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

简介
　　

“《封氏闻见记》谓：“(饮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知以茶与外蕃易马，不始于宋，实始于唐，亦可见中国茶叶输人外蕃，开始于唐。外蕃嗜好中国之茶盖亦有故。《宋史·职官志》云:“(宋哲宗)元符末，程元邵言，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而病于难得，专以蜀易上乘。”《明史·食货志》谓:“蕃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与此正同。而陆游《南唐书》提及:契丹虽通商南唐，徒持虚辞，利南方茶叶珠贝而已。确系实情。北蕃好食肉，必饮茶，因茶可清肉之浓味。今蒙古人好饮茶，可为例证，不饮茶，多困于病，无怪其常以名马与汉人易茶也。唐宋者名之团茶，蕃人尤嗜之，常以重价买之，宋张舜民《画漫录》云:“熙宁中苏子容使辽姚鳞为副，曰:‘盖载些小团茶乎。’子容曰:‘此乃上供之物。’俦敢与北人，未几有贵公子使辽，广贮团茶，自尔北人非团茶不纳也，非小团不贵也，彼以二团易蕃罗一匹。”
　　似此唐代之回鹊，宋代之契丹，以至夏金国之藏古，食肉饮酪之民，亦莫不好茶。故至明代，对于挑河西宁一带之西蕃，皆以茶马为羁摩。
　　......明代对于茶之贸易，虽不行专制，但禁止私茶出境，犯者斩，并立茶马司，以便与西蕃交茶易马。同时，又于产茶之地，十株取一，无主茶树，十分取八，其对于茶之需要，可为尽心而为之，而要不外为“制服西戎之术”。由此可知，中国茶叶传于外蕃，一方面因由于外蕃生活上之要求，他方面亦由于中国无力平蕃，或需要外蕃马，不得不投其所好，用茶与之交易或为之羁摩。故茶自唐课税之后，对内既为国库所关，对外复为安危所系。（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中国古代政策
　　中国古代以官茶换取青海、甘肃、四川、西藏等地少数民族马匹的政策和贸易制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行茶马法，于成都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主其政。明洪武四年(1371)，户部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又特设茶马司于秦州（今甘肃天水）、洮州（今甘肃临潭）、河州（今甘肃临夏）、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专门管理茶马贸易事宜。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由于茶是边疆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因此明统治者严格控制茶叶的生产和运销，并严禁私贩。以茶易马，在满足国家军事需求的同时，也以此作为加强控制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和巩固边防、安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策略。后来随着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交流的发展，民间往往突破明朝政府的禁令进行贸易。后茶马贸易制度崩坏日甚，虽时下禁私茶之令，但民间茶马贸易愈益兴盛。历史

“茶马互市”起源

　　

唐宋时期茶马互市安化古道图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 湟源--茶马互市 湟源县西邻藏地，是古代汉地西面最边缘的地区，这个地理位置使它自古以来就是汉藏通商的“口岸”，是一处著名的“茶马互市”故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实际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备征税条件的地区实行的一种财政措施。

茶马互市雏形

　　茶马互市雏形大约起源于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唐代时逐渐形成了规则，宋朝时进一步完善，甚至设置了“检举茶监司”这样的专门管理茶马交易的机构，明朝基本上沿袭了宋朝的做法，在交易的地方设置“茶马司”。

茶马交易

　　茶马交易，最早出现于唐代，但直到宋朝才成为定制。宋朝统治阶级为什么如此重视“茶马互市”？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宋朝的边疆安全。宋朝初年，内地用铜钱向边疆少数民族购买马匹，但是这些地区的牧民则将卖马的铜钱渐渐用来铸造兵器，这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到宋朝的边疆安全，因此，宋朝在太平兴国八年，正式禁止以铜钱买马，改用布帛、茶叶、药材等来进行物物交换，为了使边贸有序进行，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茶马司的职责是：“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这就是茶马互市的源起。而且，茶马互市也是制约藏族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因此，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等于控制了藏族人的生活，所以，茶叶自宋以来不但成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和西南地区的藏族之间的大宗经贸产品，而且也成为与藏族之间保持友好关系的物质手段。“茶马互市” 对维护了宋朝在西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起到重要作用，是两宋王朝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治边政策。其次，通过茶马贸易，还满足了封建王朝对战马的需要，又为朝廷提供一笔巨额的茶利收入解决军费之需。

