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

概括及简史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原研究生产,购买及出售、以及法律、社会习俗惯例,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起源于道德哲学，主要受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影响。十九世纪，“economics”（经济学）一词代替了“'political economy” （政治经济学）。不过在1890年Alfred Marshall 的那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出版之前，一个倡导用数学模型解决经济问题的学者William Stanley Jevons，建议将这门学科独立，并成为一门科学。
　　今天，政治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的同义词，甚至两者的含义有很大不同。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源自芝加哥和维吉尼亚州学院产生的公共选择学说等等。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迅速发展，已经超出了以往模型的范围，人们开始愈发重视政治经济学，并加强了对于其理论的研究。后来随着全球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政治经济学终于正式成为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并在各相关大学开设专门学科。概述 政治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是与一般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只有对称经济学才以一般经济规律为对象，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产生和发展
　　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于希腊文的politikos，含有“社会的”、“国家的”、“城市的”等多种意思；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Ec

onomics）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的oikonomia，最早使用这个词的是古希腊的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在他的著作《经济论》中把奴隶主阶级对奴隶生产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称为“oikovouia”，意指家庭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出现于17世纪初，源于希腊文中的”poniz“（原意为城邦、国家以及经济）与“经济学”组成的复合词。而法国重商主义者A.蒙克莱田在1615年出版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目的是说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经超出了自然经济的范畴。1775年，卢梭为法国《百科全书》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条目，把政治经济学和家庭经济区分开来。可知，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经济活动的理论科学的名称自17世纪就开始得到应用了。当重商主义者蒙克莱田最先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时，政治经济学还只限于研究流通领域的个别经济现象，因而还没有形成为独立的真正的经济科学。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这就产生了以A.斯密和D.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规律的理论科学。所以，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断发展，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资产阶级更加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者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科学成分，致力于抹煞阶级利益的对立，用各种各样的辩护理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中，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它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原因，只是站在维护小私有制的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应用政治经济学剖析资本主义方面作了最初的尝试。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尖锐和无情的批判，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他们在理论分析上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限制，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不可能找到创造新社会的社会力量和正确途径，只能陷于空想。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捍卫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的根源。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有关时代的经济学，是理解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趋势的科学，也是理解整个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理论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研究对象

概况

　　最初出现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使财富增长以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例如，斯密的《国富论》是把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产生和发展的条件作为研究对象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口和财富的比例问题是人们的物质福利问题。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由于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使它们总是撇开财富的社会形式去研究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研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科学地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即社会生产关系运动中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也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辩证地运动着的。“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但是，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必须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研究。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又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合同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什么政治经济学要以研究生产关系为其研究对象呢？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①、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我们知道，人们要生存，就要吃饭、穿衣、住房，就需要各种生活用品，但是，要得到这些东西，就要经过人们的生产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民族，如果停止了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所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其他方面的活动。这就是说，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依赖于生产活动。因此，我们说：“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②、生产过程三要素。人们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劳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
　　人的劳动：就是指劳动者运用自己的体力和脑力改变自然使之适合人类需要的活动，或者可以说是劳动力的支出，也可以说是劳动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这一要素是进行生产的主观条件。
　　劳动对象：就是指被劳动加工的一切东西。劳动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界原来就有的东西，如，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地下埋藏的矿石化石油等；另一类是以被人们加工过的东西，这一类也叫原材料，如织布厂用的棉纱，化工厂用的催化剂等。
　　劳动资料：也叫劳动手段，是指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用来改造劳动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即除劳动对象以外的一切物质条件。它包括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道路、河流、仓库等。在劳动资料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是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尺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正如马克思所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
　　从上述三要素，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生产过程，都是人使用劳动资料，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过程。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生产资料，它是进行生产的客观条件。
　　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往往不是单个人进行的，而是以团体的形式来进行的，也就是说，人们在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的时候，不仅要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相互之间也不然要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且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有人们对自然的关系。所以，我们说，不论什么样的生产，它都包括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构成社会的生产力，它表明人类改造自然已经达到的程度；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社会的生产关系，它表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交换关系和产品的分配关系。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

