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理论
任何人都有心知耳目。有心知(认识能力)，自然就有知识；有耳目，自然就有感觉。这些都不是靠故意欲 求，用人为的办法所能得来的。如果靠故意欲求，用人为的办法，就可以有知识感觉，那么，靠故意欲求，用人为的办法就可以成为圣贤吗？那是不可以的。可是世上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以为自己有眼睛，就要求它要像古代的大工艺家离朱那样的明。以为自己有耳朵，就要求它要像古代大音乐家师旷那样聪。这样，心神不安，耳目疲劳，身子怎样也不舒服，同别的人也不能融洽，归结是他的希望落空，在社会中到处碰壁。
圣人理论所说的任自然，并不是原来老庄所说的“返朴还淳”，回到原始社会。郭象说：“苟以不亏为纯，则虽百行同举，万变参备，乃至纯也。苟以不杂为素，则虽龙章凤姿，倩乎有非常之观，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质，而杂乎外饰，则虽犬羊之鞹，庸得谓之纯素哉？”就是说：所谓纯、素的标准，就是顺自然，要看是不是对于自然有所亏损，有所夹杂。如果没有亏损，无论每天应付多少事，都还是纯。如果没有夹杂，虽然有非常好看的形状，也还是素。比如龙、凤，生来就是那样好看，这是它们的“自然之质”，它们生来就是那样，也不能不是那样。如果没有生来的“龙章凤姿”，硬要涂脂抹粉，扭扭捏捏，把自己打扮成自以为美的样子，那就更见其丑。
“圣人”也就是像离朱、师旷那样的天才。不同的是圣人不是哪一种行业中的天才，而是要统治全社会的天才，所以他比某一种行业中的天才又高一等，是超乎一切天才之上的天才。他的天才，在他为帝为王时候最能表现出来。郭象说：“世以乱故求我，我无心也。我苟无心，亦何为不应世哉？然则体玄而极妙者，其所以会通万物之性，而陶铸天下之化，以成尧舜之名者，常以不为为之耳。孰弊弊焉劳神苦思，以事为事，然后能乎？”
圣人之所以成为统治者，并不是有意争夺。既然是圣人，天下的人自然就要请求他当最高的统治者。行为都是出于无心。既然都是出于无心，所以也未始不可答应大家对于请求。当了最高的统治者，所作的事，也就是让天下人都顺其性，而得到安居。还是无为，不是有为。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就是说，圣人当了王，虽然每天要办许多事，但这都是他的天赋才能的自然表现，他还是顺自然，对于他的自然之性还是无所亏损，这就是郭象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庙堂”和“山林”，是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当权派和不当权派及其知识分子的两条路。当权派直接掌握国家机器，管理国家大事，这就是所谓庙堂。如果作不了当权派，不直接掌握国家机器，就在家里逍遥自在，自以为高尚，这就是所谓“山林”。向来认为这两条路是不可得兼的。阮籍说：“夫人之立
圣人理论实际上“庙堂”和“山林”这两条路是不能同时走的。当权派就是当权派，不是不当权派。不当权派就是不当权派，不是当权派。当时人心中的问题是，当权的人是不是可以“玄远”？裴頠的《崇有论》中说，当时在政府作官的人什么事都不作，自命为“玄远”。这样是不是可以？郭象的回答是，当权的人，可以同时有“玄远”的精神境界，但并不是什么都不作。在上面所引《逍遥游》注的那一大段中，他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就是这个问题的回答。士族是地主阶级贵族，本来就是当权派。但是他们又自命为“玄远”。郭象的理论就是为这种自命作理论根据。是用这种理论欺骗老百姓，同时也是欺骗自己，陶醉自己。这种理论的基本内容就是顺自然。
所谓顺自然，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也不是什么知识也不要。说：“夫无以知为而任其自知，则虽知周万物而恬然自得也。知而非为，则无害于恬。恬而自为，则无伤于知。斯可谓交相养矣。二者交相养，则和理之分岂出它哉。”意思就是说，“圣人”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并不是故意求知，而是本性的自然发展。所以，虽然无所不知，可是他的心恬然自得，知不是出于故意，它的“恬”也不是出于故意。两者都不是出于故意，所以各不相妨，都是无为，不是有为。
宋朝的苏轼曾经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就是说，文学家的作品，都是不得不作的。文学家之所以成为文学家，是出于不得已，是不得不然。苏轼的这种说法，倒是合乎郭象的意思。上面讲过，照郭象讲，自然和必然是一回事，不得已而然，就是自然而然，也就是不得不然，也就是顺自然。
天才是不能学的，不能摹仿的。一般人可以照着天才所说的话，学说一遍，但并没有什么意义。郭象说：“非以此言为不至也，但能闻而学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则虽闻至言，适可以为经，胡可得至哉？故学者不至，至者不学也。”就是说，有些话是很好，有些人昕见这些话就学着说，可是他并没有达到这句话所表示的真理。他既然只是学着说，所以这些话就仅只成为一种教条。真是达到真理的人，就不需学，需要学的人就达不到真理。
最坏的事情是人不安于自己的本性而摹仿别人，妄图作他自己所不能作的事情。用郭象的话说，这就是“矫
圣人理论“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虽希翼鸾凤，拟规日月，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故齐物而偏尚之累去矣。”就是说，止乎本性，不要求本性以外的事情，这是求内。希望本性以外的事情，摹仿别人，这是求外。外是不可求的。圆的东西生来就是圆的，方的东西生来就是方的，鱼生来就是鱼，鸟生来就是鸟。方的东西想把自己变成圆的东西，鱼想把自己变成鸟，这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一个人往往要摹仿别人，他摹仿的越多，他的本性就丧失越多。这都是有所“偏尚”，只有齐物才可以不受“偏尚”之累。偏尚也就是“羡欲”。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执而任之。听耳之所闻，视目之所见。