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

　　在茶马互市的政策确立之后，宋朝于今晋、陕、甘、川等地广开马市,大量换取吐蕃、回纥、党项等族的优良马匹，用以保卫王朝边疆。到南宋时，茶马互市的机构，相对固定为四川五场、甘肃三场八个地方。四川五场主要用来与西南少数民族交易，甘肃三场均用来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易。元朝不缺马匹，因而边茶主要以银两和土货交易。到了明代初年，茶马互市再度恢复，一直沿用到清代中期，才渐渐废止。

“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

　　清代，尤其是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淡出，取而代之出现了“边茶贸易”制度。由于交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汉藏交流的增加，进入茶马古道沿线的商品种类大幅增加。藏族对茶叶的需求有增无减，同时对其他产品如丝绸、布料、铁器以及生产生活资料等商品的需求也开始增加；而内地对藏区的皮革、黄金以及虫草、贝母等珍贵药材有更大需求。这样，汉藏之间的贸易范围更加广泛，“茶马古道”沿线的民间贸易则益加繁荣。直到清文宗，地方马场奉命裁撤，各地军队所需马匹统归自购，官府设置的茶马交易随之停废，延续400余年的茶马互市交易自此终止。

唐宋茶马互市的演变

　　隋唐时期，互市有专门的政府机构，如隋代设有“交市监”机构管理包括民族间贸易之事宜。[⑥]唐代初期沿用隋代的“交市监”互市管理机构，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将交市监改名为“互市监”。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年），曾经一度改称为“通市监”，但是不久又恢复为“互市监”。[⑦]机构的多次调整，表明最高决策者对民族互市的重视以及对理顺互市管理渠道的积极态度。
　　在唐代茶马互市出现之前，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主要用金银、绢帛及各种手工业品来交换周边少数民族的马匹及其它畜产品，历史上将这种互通有无的民族贸易称之为“绢马贸易”。绢马贸易在历史上维持的时间比较长，它曾经是中原王朝或农耕民族同周边少数民族进行政治联系和经济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我国有关茶叶的记载比较早，而茶叶作为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则是唐代或准确说是中唐以后的事。

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

　　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713－756年）之间，稍稍有之，至德大历（756－779年）遂多，建中（780－783年）以后盛矣。
　　据《封氏闻见记》载：唐代除南方盛产茶叶并普及饮茶外，中原地区也无处不卖茶和饮茶。不仅如此，当时饮茶已经到了“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的程度，唐代就有“因南临茶山，县以为名”的例子。有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撰写经典著作《茶经》而标志着出现了茶学；茶始征收税，意味着有了比较系统的茶政；茶叶开始销边，开始了茶马互市。[⑩]唐代我国的茶叶生产进一步扩大、饮茶之风更加盛行，饮茶习俗已经从南方地区扩大到广大北方地区，甚至连周边少数民族也以饮茶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唐代茶叶专家陆羽撰写的不朽著作《茶经》，不仅仅在内地广为流传，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少数民族请求和市