　　所谓生产关系，就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也叫经济关系，它是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化相互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因此，生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人们只有首先发生相互之间的联系，而后才能同自然界发生联系。在阶级社会中，则表现为阶级关系。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又是不断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这一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社会再生产过程就是这四个环节的辩证统一过程。社会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这一整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
　　所谓生产，是指以一定关系（一定的劳动方式、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形式）结合起来的人们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资料的过程。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的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的关系构成生产关系，这一生产关系既包括劳动者在分工协作基础上互相交换其活动与能力的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各部门、企业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协作关系以及人们对生产进行组织管理方面的关系。
　　首先，生产决定分配，有什么样性质的生产关系，就有与其相适应的分配形式，分配的结构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它体现人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关系。第一，被分配的产品只是生产的成果,因而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第二，生产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分配的社会形式。
　　其次，生产决定交换，交换包括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能力的交换，以及一般产品和商品的交换。前者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后者则是联结生产、分配、消费的中间环节。没有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工，就没有交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交换的性质，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结构决定交换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交换对生产也有反作用，交换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生产的增长和社会分工的发展。
　　第三，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为消费提供对象。而且决定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性质。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生产的目的不同，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体现的消费资料所有制、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也就不同。反过来消费关系有对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消费不仅是产品成为现实的产品，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成为生产发展的动力；还不断生产出生产的主观因素——劳动力。所以，生产关系和消费关系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生产时期支配作用的要素，一定的消费关系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的体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社会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分配关系、消费关系的有机整体，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这一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所以，政治经济性研究生产关系，解释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就必须研究考察生产关系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些具体的形式，才能揭示其本质。

政治经济学必须结合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不是任意的、偶然的结合在一起的，而是有机的必然的联系着的。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客观上要求有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同它相适应，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
　　所谓生产方式，就是指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谋取物质资料的方式。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矛盾，就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导致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那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
　　首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一定的生产力要求一定的生产关系同它相适应，每一种新的生产关系，都是适应与一定的生产力状况而建立起来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所以，生产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经常处于不断的发展变革的过程中。而生产关系则相反，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即每一种生产关系一经形成，就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当着他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它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成熟之前，也是不会出现的。所以，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向前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所以，生产关系的任何变化，归根结底，都是由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原理之一。这个原理深刻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指出了生产力是生产方式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生产力中的主要因素——劳动人民则是历史的创造者。
　　其次，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反作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固然有着决定作用，但是生产关系也不是消极地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它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时候，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由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代替了阻碍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马克思讲“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二是当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时候，它对生产力的发展就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例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这时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要求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这种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陈旧的、起阻碍作用的生产关系总不能过分长久的落后于生产力，它或迟或早要被能适合生产力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新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起来，就能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动力量，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人和社会的发展变化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的，都可以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解释。
　　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生产力，而且研究生产关系的目标也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是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理论，因此，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研究就有不同的着眼点：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而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则目的在于寻求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途径，以进一步发展和解放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当然，也要研究资本主义在其运行过程中可以为社会主义借鉴的措施和方法，以推动社会主义更快的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学主要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体系，这两大体系对经济体的分析侧重点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的是对本质层次的分析，及对生产关系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偏重的是对经济运行层次的分析，及对微观与宏观经济运行中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会涉及经济运行，但他的重点是分析生产关系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和调整；西方经济学也会涉及经济制度的分析，但他是把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社会制度而分析其具体体制的。所以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把握。任务——揭示经济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经济过程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的客观必然性，即揭示客观的经济规律。

