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遵从:理论与实证

基本信息
　　作者:孙玉霞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码：206 页
　　出版日期：2008年
　　ISBN：9787509702994
　　装帧：平装
　　开本：32
　　丛书名：管理科学与工程丛书
　　外文书名：Tax Compliance: Theoretical and Positive Analysis
　　定价：29.00内容简介
　　税收遵从问题至今依然是各国政府和财税学界面对的一大难题。严格说来，有关税收遵从问题的理论研究只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本书以“税收遵从”为题开展研究，就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不言而喻。
　　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决策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传统上，一般仅从纳税人一方进行分析。本书建立了一个税收遵从理论分析的框架，从纳税人、税务部门、政府以及税收文化等多角度来分析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凸显了研究的新意。此外，本书应用信息不对称、串谋等博弈论理论以及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对税收不遵从的分析，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意义。作者简介
　　孙玉霞 1972年生，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近年来主要从事财政税收理论与实务方面的研究，主持和参与了多项科研项目。曾在《经济学家》、《税务研究》、《涉外税务》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目录
　　前　言／1
　　导　论／1
　　第一章　税收遵从概论／19
　　第一节　税收遵从的概念和类型／19
　　第二节　税收遵从的度量方法／32
　　第三节　税收遵从的成本／38
　　第四节　税收遵从（或不遵从）的经济效应／44
　　第二章　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50
　　第一节　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50
　　第二节　影响税收遵从决策的其他主要因素／57
　　第三节　中国纳税人的税收遵从状况／67
　　第三章　税务部门的征管决策与税收遵从／78
　　第一节　对税务部门的经济分析／78
　　第二节　税收征管与税收遵从的互动／90
　　第三节　对税务部门与政府关系的解构／104
　　第四节　当前中国税收计划任务对税收遵从的影响／108
　　第四章　公共产品提供与税收遵从／114
　　第一节　公共产品提供与税收遵从的互动／114
　　第二节　公共产品提供的经济分析／119
　　第三节　中国政府公共产品提供的规模和效益／135
　　第四节　当前中国政府政策中的差别待遇对税收遵从的影响／143
　　第五章　税收文化与税收遵从／150
　　第一节　税收文化概述／150
　　第二节　税收法制环境与税收遵从／154
　　第三节　纳税心理与税收遵从／162
　　第四节　当前中国税收文化中影响税收遵从的消极因素／170
　　第六章　促进中国纳税人税收遵从的若干政策建议／177
　　第一节　基于纳税人角度的政策建议／177
　　第二节　基于税收管理角度的政策建议／181
　　第三节　基于政府以及社会环境角度的政策建议／188
　　参考文献／195
　　后　记／204
　　……序言
　　税收遵从研究以纳税人行为及其决策为研究对象，以促进纳税人自愿履行纳税义务为目的，考察纳税人的涉税活动是否完全遵从税法。通常税收遵从被理解为纳税人是否依照税法履行纳税义务的问题，然而税收遵从不只是简单的税法实施问题，它还与其他许多问题相关。换言之，税收遵从决策是纳税人行为选择的一个复杂过程，其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除了经济因素，还包括非经济因素，同时税收管理部门的行为、政府行为、纳税人的个体特征（如年龄、风险偏好、价值观等）以及社会文化等对税收遵从都不无影响。
　　从经济学的角度，逃税等税收不遵从行为与其他经济行为如消费者行为、厂商行为一样都是行为选择偏好显示的结果，是理性的纳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传统的逃税理论模型（A-S模型）认为纳税人申报所得纳税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选择决策，纳税人要么如实申报实际所得而足额纳税，要么少申报所得而面临被查处和罚款的可能。纳税人的预期效用是在可能发生的两种状态下效用的加权平均值。按照A-S模型的结论，稽查概率和罚款率的提高，会抑制纳税人冒险，从而减少逃税。
　　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对税收遵从决策产生较大的影响, 如遵从成本、税制、纳税人个体特征、对政府的满意程度、纳税心理等。不适当的遵从成本容易使纳税人对税收产生不满情绪，进而可能直接导致偷逃税行为。税制的复杂程度是税收遵从的影响因素之一，例如很多纳税人因为税制过于复杂转而寻求一定的逃避税措施来应对。另外，如果税务机关的征管缺乏一致性，也可能使纳税人认为税制是复杂的，存在随机因素。复杂的税制刺激逃税，法律条文过于详细和计算过于烦琐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税收遵从。不同纳税人因年龄、性别、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客观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遵从水平，也因价值取向、风险偏好和心理特征等主观方面的不同而呈现有差别的遵从度。