　　唐高祖武德八年（625年），突厥、吐谷浑等西北少数民族请求和市，百废待兴的唐王朝下令批准了这一要求。唐朝同意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境内）互市。唐朝曾经派遣使者李远等人出使吐谷浑，“与敦和好”。有的学者指出，这次吐谷浑与唐朝的互市，实际上首先是由唐朝主动提出的，与其说是吐谷浑请求互市，不如说是唐朝主动要求互市，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恢复和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是唐王朝所面临的当务之急，另外对战马和畜力的迫切需求，以及缓和与强大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唐朝及时恢复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互市”，在较短时期内就收到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的盛况。我们今天已经难能确定当时双方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这就是内地所产的丝织品和茶叶是唐王朝用于互市的基本内容，而牲畜则是少数民族用于互市的主要商品。唐玄宗开元（713～741年）年间，长安政府曾经“发使及典缣等，大赉缯锦，将于石国和市犬马”。这里已经明显地具有官方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的性质，而不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贡赐贸易。当时互市不仅仅是中原王朝的愿望和要求，少数民族方面同样也有这一方面的需求。如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突厥突骑施可汗苏禄，就曾经派遣牙官送马1，000匹到安西互市。[15]虽然因具体环节出问题而没有成功，但却反映各族之间要求互市的强烈要求。

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深度认识

　　唐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已经对正常的民族贸易有了比较深度的认识，清楚这是和平年代互惠互利的经济活动，正如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年）所指出的：“国家旧与突厥和好之时，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国家买突厥马、羊，突厥将国家彩帛，彼此丰足，皆有便利”。[16]实际上，按唐玄宗所言，当时已经认识到民族互市的作用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即是如此，唐代中央政府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贸易――诸如绢马贸易――只能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才能使中央王朝的财政负担接受，如果出现逆差，则必然会成为经济上的一种压力。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就对与突厥之间的绢马逆差表示不满和担忧：
　　往者先（毗伽）可汗在日，每年纳马不过三四千匹，马既无多，物亦易办。此度所纳，前后一万四千，缘儿初立可汗，朕又结为父子，恩义相及，不可却回，所以总留，计物五十万匹，兼属国家大礼，并放天下租调，用度无穷，
　　非特和市，缘此马价，通容稍迟，处罗达干未还，不是故为留滞，念悉此意，当复宽心。今见续续市易，不久望了，即当发遣，回日非赊，在此还如当家，去住亦何异也。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约有定准，来使交易，发遣易为，事须长久，不是限隔。[17]
　　按唐玄宗的看法，当时唐朝与突厥的绢马贸易中以年3，000－4，000匹马数为宜，如果年交易额达14，000匹马，则须花费绢帛达50万匹，这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唐王朝正常的承受能力。当然，我们也能从唐玄宗的这到敕书中看出，唐代前期中央政府与突厥的绢马贸易是相当活跃的。茶马互市遗址
　　从古至今，天全为边茶生产基地，种植加工边茶形成传统，至今不衰。古代官方实行茶马专营，引课等制度，历代于碉门设茶马司严格加强管理，并开设“碉门茶马市”（古代四川南路边茶马批发交易中心），汉藏商贾云集，商品交易活跃，有力地促进了藏汉经济贸易往来、民族合作团结。洞市茶马互市与万里茶路

路线

　　

洞市-安化-恰克图万里茶路地图

自湖南长沙府安化牛田保上中下三区，脚挑马驮集中于牛田驿今洞市 ，用竹排木排顺麻溪于麻溪口入资水，然后用船顺资水，经益阳，经湘阴，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一百三十里，经岳阳府巴陵入长江，经临湘，湖北武昌府嘉鱼，江夏，四百二十五里达汉阳府汉阳县汉口镇。计一千一百里许。
　　或自湖南长沙府安化牛田上中下三区，脚挑马驮集中于牛田驿今洞市 ，用竹排木排顺麻溪于麻溪口入资水，然后用船顺资水，经益阳，经湘阴，一百二十里入洞庭湖；过洞庭四百二十五里集中于长沙靖港入湘江
　　另有陆路2线经新化至宝庆 经梅城，宁乡至长沙万里茶路地图。
　　麻溪洞市茶集中到汉口后，再由汉口水运到襄樊及河南唐河、社旗；而后上岸以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过晋城、长治、太原、大同至张家口，或从玉右的杀虎口入内蒙古的归化，再用驼队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边境口岸恰克图， 然后由恰克图销往欧洲和远东地区。并走西口经包头、哈萨克斯坦供应当地的牧民。 然后从俄国输入的货物主要是皮毛、哈喇、呢子、毛毯、哔叽、钟表、金沙、皮毛、五金、玻璃器具等。 由洞市茶农和晋商家族共同开辟。