1、经济规律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按一定的规律发展变化的，规律就是指事物内部具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如地球围绕太阳旋转，万有引力，能量守恒，等等都是规律。规律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客观性。任何规律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规律性决定于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部矛盾及其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如，地球围绕太阳转以至于分出白天黑夜，树叶的下落，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二是强制性。规律及时客观的，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顺应客观规律，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例如，骑自行车。三是普遍性。（可重复性）不论什么规律，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规律就会重现。如，在正常大气压下，100度时水就可以变成气。在0度时则可以结成冰。可见规律具有普遍性。
　　经济规律就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现象之间的共同的、普遍的和经常起作用的东西。它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客观的必然联系。例如，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时高时低，商品供应时多时少，商品生产者有的发财，有的赔本，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这些经济现象后面，有一种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在起作用，这种东西就是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也和其同规律一样，具有客观性。它的客观性在于：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产生并发生作用。任何人，违背了或是企图臆造任何经济规律，都会无一例外地遭到无情的惩罚。这是因为经济规律具有如下特点：首先，经济规律的存在具有历史性。它们只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生作用,随经济条件的变更而变化。其次，经济规律作用的实施必须有人的活动参与其中，由于人们认识、利用经济规律的能力有限，从而使经济规律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用。

2、经济规律的类型

　　经济规律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共有经济规律。是指在以为社会经济形态中都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不论什么社会都存在。
　　二是部分共有经济规律。是指在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的规律。
　　三是特有经济规律。是指在某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或某一社会经济形态的某一发展阶段存在并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如，剩余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
　　正因为经济规律有这样几种不同的类型，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彼此区别开来，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相互联系着。人类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五种社会制度，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不同，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一切历史时代的生产关系都看成是一样的，不加区别的进行研究，我们应该根据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揭示出各种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揭示出各个社会共有的最普遍的规律。所以，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

3、经济规律能够被人们认识和利用

　　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也就是说，经济规律虽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东西，人们不能任意“消灭”规律或“创造”规律，但人们又是可以认识和掌握规律，利用规律来为社会谋福利，这是因为人有主观能动性。一旦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就能有效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按客观规律办事，成为客观规律的主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客观经济规律，为人们提供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依据和方法。所以，一定意义上说，人们所认识和利用的经济规律就是由政治经济学正确地揭示的经济规律。研究方法

1、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规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科学发现。这一发现使人们科学地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归结为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借助于道德、良心等意识来说明社会的变化,而是从客观的生产力水平出发,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注重从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生产关系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内在联系中，阐明生产关系变化机制及其发展规律，注重对经济权利、经济制度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这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视为一般和永恒范畴的历史唯心论方法，有天壤之别。

2、唯物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范畴，对立统一、量变与质变、否定与肯定等规律的方法论总称。其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尤其强调下列方法：
　　第一，矛盾分析法
　　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就必须结合运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从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人手。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入手,层层深入而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并由此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由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客观历史趋势。
　　第二，科学抽象法
　　要揭示事物的本质,都必须经过科学的抽象过程。对政治经济学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这里说的“抽象力”,指的就是人们运用头脑对所研究对象的抽象思维能力。它要求抓住事物的内在同质性,舍弃非本质差异;抓住现象中反复出现的普遍形式或一般形式,舍弃偶然因素。
　　第三，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分析方法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过程也应从哪里开始，但历史经常出现跳跃或曲折,这就必须运用逻辑的方法。它可以摆脱直观的历史形式和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进行逻辑推理。不过，这又不能是脱离历史过程的纯粹抽象推理。它必须结合历史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通过思维推理,以概括的理论形式,从简单概念到复杂概念,重现历史的真实。所以,这种逻辑的研究方法与历史的研究方法是有机统一和一致的
　　第四，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质与量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任何事物都包括质与量的两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如此。要能充分揭示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过程和经济关系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客观描述其表现形式和各种变量之间的关联，必须同时从质与量两方面进行考察,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
　　除此之外,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还需要运用综合方法、归纳方法、演绎方法（含假设方法）以及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等认识手段，需要适当借鉴系统论、伦理学和心理学等的某些方法和范畴。所有这些,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体系。马克思正是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出色地运用了这些方法论,才成功地创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贯彻和发展这一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性质

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

　　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说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它的阶级