　　税务部门应该追求税收成本最小化，税务部门的经费太大，最终必然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征税过程中的浪费、舞弊是对社会资源的耗费，必然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被税务部门的不规范征管、服务方式以及不合理成本负担激怒之下，为降低遵从成本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纳税人有很强烈的动机选择税收不遵从。因此征税主体设法主动降低税收成本是减轻纳税人负担、促使纳税人选择遵从的有效途径。
　　在征纳税博弈结构中，博弈的参与人是征税人与纳税人，征税人的纯战略是稽查或不稽查，纳税人的纯战略是逃税或不逃税，两者之间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同时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征税人与纳税人之间存在典型的信息非对称：只有纳税人自己才清楚地知晓个人收入的真实情况，而税务人员很难准确掌握这一信息。税务部门需要获取充分信息，是信息的需求者，它作为激励一方，考虑如何确保以较小的成本获取最充分的信息，减弱信息不对称的程度。纳税人被要求转移私有信息所有权，是信息的供给者，它作为被激励一方（或称激励对象），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条件下受到激励愿意提供私有信息。由此，需要设计一种激励契约，鼓励纳税人向税务部门提供信息，即纳税人获得激励愿意透露真实的收入信息。
　　在税务部门、税务人员和纳税人之间可能存在串谋与勾结，双方事先确立一个私下的契约，类似于所谓“君子协定”（不是通过法律来强制实施的），它使得双方成为一个利益同盟，共同操纵信息的发布，以获取双方预期的收益。纳税人设法与税务人员合谋的意图在于减轻自身的税收负担以增加收益，税务人员参与串谋意在得到一些好处（货币化或者非货币化的）。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格局，但毫无疑问，征纳双方的串谋使税法和税收的权威性荡然无存，税收法律、法规被串谋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个别社会成员的串谋可能被其他纳税人和税务工作人员竞相仿效，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对税收遵从的研究中，除了研究纳税人一方和税务部门一方以外，还应当对政府和税务部门有所区分，研究政府行为对税收遵从的实际影响。政府通过运用税务部门筹集的收入同时合并其他收入来履行其职能，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实现政府特定的政策目标。在现代国家，政府和公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此需要向公众征税来筹集资金；而公众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受益，但要付出纳税的代价。按照这样的契约，如果政府不能为公众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就会失去公众的支持，进而公众就可能消极对待自己的纳税义务。政府履行职能的情况不仅关乎社会秩序和环境，关乎政府形象，也关乎纳税人地位的高低、纳税人权利受尊重和保护的程度等，它们会影响纳税人对政府的评价和对政府的信任，最终将影响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或者说，在政府和公民（或纳税人）之间事实上存在博弈，政府行为与纳税人行为、政府诚信与纳税人诚信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在中国，由来已久的城乡分割、收入分配差距、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政策优惠差别待遇、政府对税款的使用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客观状况，事实上业已形成而且正在影响着纳税人对政府的态度、对社会公平以及税收公平的认识，进而决定其是否选择税收遵从或在多大程度上选择税收遵从。
　　尽管政府可以在预算控制、行政管理等方面约束其代理人——税务部门，比如对稽查费用的控制、对罚款的政策规定等，但实际上作为代理人的税务部门有相当的自主执法空间。有人将税务机构形象地比拟为“慷慨的猎人”，就是说发现了目标的“猎人”，却有可能放弃对目标的打击。“猎人”慷慨的原因在于他的收益不能内在化，因而会“慷他人之慨”，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税务部门和政府具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取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有设计一种契约，激励税务部门在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时尽可能选择对委托人有利的行动，这样才不致偏离社会福利目标太远。作为委托人，政府要力图使税务部门受到激励执行稽查，确保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在中国，在税收计划指标的调控下，税务部门的征管强度相机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制提高或者降低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例如在税法的某些弹性空间，税务部门在任务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会选择从宽、从松，尤其在接受了纳税人的好处、与纳税人关系非同寻常时，这时纳税人的遵从度显然偏低，甚至还有选择不遵从的可能；反之，在自身任务压力较大时，税收部门会倾向于从严、从紧，或者违反税法规定征“过头税”，这时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被人为地、强制性地提高，甚至被提高到一个超出税法规定的水平。更进一步，从一个动态的、较长的时期来看，这种时松时紧的做法传达给税务工作人员和纳税人一个信息：税法的权威性是不充分的，税务执法有相当的弹性，实际上容易诱使税务人员和纳税人从事寻租活动，降低税收遵从度，同时也可能减弱那些本来守法的纳税人对税务执法的信任和评价，影响其未来的税收遵从决策。
