对金融衍生工具如此推崇，以致当它们初现“魔鬼面孔”、美国议员和华尔街人士提出监管意见时，他坚决反对。华尔街贪婪的投机者让金融衍生品市场越滚越大，最终把美国乃至世界卷入其中。

早在1997年，时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博恩女士就认为，金融衍生品这些不透明的交易工具可能损害市场，要求交易商披露更多细节。格林斯潘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表示强烈反对，格林斯潘甚至告诫博恩，她的所作所为会“引起一场金融危机”。

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引起一场金融风暴。但在格林斯潘施压下，美国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1999年，博恩走人，国会永久性废除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主席任期内采取不同政策，也许眼下这场金融危机可以避免，至少不会如此严重。

当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迹象变得明显时，格林斯潘仍无视隐藏的巨大风险。他在2004年说，华尔街在利用金融衍生品与其他机构“摊薄”风险。不久，随着房地产危机加剧、不良抵押贷款激增，规模惊人的衍生品市场急剧放大了这场格林斯潘口中“百年一遇”的危机。

即便如此，格林斯潘对衍生品的“信仰”并没动摇，他不承认监管不力，而是把危机归咎于投资者的贪婪。但在市场眼中，昔日一言九鼎的格林斯潘显然已经走下神坛。《纽约时报》说，最近几月，格林斯潘越发淡出公众视线，露面次数骤减。

尽管伯南克明确表示要维持格林斯潘时代货币政策的连续性，但联邦储备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国际国内环境、理论和个人背景与格林斯潘时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最突出的特征是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日益下降，新崛起的经济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美国经济及其经济政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减弱，这对新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无疑是最大的挑战。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国际“热钱”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频繁冲击极大地减弱了美联储的斡旋能力。近年来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防止经济过热，但长期利率并没有随之增加，就反映了来自中国、日本和欧洲的国际资本流动对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的冲销作用。美国依赖外国投资者支撑其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的窘境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的金融地位。美国《商业周刊》2005年11月7日的封面标题文章将今日的美联储描述成一个“收缩了的银行”和“更谦卑的机构”(Mandel，2005；Miller，2005a)。时势造英雄，在美国和美联储影响力日益下降的今天，即便伯南克有胆有识、有能力做格林斯潘那样传奇式的人物，也会力不从心，无法我行我素，左右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新的美联储不得不放下架子，更多地与其他经济大国协调货币政策，以求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增长。

2.“双赤字”造成的全球金融失衡，酝酿着潜在的金融危机，严重地束缚了联邦储备银行的手脚。美国旷日持久的财政赤字使美国政府积累了巨额的国债，滚雪球式的发新债还旧债必然使市场上利息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近一半的美国政府债务掌握在外国投资者手中，一旦这些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或政府失去信心而抛售美国政府债券，利息定会扶摇直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一触即发。财政赤字的孪生兄弟外贸赤字对美国经济的威胁更直接。美国目前巨额的贸易赤字导致美元一路走低，使国外中央银行的美元储备资产不断缩水，一旦各国政府对美元失去信心而抛售美元，必然会触发美元崩盘，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解决双赤字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美国的储蓄率。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原因，美国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双赤字问题，因而不得不对别国，特别是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用刺激消费、降低储蓄、增加进口包括人民币升值的方法来减少对美国的顺差，以减缓美元贬值的压力。由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世界各国特别是几个大国的经济利害攸关，他们不得不同舟共济，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用抛售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的方式来转嫁危机的。但无论如何，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力都会缩小，一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它必定会失去对货币基数和利息的控制。

3.货币政策理论影响的微妙变化。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不受政府干预的经济波动是最优的，市场的自我矫正机制是有效的。与此相适应，货币学派的货币理论和政策的中心命题是：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不应被使用。货币学派的领袖弗里德曼的诺贝尔奖代表作《美国货币史》用大量的数据和资料证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完全是美联储紧缩的货币政策造成的，因而货币学派信奉“单一规则”，主张货币供给按固定不变的比率增长(FriedmanandSchwartz，1963)。新古典学派则走得更远，当人们问到新古典学派的领袖卢卡斯，如果你是美联储主席会如何做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会辞职。尽管主流学派的货币理论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但在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影响甚微。自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理论实践在“撒切尔时代”遭到惨败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实践中实行单一规则。格林斯潘极成功地展示了货币政策的威力，因而深受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欣赏，但“相机抉择”本身就是对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政策主张的否定。作为当代最优秀的货币理论专家之一，伯南克虽然强调明确的货币政策目标和确定的货币政策规则，但在实践中他会多大程度上执著他所信奉的货币理论和数学模型，我们只能拭目以待。这不仅仅是对美联储的检验，也是对货币学派和主流经济学派的又一次检验。