性和实践性的坚实基础上的。过去,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创立了有高度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在,面对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迁,面临革命和建设的双重任务,我们更要坚定地继续运用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续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捍卫它的科学性,任何“左”的或右的经济思潮,均会使理论脱离和背弃当代经济实践,都将严重损害它的科学性,使之失去原有的活力和价值。应当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只唯实。

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政治经济学

的阶级性是由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或阶级世界里,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利益必然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差别。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和运动规律,直接涉及不同阶级的切身利益。所以,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他们为自己的阶级创立的经济理论,是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在理论上的表现。由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这种特殊性,在阶级社会里从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除了表现为某种阶级性之外，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国度性。理论经济学人文性的另一种内涵，便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首先，学习政治经济学是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需要。
　　其次，学习政治经济学是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需要。
　　第三，学习政治经济学是寻求指导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经济理论的需要。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经济科学门类众多，除政治经济学外，还存在着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应用经济学、经济数量分析和计量方法科学、边缘经济学等。在经济科学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规律的科学，为其他各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对经济学科中的其他各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商品、价值、货币、工资的运动等基本原理，对经济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他学科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
　　政治与经济两大领域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是社会历史的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作为研究对象而言，在西方自古希腊就形成了两大独立的学科。直到近代才逐渐形成交叉研究。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产生早于经济学，古代王朝的更替为政治研究提供了素材，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和政体的变动催生了政治学，而那时的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经济学在近代的产生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时有重合。19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学力图摆脱政治内容，专心于市场问题，政治学则倾心在政府及其他政治行为体上。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政治学家关注经济政策，经济学家研究政府决策过程，两者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的提法再度出现。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学界中由几种影响相当很大的流派体现，在政治学中也被当作新的学术动向，引起普遍的关注。当代政治学与经济学在政府及其有关的问题上出现交叉，政治经济学再度被提起。由于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立意不同，故又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与复兴
　　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是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以后的反映。在这以前，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大体上是关于管理经济的学问，主要关心如何指导经济，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关系密切，但其首先关注的仍是管理问题，尽管方向与18世纪相反，不再强调国家的干预，因此其所关心的仍不是商业或个人经济学。20世纪的前一大半时间是政治学与经济学分道扬镳的时代，政治学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机构上，经济学这着重在个人和企业行为。直到1960年代以后，政治学与经济学才又一次趋近，“政治经济的伟大传统似乎并没有在管理专业或政治学专业确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来政治经济学流行起来。”
　　1、经济学离开政治领域经济学与政治学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分离与社会中国家“远离”市场密切相关。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维护斯密的自由市场原理的基础上，针对马克思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提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修改。此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阿．马歇尔综合了各派的观点，在斯密基本主张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体系。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分析上，把制度当作不变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资源的配置和效率问题，经济学研究“谁，为何，如何生产”的问题。从此，西方的经济学与政治问题脱开，“十八世纪原本名为‘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到了十九世纪末变成了‘经济学’，”称新古典经济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人自由的强调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向经济学转变的动力，“由于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由经济理论，因此到了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以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形式建构起来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经济学的独立倾向也与19世纪西方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当时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确立已有一段时间，并经过不断地改革逐步完善起来，自由主义的总体政策倾向基本形成。这种政治环境使得经济学家可以专心地关注经济问题，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终于发生分裂，“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可以在为经济学和政治学建立分立的学科组织中略见一斑。”
