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内容提要 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德经济异军突起，英国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与美、德抗衡，英国不得不革故鼎新，掀起一场技术革命。然而技术革命虽然 给英国造就了繁荣，但同时也使广大工人饱尝失业的痛楚。因此，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庇古，为此心急如焚。他希望能像 普罗米修斯那样，给内外交困的英国带来火种，驱走可怕的黑暗。而他的“火种”，就是1920年出版的名著《福利经济学》。
基本观点
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庇古作为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在《福利经济学》中不是附带地讨论福利问题，而是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主张国家应当关心贫穷问题，应当 采取适当措施致力于福利的增加。本书为福利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又是旧福利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在整个福利经济学乃至西方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书目结构
《福利经济学》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第二，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第l卷论述经济福利的有关概念，以及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 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 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间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 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员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 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陶。他说明 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人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 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二）第2卷中心论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最优配置就是这一卷的中心。
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 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 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 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 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 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 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 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 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例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工 厂而言是外部经济，而对社会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 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 业实行特殊鼓励和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等。
（三）第3卷讨论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
决定国民收人大小的主要是劳动，所以，第3卷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诸如，一般的劳动纠纷、工作时数、工资的支付方式、影响 劳动在不同地区及职业间分配的因素、提高工资的可能性、减少失业的方法以及公平工资和最低工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政策建议。
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而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 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 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例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等。
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使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 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另一种是有剥 削存在，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 如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总之，庇古从增加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
（四）第4卷详细讨论了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并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愈小；而货币收入愈少，其边际效用愈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 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 与社会服务，诸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例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 以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
《福利经济学》主要内容
全书分上下2册，4篇72章：（1）Welfare and the national dividend.（2）The size of the national dividen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mong different users.（3）The national dividend and labour.（4）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dividend.
（1） 福利与经济福利。福利的性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福利的广义（自由、安全、家庭和谐、友谊、精神愉快等）与狭义（经济福利）。两个基点：国民收入的数量大小代 表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大小，国民收入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经济福利也增加。在国民收入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平等则社会福利就越大。