　　我们研究税收遵从不能无视各国的税收文化及其影响。一般来说，对税收文化的理解集中在纳税人自愿遵从税法的观念和意识这一层面。不仅要从纳税人的角度考虑税收文化，还要从一国的税收历史以及各国税收文化的差异理解税收文化的内涵。大多数转轨国家存在严重的税收文化滞后现象，政府需要筹集资金提供公共物品，而纳税人并没有意识到要承担纳税的义务，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从前并不需要纳税，而此前政府是以“暗税”的形式从纳税人那里取得税收收入的。中国人的税收观念、税收文化无不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承认人民向统治者交纳赋税天经地义，但出于“仁政、爱人”的主张，又反对苛政，但是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税收征收的随意性大，人们对税收的逆反心理强烈。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积淀，使今天的纳税人对税收有着近乎先天的不合作态度。在缺乏伦理基础的税收环境中，自觉遵从税收就不易成为公民自然而然的选择。法制不健全也是导致今天中国人纳税意识薄弱的原因之一。由于观念的惯性作用，当前中国的纳税人还不能完全认同从个人已“取得”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交给政府，而对公共产品却想“搭便车”。纳税意识不明确直接影响纳税人的遵从决策，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和造就的，因此税收文化建设在中国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研究纳税心理，加大逃税的精神或心理成本是抑制逃税的有效举措。大多数纳税人是风险厌恶者，不诚实纳税会给他们带来精神负担，付出心理上的代价。在税收遵从决策过程中，风险厌恶的纳税人在企图少申报收入或逃脱检查时，可能有犯罪心理；而在企图少申报或被发现后，有羞耻心理。精神成本或心理成本实际是纳入纳税人效用评价的，只有逃税的预期收益足够大时，纳税人才会考虑逃税。我们可以根据纳税人的态度和想法推导出具有高度税收不遵从嫌疑的纳税人特征，这些特征可能包括年龄、性别、社会经济背景、教育状况、职业等；可以通过考察其态度和观念，确知纳税人的逃税动机，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改变其态度和观念。另外，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也可由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的确定性效应、参照水平效应、表述性效应和分离效应等得到一定的解释。
　　税收遵从问题至今仍然是各国政府和财税研究领域面临的一大难题，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是十分复杂的，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实现完全的税收遵从几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着眼于那些影响纳税人遵从决策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尽可能减少实际的不遵从行为，提高税收遵从水平。这些措施包括：尊重和保障纳税人权利，赋予纳税人与义务相对等的权利；重视纳税人个体特征，倡导税收管理“以人为本”；培植现代税收文化，加强税收教育与宣传，促进忠诚性遵从；提高稽查水平，加大处罚力度，减少自私性不遵从；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降低税收遵从成本；改革完善税制，规范税收优惠，促进制度性遵从；设法减弱征纳双方的信息非对称，推进税收征管信息化；塑造诚信政府、效率政府和法治政府形象，率先垂范，强化遵从动机；推进依法治税,确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优化税收环境，加强部门协作，形成协税、护税的社会氛围。文摘
　　第一章 税收遵从概论
　　第一节 税收遵从的概念和类型
　　一 税收遵从理论产生的背景
　　税收遵从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可以说有了税收本身，就产生了税收遵从问题，就有了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分野。但是对税收遵从问题系统的研究只是近些年以来才兴起的。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一般以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税收遵从问题的关注以及随后国内收入署推行的纳税人遵从测度项目(TCMP)为标志。当时由于面临不断增长的财政需要，美国国内收入署(IRS)着手评估地下经济给税收收入造成的损失状况。1979年IRS对未申报纳税的经济活动进行了粗略估计，发现纳税人遵从的数据及相关研究相当匮乏。此后ⅡRS逐步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先后于1982年、1985年和1988年实施了TCMP。该计划的数据是随机选择的，来源于经过稽查的纳税人申报表，它们为衡量纳税人遵从提供了可能，因而该计划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同时，税收遵从研究的兴起是与对纳税人个体特征的关注、对个体利益的重视以及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密切相关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纳税人权利运动方兴未艾，发达国家纷纷制定"纳税人权利宪章"，纳税人权利受到广泛关注。重视和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纳税人自觉遵从税法，将成为在公平和效率原则指导下实施税收管理的有效途径。税收遵从理论以纳税人的纳税行为和决策为研究对象，正体现了这样的时代背景。