　　这个时期经济学的非政治化强化了政治学已有的独立发展，“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现了一个更进一步的目标：它把经济学也合法化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时，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主题已经遭到贬斥，因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国家和市场是按照而且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政治学的一个现代转向是研究重心由国家转向政府，随着自由市场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时期也已经成型，稳定为三权分立、代议制、政党政治等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从制度转向政府，政府的运作过程、政党政治、官僚体制，以及个人和团体的政治行为等成为政治学主要关注的问题。学科的专业化在工业化专业分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学科经历了强调独立发展的一段时间。但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割裂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而创立起来的。”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变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对象略有变化，不再关注国家问题，集中于微观领域。政治学仍以国家为主，但也发生了向政府、团体、个人等研究对象上的微观化转向。
　　2、经济学重新关注国家问题政治经济在现代再次结合必要性是经济学家先认识到的。1930年代爆发了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现，自由放任的原则已经无法解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关于市场可以自行调节，经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经济学“一夜之间变成了神话”，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说无法解释西方的经济现实，也无力提出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凯恩斯的经济学应运而生，凯恩斯把经济危机归咎于自由市场制度，主张通过国家纠正市场的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凯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来解释危机，认为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是在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存在差额，且无法依靠私人投资来弥补。因此必须由国家采取措施，比如扩大财政支出、减少税收等，来刺激需求，达到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在30年代大萧条期间，人们曾经突出确认经济关系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凯恩斯的经济学里国家又一次成为重要问题，他主张“国家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经在完成的活动，而是那些落在个人活动范围之外，如果国家不出面不会有人去做出决定的事情。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坏些的问题，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没人去作的事。“1940年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由于国家再次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政治学与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说政治经济学开始回潮，引起经济学界关注社会整体、国家等政治问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
　　经济学切入政治领域的另一个角度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探讨如何在均衡条件下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从整体角度评价经济，也是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一种动力。美国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综合了凯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经济学家，包括福利经济学的思想，建立了一个以西方国家“混合经济”为蓝本的新经济学体系，他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自1948年问世以来，在西方广为流传，到1995年，已经出到第15版。萨缪尔森的观点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其特点是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分别论述个体经济行为和总体经济运行，认为个体经济领域通行自由放任，总量平衡则需要国家的干预。由于国家被正式纳入经济学体系，新古典综合派已经包含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仑，经J．康芒斯、G．缪尔达尔等人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在1930年代也开始形成，对制度在经济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凯恩斯以后国家问题在经济学中已经无法回避了。
　　战后各国社会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融合也向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学发生变革，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交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大，研究课题被更新，除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国家形式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问题，对于政治系统、政治发展、政治变迁、政治心理、决策、利益集团、政党、政治文化、舆论、选举等纷纷进入政治学领域。政府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从而政治因素的经济后果也受到政治学家瞩目。这时的政治学走向实证，注重研究实际问题。1987年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在回顾美国政治学发展历程时，提到50年代末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繁荣消退，引起人们对30年代大萧条的回忆，学界马上作出反响，社会科学各学科再度兴起对经济的兴趣，“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此时都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谙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它再次集中关注隐匿于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动。关切经济关系对于政治权力的归属和运用之影响。”社会矛盾的发展是促进政治学的这一方向性变化的动力，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也为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提供了条件。
　　3、新的政治经济学出现经济学和政治学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发生在1970年代，并以出现带有两种学科的明显交叉为标志学说。到那个时期，西方经济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结束，各国纷纷陷入滞胀的困境，长期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高居不下，同时生产停滞，失业率又降不下来。凯恩斯主义失灵，新古典综合派也遭到沉重打击，各种其他经济学纷纷借机登场，其中既有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激进主义主张。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 A. Hayek)、弗里德曼(M. F. Friedman)、卢卡斯(R. E. Lucas)等人。他们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造成滞胀的原因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及其错误政策，价格机制原本能自发地调节供求。他们讨论的是典型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以J．布坎南（J. Buchanan）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专注于政府行为研究，认为滞胀源自“政府缺陷”，被称为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专门研究政府失败的原因，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经济学家专门分析制度因素对经济的作用，被称为新制度主义。这些西方经济学家重新关心政治问题，相对于近代的政治经济学，他们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新的政治经济学。
　　公共选择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1960年代在美国共同创立，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着重于指出政府行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学所批漏的重要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因而有广阔的研究领域，个体和团体的政治行为、政府的行为、选举、投票、集体决策的规则等政治学问题都进入其研究视野，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罗、科尔曼(J.S. Coleman)等。