4.新联储主席伯南克个人背景的不同。与格林斯潘大不相同，伯南克是一位出身学院派的中央银行家。在出任美联储主席前，他只做过3年的美联储理事会成员和7个月的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此前他主要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作经济系主任。尽管他具有公认出色的协调能力和天赋，但其人格魅力难以与格林斯潘相提并论。伯南克极其有限的央行管理经验和空白的华尔街经历，尤其是他缺乏化解和驾驭危机的经验使他难以取悦众多的听众，特别是成千上万敏感的投资者。伯南克为人低调、谨慎、幽默自贬。他善于细心地倾听不同的观点，特别是他对经济统计数据的反复推测、质疑，表现出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一丝不苟的风格和对货币政策严谨、负责的态度。从2002到2005年作为联储的新成员，伯南克从未挑战过格林斯潘的权威，但也从未放弃过他对更详尽的资料和不同观点的探索和质询，因而赢得了格林斯潘和其他美联储董事会成员的尊重。伯南克最大的优势是他的才智。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伯南克善于将高深的经济理论、概念转化为明确的政策主张，并应用于现实世界。他几乎所有的研究工作都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现实世界密切相关。与伯南克联名发表过若干论文的纽约大学教授MarkGealer说：“我们所作的任何事情都必须与现实世界相联系。”美国前商务部长DonaldEvans指出：“你可以在学术界提出许多好的见解，但你需要把它们转变成好的政策，他(伯南克)则有能力把两者连接起来。”如果说格林斯潘是个久经沙场的卓越的艺术大师，那么，伯南克则是一位初出茅庐的优秀的交响乐指挥。他所面对的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学术精英，而是华尔街、主流社会和影响力日益强大的其他国家中央银行家以及急剧变化的整个世界。

格林斯潘当初奉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而他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放任自流立场，使这些被“股神”沃伦·巴菲特视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的衍生品最终引爆了美国金融市场。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被奉为货币政策制定者的典范、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实际掌舵人。但随着美国金融危机逐渐深化，格林斯潘的“传奇”正受到越来越多质疑。

批评者认为，格林斯潘当初奉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而他对金融衍生工具的放任自流立场，使这些被“股神”沃伦·巴菲特视为“大规模金融杀伤性武器”的衍生品最终引爆了美国金融市场。

用华尔街的话说，金融衍生品的本质是一种风险“对冲”工具，用来为股票、债券、抵押贷款等其他投资提供“保险”。

上世纪80年代时，金融衍生品仅是金融市场的“小兄弟”。由于金融衍生品多利用资金杠杆，市场景气时回报率惊人，因此华尔街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到2002年，这一市场规模膨胀到106万亿美元。现阶段，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规模是531万亿美元。

高回报必然隐藏高风险。清醒的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品保持足够警惕。有“金融大鳄”之称的乔治·绍罗什在其他投资市场呼风唤雨，唯独对金融衍生品敬而远之。巴菲特5年前就警告说，这些金融产品的潜在威胁堪称“致命”。

在这些金融精英的质疑声中，只有一个声音坚决维护金融衍生品市场。他就是1987年至2006年掌舵美联储的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对金融衍生工具如此推崇，以至当这些金融产品初现“魔鬼面孔”、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和华尔街人士提出监管意见时，他坚决反对。由于格林斯潘当时威望如日中天，国会无人敢擢其缨，议员提出的监管意见都无疾而终，以至华尔街贪婪的投机者让金融衍生品市场越滚越大，最终把美国乃至世界其他金融机构卷入其中。

早在1997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着手规范金融衍生品。时任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利·博恩女士认为，这些不透明的交易工具可能损害市场乃至美国经济，要求交易商披露更多交易细节和风险准备金情况。

格林斯潘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强烈反对博恩的意见。格林斯潘甚至告诫博恩，她的所作所为会“引起一场金融危机”。

博恩没有放弃监管衍生工具的雄心。但格林斯潘等人于1998年6月5日施压国会，要求国会阻止博恩的努力。同年秋天，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因衍生品投资而陷入破产境地，引起一场金融风暴。即便如此，国会仍然宣布冻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6个月监管权力。

第二年，博恩走人。同年11月，在格林斯潘、鲁宾等人推动下，国会永久性废除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权。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主席任期内采取不同的政策举动，也许眼下这场金融危机可以避免，至少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境地。

格林斯潘任职后期，金融衍生品的风险已经引发巴菲特等投资巨子的警觉。巴菲特2003年在写给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年度报告中说，巨大的信用风险已集中到一小撮衍生品交易商手中，“一人遇到麻烦，将迅速传染给其他人”。

当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迹象变得明显时，格林斯潘仍无视隐藏的巨大风险。他在2004年一场演讲中说，华尔街在利用金融衍生品与其他机构“摊薄”风险。不久，这些“抱团取暖”的风险变异为金融市场的“病毒”。随着房地产危机加剧、不良抵押贷款剧增，规模惊人的衍生品市场急剧放大了这场格林斯潘口中“百年一遇”的危机。

即便如此，格林斯潘对衍生品的“信仰”并没动摇，他不承认监管不力，而是把危机归咎于投资者的“贪婪”。他2008年在一本著作的后记中写道，没有完美的风险管理，“即使政府和中央银行也无法改变泡沫生成之路”。

但在市场眼中，昔日一言九鼎的格林斯潘显然已经走下神坛。格林斯潘越发淡出公众视线，抛头露面次数骤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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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浪财经 http://finance.sina.com.cn/j/20081010/142753776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