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为其自为，恣其性内，而无纤介于分外。此无为之至易也。无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闻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谓全耳，非假物也，岂有寄鸿毛之重哉？率性而动，动不过分，天下之至易者也。举其自举，载其自载，天下之至轻者也。……举其性内，则虽负万钧而不觉其重也。外物寄之，虽重不盈锱铢，有不胜任者矣。为内，福也，故福至轻。为外，祸也，故祸至重。祸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就是说：人的手足耳目，以及心知，都有自然的能力。这些能力，又都有其自然的限度。这些能力的强弱和限度的大小，各人不同，但都有这种能力，每个人都是一样。每个人都应该在能力的限度之内发挥他的作用，这就是顺自然，这就是无为。如果在能力限度之外，稍微再加一点，这就是有为，就是违反自然。顺自然就可以使性命得到安全。一个人照本性去活动，活动一点不超出本性的能力限度，这是最容易的事情，如果在这个限度之外，哪怕是超过一点点，那也是很困难的事情。比如说，一个人能举起五十斤重的东西，举五十斤并不觉得吃力。如果在五十斤重的东西上再加上一、两斤，就觉得吃力了。前者是无为，后者是有为。无为是容易的，有为是困难的。可是世界上的人都不要无为，而偏要有为。这是一个通病。
酒圣杜康明清时期的《白水县志》中记载“杜康，字仲宇，为我县康家卫人，善造酒”的记载。杜康沟里的泉水“隐隐喷出，至冬不竭，流四里许入白水河，乡民谓此水至今有酒味”。相传杜康正是取些水造酒，有文字为证：“他邑酒，足滋酒；白之酒独医病。故饮之终日，而无沉湎之患；服之终身而得气血之和。邻里百里许，多沽酒于白。先泽之遗，本地独得其身，至今遗址槽沿存，此其明验也。”
杜康生卒于白水，是白水人民的骄傲。杜康酒酿出了淳厚的风土人情，酿出了古老的白水文化。明清、民国年间，白水烧锅千家，酒坊四乡。三国时，曹操吟咏出了“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千古绝唱：唐朝诗人杜甫写出了“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杜酒劳频劝”的优美诗句：晚唐诗人皮日休亦有“滴滴连有声，空凝杜康语”的佳句传颂，浓香的杜康酒将黄土高原的淳朴和热烈展现得淋淳尽致。
2、文圣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仁”的思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发愤为学，博学多能。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广收门徒，收的学生不管贫富贵贱，据说有3000弟子，其中优秀的有72人。成为文化传播的使者。曾周游列国，晚年专心从事古代文献整理与传播工作，致力于教育，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删修《春秋》。其学生将其思想言行记载在《论语》中。
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和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德治主义，执著地倡导德化社会与德化人生。德化社会的最高标准是“礼”，德化人生的最高价值是“仁”。孔子教导人们积极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放人”的’忠恕之道”，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倡明“天人合一”之教，以善处人与自然的关系，还阐述和弘扬了人不仅要“仁民”，也要“爱物”的道理。孔子坚决主张国家要实行“富之教之”的德政，使社会与文化得到发展。孔子认为文明的最高成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立理想社会，通过潜志躬行“内圣外王之道”，以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境界。由于孔子的卓越贡献和思想影响深远，被中国人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司马迁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 《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4、诗圣杜甫
杜甫（七一二－七七零），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县），是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安史之乱开始，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乾元二年（七五九），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其人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奉为「诗圣」。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有《杜工部集》传世。
5、医圣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名医，姓张名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约生于公元150年，卒于219年。张仲景天赋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明代《李濂医史》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