　　曼瑟尔．奥尔森的学术成就跨经济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一生著作颇多，其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为《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和《国家的兴衰》（1982），均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这两部书中，奥尔森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出发点，专注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团体行为，对集团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改变了传统上对团体行为的看法，并把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又称为新制度主义，集中了比较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和产权经济学等流派，他们的特点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改变了制度研究为政治学专有的狭隘学科现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经济和其他领域扩展。经济学家从经济的角度对制度进行研究不仅为经济学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使人们对制度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盛的学派，不断有经济学家加盟，当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经济学家D．诺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尔茨（T. W. Schultz），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等。其中的诺斯既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经济史学的创始人之一；科斯既是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经济学家中有一批被称为“政治的经济学”，主要由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组成，包括美国经济学家D．希布斯、威廉．诺德豪斯、詹姆斯．阿尔特、阿莱克．克莱斯勒等人。“政治的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新的政治经济学，他们开始全面探讨政治与经济，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对政治经济学给出学科交叉性定义。他们与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不是从经济的角度看待政治，试图用经济学统一政治学，而是真正把政治经济学当成一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合成。
　　新的政治经济学与旧的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使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两者的区别是主要的，复兴以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已经与传统用法大不相同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则用Political Economics (中译为“政治的经济学”)来区分Political Economy（中译为“政治经济学”），并着重指出了两者的区别。政治的经济学“这个术语包括一系列政治学和经济学共同关注的问题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政治的经济学的重点在于试图解释总体的经济政策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研究对象一是经济状态如何影响政府的维持或换届，二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政策的形成中发挥作用。政治商业周期、政策的优化、选举、政党、政府的规模、公共支出等成为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现代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来检验有关经济和政治组织相互作用的假设。鉴于它用数据来提供相互对立的假设，它几乎完全摆脱了同传统的术语——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的意识形态色彩。”政治的经济学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内容的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经“成为一种用经济学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会政治现象，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交的新学科。”
　　国家、制度等问题是西方政治学的传统主题，但政治学一直没有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问题纳入自己的领域，直到1970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政治学”条目时仍没有提及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比如极端保守的公共选择学派，还有象加尔布雷思（J. K. Galbraith）这样的新左派经济学家，关注经济的整体效果，关注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和布坎南的研究事业延伸进一般认为无关乎经济的领域，例如政治、官僚体制、种族主义、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许多大学的政治学系里都充斥这所谓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学者，他们用本质上属于经济领域的方法，来解释政治现象。”
　　经济学者向政治领域的挺进使得政治学界“当代对政治经济学兴趣的重新燃起，与其说是政治学家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激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努力的结果。”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的研究给政治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学从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国家、制度等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发展得以新的激发。现代政治学开始转向，走向具体，不仅研究组织、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决策过程，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遂成为政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政治学的这种变化也是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混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的问题。政府在管理社会（包括经济）方面的功能大大强化，政府既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问题。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社会的分化和专业化、现实的复杂化和多元化在1980 年代以后又有进一步发展，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视野明显扩大，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随之扩展，伊斯顿总结道，“这些变迁使我们在广泛的领域中对先存的实际状况之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领域包括：种族和性别歧视，环境的污染，贫困和经济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核军备的重整，国际范围内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奇尔科特在总结政治学在当代的新进展时认为，性别问题、环境问题、选择问题、民主问题、资本主义的作用等已成为80年代政治学的主题。上述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是综合性的、多侧面的，以整体面目出现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单一学科的分别研究，不足以为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适的方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现实需要。