　　实际上，税收遵从不只是简单的税法实施问题，它还与其他许多问题相关，比如税收征管、纳税人的心理因素、道德责任感以及社会文化等，因此税收遵从的研究角度应当是多元的。通过研究把握税收不遵从行为的特点，并作出恰切的解释，寻求减少不遵从的有效途径，具有显在的重大意义。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涵盖了财政、税收执法、组织机抅、劳动供给以及道德伦理等范畴。国际上对税收遵从的研究以美国最为深入，其他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荷兰、西班牙、瑞士和牙买加等也有类似的研究。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怎样?o例如在印度尼西亚，逃税问题一直很严重，在估计超过2000万的纳税人中，仅有130万进行了税务登记。据估计，2000年印尼约有一半政府官员没有纳税。因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霍夫曼建议印尼政府应减少和规范税收优惠，强化税收管理，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事实上，逃税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其水平之高，令人吃惊。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完善，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程度不高，对偷漏税打击不力，所以这
　　……后记
　　有关税收遵从问题的研究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兴起的，其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对税收遵从问题的关注以及随后国内收入署推行的纳税人遵从测度项目(TCMP)，此后对税收遵从相关问题的研究才逐渐增多。以税收遵从为选题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挑战性，因此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社会科学的创新是艰难的，而经济学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要获得些许经济学的创新更其艰难。就本书来看，文中所探索的遵从理论其实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税收理论问题，而且涉及有关人类和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领域，按照个人化的理解，税收遵从理论研究的归宿大约也可以借用一句古语来表达：“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中蕴含的对人文情感和人文思想的关注，我就为自己的劳动和努力——尽管可能是微弱而渺小的——感到些许的欣慰。
　　笔者试图在分析的视角和研究的内容方面获得些许进展，例如，在对税收遵从行为的分析中，引入了经典的预期效用理论(A－S模型)，并借鉴较为前沿的理论——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的部分研究成果——来解释逃税行为。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决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不仅有经济因素，更有一些非经济因素，文中有不少篇幅分析了纳税心理、社会文化等因素对税收遵从的影响。又如，在考察中国纳税人的税收遵从情况时，本书结合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为当前的研究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解释视角。
　　在研究中较为常见的做法是将政府和税务部门看作一个整体，本书将政府与税务部门作为两个不同的行为主体进行区分，这主要是基于它们作为重要的税收关系人，不仅其职能、行为的侧重点存在显著的不同，更由于他们各自追求的目标函数存在较大的、实质性的差异。
　　税收征纳中的串谋行为既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内容，又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向，文中对此作了初步的、尝试性的探讨，指出征纳税双方实施串谋意在寻租，并且这样一个表面看似双赢的格局实际严重损害了税法和税收的权威性，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同时本书还涉及了防范串谋的机制设计等内容。另外，本书尝试性地对税收征纳中的信息非对称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若干减弱信息非对称的对策建议。文中采用了比较新颖的视角分析了公共产品提供与税收遵从之间关系，其中纳税人与政府的博弈就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问题。本书还着重对中国政策实施中的差别待遇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以期有助于今后政府纠正其政策偏差，从根本上促进税收遵从。
　　但不无遗憾的是，以上所涉内容只是一个方向性的、初步的探讨，反映了笔者对相关问题学习和思考的过程，其中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可能还很肤浅，并且其中结合中国情况的实证分析还有进一步拓展的余地。另外受自身水平和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研究目标，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期待将来能够进行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