由来

　　晋商是明清商帮中重要一支，其中的茶商以明茶马互市为发端，至清代日渐兴盛，成为国内主要茶叶商帮之一。湖南是著名茶叶产区，晋商在湖南安化采茶、制茶，并将加工后的茶叶运销到西北茶市，实现了一体化的经营方式，促进了国内及国际茶叶贸易的发展。随着茶叶贸易的兴盛，安化当地形成了以茶叶生产、加工及包装一体化的地区生产格局，极大地促进了湖南及安化当地经济的发展，晋帮茶商也因此获利，二者在茶叶贸易中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机制
　　山西茶商来安化收购黑茶，首选乔口设庄，时安化黑茶以高马二溪及六洞茶最好，即田庄乡的高家溪、马家溪及思贤溪之火烧洞、竹林溪之条鱼洞、大酉溪之漂水洞、檀香洞、黄沙溪之深水洞、竹坪溪之仙缸洞。其次是资江北岸的香炉山、黄茅冲、白岩山、黄标界、任家坪、云皮溪、湖南坡等处，质量也很有名，产量比较集中，都距乔口较近。同时，乔口地处资江江边，茶叶输出极为方便，说明晋商已具商业营销的战略眼光。步晋商之后，是陕、甘等省茶商，再后是鄂及省内商贩。　茶庄经营黑茶，开始比较简单。明朝规定茶商先向朝庭纳税，领取“引票”，凭引票来安化采购，按规定重量压成包，再运往西北销售，所以称为“引茶”，又称官茶。按制每引正茶100斤（当时1斤合596.82克，即56.68公斤）可带损耗10斤，称为“附茶”或副茶，共计110斤（65.65公斤）。运至陕西茶马司。清顺治年间（1644-1661）附茶增至14斤，雍正七年（1729）更增加到28斤，连同正茶共128斤（合76.39 公斤）。以后茶商借口茶农交售的茶叶水分，灰分过多，任意增加附茶，最后竟每引高达90公斤。左宗棠早年曾在安化小淹陶澍家中作家庭教师多年，对茶区生产、生活及茶市情况洞悉一切。同治末年（1773）出任陕甘总督以后，改以票代引，每票40引，正附茶为3205.5公斤，比雍正年间的引票，茶农少交茶1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茶农利益。
　　引茶分“陕引”、“甘引”，“陕引”色黑，叶质较嫩；“甘引”色黄，叶质较粗。清顺治时，茶商将“甘引”运至陕西泾阳委托当地茶坊加工成茯砖，数量占引茶的四分之三以上。茯砖运输、边民收藏、饮用更加方便。过去那种每包90公斤重的引茶遂成历史。乾隆时（18世纪）晋、陕茶商在安化采办“陕引”，就地加工成散茶成品，分“芽尖、白毛尖、天尖、贡尖、乡尖（即生尖）、捆尖”几种。芽尖、白毛尖为高档礼品茶。天尖以下各茶为商品茶，清末以后，只产天、贡、生尖三种。
　　道光元年（1821）以前，陕商托人下乡采办“陕引”，踩捆成包，叫“澧河茶”，后改称“百两茶”，踩成小圆柱形。同治年间（1862）晋商的《三和公》茶行在“百两茶”的基础上选用较佳原料，增加重量，用棕片与篾篓捆压而成花卷茶，每支净重1000两（含37.27公斤），又称“千两茶”，以边江为主要产地，在边区用骆驼运输极为方便，与砖茶一样，愈陈质量愈好，产品问世以后，深受销区欢迎。
　　洞市老街座子坳碑刻文字内容可以充分反映这段茶叶贸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