（2） 福利与国民净产品。国民净产值，庇古援引马歇尔的方法，按英国税收专员的实用方法，将国民净产品定义为人们用货币收入购买的所有东西。其价值总量应大致与 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国民净产品的增加或减少并不一定反映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或减少。这要看社会福利的分配程度。他运用基数效用论方法，认为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把富人的一部分货币收入转移给穷人将增加总效用，从而增加一国的经济总量。资源配置是效率标准，收入分配是公平标准。他主张应该把社会上的穷人的收入不减少作为检验福利的标准。然后在不减少穷人收入的情况下如果增加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则可认为社会福利有了提高。如果国民收入水平不变，即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不变，增加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认为社会福利得到了提高。
（3）资源配置与国民净产品。边际社会净产品，1年中既定量资源合理使用时追加某边际增量后引起的从社会角度来看的总产品的增加量。（火车冒烟而烧毁的铁路沿线的林木，虽无须铁路公司赔偿，但计算铁路运输的边际社会净产品时，却应作为损失被包括进去）
假定只有一种资源，且不计资源转移成本，则当该资源与各种使用用途中的配置达到使每一种用途的边际社会净产值均相等时，必是一种使国民净产品达于最大的配 置。因为将资源从任何边际社会净产值较小的用途转移到边际社会净产值较大用途上去，都会增加国民净产品。这一结论应用于多种资源多种用途的培植时，理论上 也应成立，当然还要考虑转移成本。
现实情况是，各种自发形成的经济机制不能使国民净产品达到极大值。信息不全造成资源转移错置和转移成本增加。资源配置的无限可分性，使其可与其他要素发生分 离，而发生配置不合理。严重的问题是，经济的外部性的存在，使企业家感兴趣的不是社会净产品，而是私人净产品。私利驱动下的极大化倾向只会使边际社会净产 品在各种使用中趋于相等而不会使边际社会净产值在各种使用中相等这会阻碍国民净产品的极大化。
（4） 国家干预与国民净产品。购买者协会，纠正不完全竞争与垄断的缺陷。然而，企业只要存在私利引诱下引起投资配置与最大国民净产品的要求之间出现差异，则就存 在着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手段是税收和津贴。（庇古式税收）要使社会在既定资源条件下产量极大化，就应该使任何一种生产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边际社会纯产值 相等。这是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的国民收入被称为“理想的产量”
对垄断的控制：保护竞争法，保护潜在竞争法。对价格控制：反向控制，正向控制评价
《福利经济学》的评价
（1）积极意义：
1）开创了福利经济学。
2）福利的经济意义与非经济意义。
3）有利于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
4）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5）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问题的提出，外部性问题的理论基础，庇古式税收的作用。
6）对国家干预的重视。
（2）缺陷：
1）效用论与基数效用论的局限。
2）庇古式税收不如产权界定更有利于解决外部性问题。
3）福利、效用等范畴的非客观性，庇古说经济福利可以货币来衡量，但又说福利是一种意识状态，这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矛盾。
4）对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模糊。
外部链接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德经济异军突起，英国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与美、德抗衡，英国不得不革故鼎新，掀起一场技术革命。然而技术革命虽然 给英国造就了繁荣，但同时也使广大工人饱尝失业的痛楚。因此，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庇古，为此心急如焚。他希望能像 普罗米修斯那样，给内外交困的英国带来火种，驱走可怕的黑暗。而他的“火种”，就是1920年出版的名著《福利经济学》。
基本观点
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基础，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庇古作为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在《福利经济学》中不是附带地讨论福利问题，而是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主张国家应当关心贫穷问题，应当 采取适当措施致力于福利的增加。本书为福利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又是旧福利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在整个福利经济学乃至西方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书目结构
《福利经济学》是要“研究在现代社会实际生活中影响经济福利的重要因素。”本书包括两个主要部分：第一、根据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提出一套有关福利，特别是经济福利的概念。第二，从国民收入量的增加和国民收入分配出发，推导出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 第l卷论述经济福利的有关概念，以及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的。庇古对福利这一概念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福利的要素是一些意识，或者说是意识之间的关系，第二，福利可以置于较大或较小的范畴之下”。这就是说，福利表示人的心理状态，寓于人的满足之中，福利的大小是可以衡量的。但庇古强调，福利包括的范围很广，在经济学中并不讨论一般福利，而只讨论与 经济生活相关的福利，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用货币尺度所衡量的经济福利。这种经济福利与一般福利是相关的，对一般福利有决定性的影响。庇古把福利作为满足， 用效用来表示满足。而效用可以用一个人为避免失去某种满足而愿支付的货币量来衡量，即可以用单位商品的价格来衡量，为了衡量和计量效用，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是不变的。在这种经济福利的概念之上，庇古论述了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的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与货币量相联系的那部分总福利，国民收入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那部分社会客现收入……所以，这两个概念，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这样，就把对经济福利的研究变为对国民收入的研究。
庇古使用的是马歇尔给国民收入所下的定义，即：“一国的劳动和资本作用于它的自然资源时，每年生产一定的纯商品总量，其中有的是物质的，有的是非物质的，各种服务也包括在内”。这就是指扣除折旧与中间产品消耗之后的国民生产净值。这种净值大致与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
庇古从经济福利转到国民收入间题，这样就接着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国民收入量的变动，这种变动的衡量。及其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他说明了在消费者嗜好与购买 力分配不变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的增加使经济福利增加，但由于国民收入量的变化又会引起产品结构的变化，所以国民收入员变动与经济福利的关系也相当复杂。只 有在社会成员对新增加的产品比对所消失的产品愿意支付更多的货币时，这种增加才真正代表经济福利的增加。第二，国民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福利的影陶。他说明 了如果在国民收入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国民收入由富人转向穷人，即国民收人分配的平等化，有利于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穷人收入增加所带来 效用要大于富人等量收入减少所减少的效用。
（二）第2卷中心论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因为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所以，如何增加国民收入就是福利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如何才能实现这种最优配置就是这一卷的中心。