　　到1990年代，西方政治学者明确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能孤立于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外。”经济学也在发生变化，更关注宏观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职能等问题被普遍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再次出现得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肯定。当代西方出现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相结合的趋势，《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词典》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处理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科学。”伊斯顿于1990年代意识到了总结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政治学发展时，注意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他被认为这是政治学在后行为主义时期走向应用，注重政策研究的总趋势的一种表现，也是现实中经济状态与政治事件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反映。
　　4、政治经济学复兴的意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反映了当代学界多学科融合的趋势，“旧政治经济学及其近来的复兴，能够比范围较狭隘的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更好地认识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公司、尤其是市场）中各种形式的复杂的相互依赖。它们还能较好地研究和理解对于政治和经济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会进程。这些进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竞争的目标’以及讨价还价和行使权力。”由美国社会学家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组织了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十位学者进行讨论，认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在当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会学，于19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两个分支。政治学家步其后尘，也将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正规的政府建制之外。象压力集团、抗议活动和社区组织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会现象，都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华勒斯坦等人认为“政治经济学”的重新使用是社会学家的手笔，“当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学家重新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时，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学家所作出的回应是力图赋予它以一种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蕴，即注重对普遍规律的研究。”结果促使政治学家更加关注经济过程，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重新唤起了对‘宏观经济学’的关注，“于是经济学于政治学之间的分界线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因为分析的对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类政府间机构。”再以后，一些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主张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分析模式去研究传统上归于社会学的各类主题，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也是政治学吸纳经济学方法的结果。经济学对政治学的“边界入侵”受到政治学家的欢迎，“一些在政治学方面被看作较有独到见解的和比较有用的著作，是由经济学家所撰写的，他们把自己学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应用到政治学上。”这使得一些政治学家沿着与经济学家相似的路线来重建政治学，比如把政治学中的“权力”相当于经济学中的“财富”。因此经济学是作为一种模式和一种研究方法进入政治学的，“这时政治经济学的独到之处，是它对于方法论的杰出贡献。迄今为止，唯有经济学因此而著称于世。理性的行动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绎推论为基础的，但它时常也需要对于行为世界予以正确的参照。这种模式代表了技术从某个学科向其他学科——实际上是从经济学向一系列其他学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在社会科学史上是鲜有先例的。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听到有关‘经济学大帝国主义’的议论，当然，其涵义即是指其他社会科学在进行理性建模时已发现了经济学的威力。”在这方面，政治学不光吸收了经济学的方法，而且还吸收了心理学、社会学，甚至若干自然科学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欢迎，并且被看作对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贡献。”对于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来讲，“最重要的情况是，近年来为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学（即，为更紧密地、更系统地结合，无论是什么名称，也无论最终学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论证，这一论证显得很有说服力。”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政治经济学也是一个重提价值观问题的过程，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在某种意义上把政治经济学当作道德科学，他的《道德情操论》发表在《国富论》之前。新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古典时期以后经济学家不再研究的问题：产权、利益集团的冲突、国家、官僚制度、自由、正义、秩序等政治现象和政治哲学问题，“保守主义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规范的政治理论。”这与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重提价值问题，向国家的回归等的学术趋势是一致的。伊斯顿认为政治经济学的回归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选择模式，这种方法先是被政治行为研究所采用，尔后又推广到道德问题等其他政治学领域。他举了罗尔斯(John Rawls)对正义问题研究的进展为例，罗尔斯在《正义论》（1971）运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给出有说服力的、准确的正义标准。伊斯顿得出结论：“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学有可能要求与经济学本身无分伯仲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因而，各种价值标准亦以一种合意的方式，觅见了自己返还科学研究的途径。”而在行为主义时期，规范性问题涉及价值观，一直被当作主观性的东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学之外。
　　当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学科的融合与交叉，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互融合，出现了一些边缘学科，如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中一些经济学家关注政治问题，进入以往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研究政治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不仅对政治制度、国家、政府、选举、自由、平等、民主等传统的政治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自己独特的结论，而且还专门分析了投票规则、代议制民主与财政政策的关系等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侵入”政治学，给政治学这一古老的学科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经济学的“入侵”，如何从政治学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的政治研究，是摆在政治学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国家重点学科分布
　　拥有理论经济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的高校：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南开大学

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

武汉大学

　　拥有政治经济学国家二级重点学科的高校（不含已拥有理论经济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的高校）：
　　

南京大学

四川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