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唐宋以后将《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金匮”为医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人类医药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典籍，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流行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并为后世临床各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6、武圣关羽
关羽，字云长，东汉末期蜀国大将，重义气，精武艺，后人称其为“关圣”、“关帝”。
圣人理论关羽生前除曹操奏请汉献帝封其为汉寿亭侯外，正式官职为襄阳太守、都督荆州事务。刘备封赐的爵位先为荡寇将军，后为前将军，列蜀汉“五虎上将”之首。在其殁后的41年，即三国蜀景耀三年(260，正好是其诞辰100周年)，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穆侯。然而，从南北朝开始，直到清朝末年，关羽受历代封建帝王的祟封有增无减，“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褒封不尽，庙祀无垠，关羽名扬海内外，成为历史上最受崇拜的神圣偶像之一，以致与孔夫子齐名，并称“文武二圣”。
关羽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称著于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需要这样的典型人物来作为维护其统治的守护神，因而无比地夸张、渲染其忠、义、勇、武的品格操守，希望有更多的文臣武将能象关羽那样尽忠义于君王，献勇武于社稷。
7、书圣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年(公元三零七年)生，死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三六七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
8、草圣张旭
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苏州人曾任常熟县尉。唐代大书法家。以草书而闻名。唐朝文宗皇帝曾向中国发出了一道罕见的诏书：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斐旻的剑舞可成为天下的“三绝”。
诏书一到洛阳城，顿时轰动了那些饱学之士。纷纷向张旭道喜，庆贺卓绝的努力夺得了最高奖誉。张旭作揖一一致谢，并设宴款待洛阳名流。席上，有人提议张旭谈谈草书到“绝”的秘诀，张旭推辞不过，谦虚的说：“各位见笑了，我自知浅陋，皇上奖掖，收之有愧。说到秘诀，无非在‘用心’两字。”
张旭沉吟片刻，油然想起杜少陵曾写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便说：“少陵曾对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写过一首诗，其中四句‘烈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吴道子吴道子（约686～760前后）唐代画家。又名道玄，画史尊称吴生。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少孤贫，初为民间画工，年轻时即有画名。曾任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不久即辞职。后流落洛阳，从事壁画创作。开元年间以善画被诏入宫廷，历任供奉，内教博士、宁王友。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
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据载他曾于长安、洛阳两地寺观中绘制壁画多达300余堵，奇踪怪状，无有雷同，其中尤以《地狱变相》闻名于时。
吴道子的绘画具有独特风格。其山水画有变革之功，所画人物衣褶飘举，线条遒劲，人称莼菜条描，具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被誉为吴带当风。他还于焦墨线条中，略施淡彩，世称吴装。有“疏体“之称。吴道子的绘画对后世影响极大，被人们尊为“画圣“，被民间画工尊为祖师。苏轼曾称赞他的艺术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好理于豪放之外“。
吴道子绘画无真迹传世，传至今日的《送子天王图》可能为宋代摹本，另外还流传有《宝积宾伽罗佛像》、《道子墨宝》等摹本，敦煌石窟第103窟的维摩经变图。
10、茶圣陆羽
在中国茶文化史上，陆羽所创造的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以及他所著的《茶经》 ，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研究经学坟典被视为士人正途。像茶学、茶艺这类学问，只是被认为难入正统的“杂学“。陆羽与其他士人一样，对于传统的中国儒家学说十分熟悉并悉心钻研，深有造诣。但又不像一般文人被儒家学说所拘泥，而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把深刻的学术原理溶于茶这种物质生活之中，从而创造了茶文化。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自号桑翁，又号竟陵子。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复州竟陵郡人(今湖北省天门县)。陆羽是个弃儿，自幼无父母抚养，被笼盖寺和尚积公大师所收养。积公为唐代名僧，据《纪异录》载，唐代宗时曾召积公入宫，给予特殊礼遇，可见也是个饱学之士。陆羽自幼得其教海，必深明佛理。积公好茶，所以陆羽很小便得艺茶之术。不过晨钟暮鼓对一个孩子来说毕竟过于枯燥，况且陆羽自幼志不在佛，而有志于儒学研究，故在其十一、二岁时终于逃离寺院。此后曾在一个戏班子学戏。陆羽口吃，但很有表演才能，经常扮演戏中丑角，正好掩盖了生理上的缺陷。陆羽还会写剧本，曾“作诙谐数千言“。