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边际私人纯产值指私人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投资者收入所增加的值，也就等于边 际私人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生产者支出的边际私人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私人收益的差额，边际社会纯产值指社会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后收入所增加 的值，也就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品乘以价格，或者说是社会支出的边际社会生产成本与增加投资带来的边际社会收益的差额，如果把个人投资作为社会投资的一份，边 际社会纯产值就是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再加上由于这种生产给社会上其他人带来的利益或损失。换句话来说，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有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收 益，个人的生产活动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边际社会成本，两者之差即为边际社会纯产值。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还得到了好处，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大 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反之，如果在边际私人纯产值之外，社会受了损失，则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如果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则社 会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状态。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竞争与资源自由流动最终会使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 往往并不相等。这些原因主要是：第一，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引起对投资收益估计错误，影响资源流动。第二，某些耐久性生产要素(如土地、设备)的所有权与使用 极不一致，使这些生产要素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而损害社会收益。第三，外部经济或外部不经济的存在，例如，工厂对污水的流出不予治理，其代价由社会承受，对工 厂而言是外部经济，而对社会则是损失。第四，收益或成本变动而引起的背离。这就是说由于各行业的规模经济不同，在成本递减的行业，规模扩大使边际社会纯产 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而成本递增的行业规模扩大则情况相反。第五，垄断的存在使边际社会纯产值与边际私人纯产值的差异扩大。
根据以上原因，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其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 业实行特殊鼓励和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等。
（三）第3卷讨论国民收入与劳动的关系。
决定国民收人大小的主要是劳动，所以，第3卷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诸如，一般的劳动纠纷、工作时数、工资的支付方式、影响 劳动在不同地区及职业间分配的因素、提高工资的可能性、减少失业的方法以及公平工资和最低工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政策建议。
庇古论述了劳动在各地区各职业间的配置问题。他认为，即使各类劳动的需求价格及工资在不同的地区与职业间均能相等，而劳动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却达不到 理想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工人的无知，流动所需要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与离乡背井的心理代价)，以及传统与习惯对流动的人为限制。劳动配置中的失误会引起失 业，减少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解决这种失业的办法则是政府采用干预手段，例如，由政府提供必要的费用，或使工人终身受雇等等。
在工资方面，庇古重点讨论了公平工资问题，公平工资就是在所有地区与职业中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并使各种工人在不同地区与职业间的配置 使国民收入达到最大。由这一标准看，不公平工资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虽然不公平，但在工人所从事工作的地区与职业中等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的，另一种是有剥 削存在，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净产值。前一种不公平耍通过促进劳动在地区与职业间的流动来解决，后一种要由政府进行干预来解决。此外，即使工资是公平的，但 如果低于最低生活工资，也应制定最低工资法来提高工资。
总之，庇古从增加国民收入与经济福利。
（四）第4卷详细讨论了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的关系，并提出了收入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庇古关于收入分配对经济福利的影响的论述是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以下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情况，即或者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减少穷人在其中占有的绝对份额，或者使穷人占有绝对份额增加，而不减少国民收入，都一定会增加经济福利”。这里所研究的主要是后一种情况。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庇古假设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即一个人的货币收入众多，其边际效用愈小；而货币收入愈少，其边际效用愈大。因此，穷人的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大于富人，把货币收入由富人转移给穷人就可以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即增加经济福利。
庇古认为，在“经济萧条、工会力量强大和舆论坚持要求等情形存在时”，把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以增加经济福利就是十分必要的。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就要求国家采取收入均等化的政策。
庇古指出，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但他也感到仅靠自愿转移是不够的。 这样就需要国家实行强制转移。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并把这种收入向穷人转移。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 与社会服务，诸如养老金、失业补助、免费教育、医疗保险等。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例如，对农业生产、交通、住房建筑进行补贴， 以便这些行业的产品以低价卖给穷人，使穷人间接受益。
《福利经济学》主要内容
全书分上下2册，4篇72章：（1）Welfare and the national dividend.（2）The size of the national dividen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mong different users.（3）The national dividend and labour.（4）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dividend.
（1） 福利与经济福利。福利的性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福利的广义（自由、安全、家庭和谐、友谊、精神愉快等）与狭义（经济福利）。两个基点：国民收入的数量大小代 表了一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大小，国民收入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经济福利也增加。在国民收入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平等则社会福利就越大。
（2） 福利与国民净产品。国民净产值，庇古援引马歇尔的方法，按英国税收专员的实用方法，将国民净产品定义为人们用货币收入购买的所有东西。其价值总量应大致与 一国的货币收入相等。国民净产品的增加或减少并不一定反映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或减少。这要看社会福利的分配程度。他运用基数效用论方法，认为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把富人的一部分货币收入转移给穷人将增加总效用，从而增加一国的经济总量。资源配置是效率标准，收入分配是公平标准。他主张应该把社会上的穷人的收入不减少作为检验福利的标准。然后在不减少穷人收入的情况下如果增加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则可认为社会福利有了提高。如果国民收入水平不变，即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不变，增加了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认为社会福利得到了提高。
（3）资源配置与国民净产品。边际社会净产品，1年中既定量资源合理使用时追加某边际增量后引起的从社会角度来看的总产品的增加量。（火车冒烟而烧毁的铁路沿线的林木，虽无须铁路公司赔偿，但计算铁路运输的边际社会净产品时，却应作为损失被包括进去）
假定只有一种资源，且不计资源转移成本，则当该资源与各种使用用途中的配置达到使每一种用途的边际社会净产值均相等时，必是一种使国民净产品达于最大的配 置。因为将资源从任何边际社会净产值较小的用途转移到边际社会净产值较大用途上去，都会增加国民净产品。这一结论应用于多种资源多种用途的培植时，理论上 也应成立，当然还要考虑转移成本。
现实情况是，各种自发形成的经济机制不能使国民净产品达到极大值。信息不全造成资源转移错置和转移成本增加。资源配置的无限可分性，使其可与其他要素发生分 离，而发生配置不合理。严重的问题是，经济的外部性的存在，使企业家感兴趣的不是社会净产品，而是私人净产品。私利驱动下的极大化倾向只会使边际社会净产 品在各种使用中趋于相等而不会使边际社会净产值在各种使用中相等这会阻碍国民净产品的极大化。
（4） 国家干预与国民净产品。购买者协会，纠正不完全竞争与垄断的缺陷。然而，企业只要存在私利引诱下引起投资配置与最大国民净产品的要求之间出现差异，则就存 在着政府干预的正当理由。手段是税收和津贴。（庇古式税收）要使社会在既定资源条件下产量极大化，就应该使任何一种生产资源在各种用途上的边际社会纯产值 相等。这是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的国民收入被称为“理想的产量”
对垄断的控制：保护竞争法，保护潜在竞争法。对价格控制：反向控制，正向控制评价
《福利经济学》的评价
（1）积极意义：
1）开创了福利经济学。
2）福利的经济意义与非经济意义。
3）有利于改善穷人的经济状况。
4）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5）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成本问题的提出，外部性问题的理论基础，庇古式税收的作用。
6）对国家干预的重视。
（2）缺陷：
1）效用论与基数效用论的局限。
2）庇古式税收不如产权界定更有利于解决外部性问题。
3）福利、效用等范畴的非客观性，庇古说经济福利可以货币来衡量，但又说福利是一种意识状态，这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矛盾。
4）对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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