陆羽与诗人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过往甚密，皇甫兄弟同样对茶有特殊爱好。陆羽在茶乡生活，所交又多诗人，艺术的薰陶和江南明丽的山水，使陆羽自然地把茶与艺术结为一体，构成他后来《茶经》中幽深清丽的思想与格调。
孙武孙武（约前551—？），春秋时期吴国名将和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其曾祖父、祖父都是齐国名将，在对内对外战争中立过赫赫战功。家学的熏陶使孙武从小就喜爱兵法，渴望探求战争制胜之道，以备将来登坛拜将，沙场点兵，在战争舞台上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
孙武被后人尊崇为“兵圣”、“兵家之祖”和“兵家之师”，除了他战功显赫外，更主要的是他留给后世一部不朽的军事名著——《孙子兵法》。该书有13篇，共5000余字。但这短短的几千字里包却含着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十分丰富的思想内容。对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历代兵学家、军事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和发展军事理论。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29种文字，在世界上广为流传。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向人透露：军事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其实在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中就可以找到。也确实对孙武及其著作深感兴趣，不仅为《孙子兵法》英译本作序，还在自己的得意之作《战略论》前面大段引述孙武的格言。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都奉命携带一本《孙子兵法》，以便在战场上阅读。
12、谋圣张良
汉初大臣，字子房，传城父（今安徽毫县东南）人，祖与父相继韩昭侯宣惠王等五世之相。秦灭韩后，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博浪（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中，传说逃亡至下邳（今江苏）时，遇黄石公，后来刘邦、吕后合谋暗使丞相萧何巧设机关，并以密友身份亲自诱捕韩信入长乐宫内，以谋反罪名由吕后急令处死，韩信全家抄斩。一代开国元戎，千古军事奇才的韩信，却遭灭族之祸。从而张良遁隐深山，以仙侣为伴，不食凡间五谷，追随仙踪，与世隔离了。
张良看承谋士的楷模，被后人尊为“谋圣”
13、木圣（科圣）张衡
东汉时期，也就是距今约一千八百多年前(公元117年)，一台利用水力推动运转的大型天文仪器――“水运浑象”在东汉的京都洛阳制造成功。相隔二十年后(公元138年)，安置在京都洛阳的又一台仪器――“候风地动仪”，准确地报告了西方千里之外发生的地震。这标志着人类开始了用仪器记录研究地震的新纪元。
这两台著名仪器的发明者就是张衡——中国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震学和机械力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传说他还制造过指南车、记里鼓车等，因其机械制造水平很高，被尊称为“木圣”。
孙思邈孙思邈，公元581-682年，自号孙真人，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是隋、唐两代大医学家。孙氏自幼聪颖，喜好读书，勤学苦练，20岁精诸子百家学说，善言老庄，又好释典，兼通阴阳，推及医药。隋、唐两代皇帝都召他做官，他却无心仕途，晚年从事医学著述，是文史医药全面均展、多才多艺的杰出人物，尤以医学为最。孙思邈是因病治医，勤奋成家的。不但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高尚医德，是大医精诚与高超医术两相结合的医德规范。在学术界也树立了崇高的榜样，一直熏陶着代代医家。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靠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 《千金要方》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氏能寿逾百岁高龄，就是他在积极倡导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孙思邈的辉煌成就，生前就受到了人们的崇敬。人称“药王”，“真人”，“药圣”，隋、唐两代都很器重他，知名人士亦多对他以礼事之。他去世后，人们在其故居的鉴山畔，虞诚奉祀。乔世宁序中云：“鉴山香火，于关中为盛，虽华岳吴镇弗逮焉。”孙思邈在日本也享有盛誉，尤其是日本名医丹波康赖和小岛尚质等十分崇拜。
伽利略 2。科学的真理不应该在古代圣人的蒙着灰尘的书上去找，而应该在实验中和以实验为基础的理论中去找。真正的哲学是写在那本经常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最伟大的书里面的。
3.真理就是具备这样的力量：你越是想要攻击它，你的攻击就越是充实了和证明了它。
4.科学的真理不应在古代圣人的蒙着灰尘的书上去找，而应该在实验中和以实验为基础的理论中去找。真正的哲学是写在那本经常在我们眼前打开着的最伟大的书里面的。
5.生命如铁钻，愈被敲打，愈能发出火花。
6.当科学家们被权势吓倒，科学就会变成一个软骨病人。
7.当我历数了人类在艺术上和文学上所发明的那许多神妙的创造，然后再回顾一下我的知识，我觉得自己简直浅陋之极。
8.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
9.生命有如铁砧，愈被敲打，愈能发出火花。
10.科学的惟一目的是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科学家应为大多数人着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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