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数量说
货币数量说
正文
关于阐述货币流通数量与商品价格一般水平两者之间关系的一种资产阶级货币学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它是西方经济学中最流行的一种货币学说。 主要内容和实质 货币数量说虽有种种表述形式,但其主要内容大体相同。基本内容是：假定其他事项不变，物价一般水平之高低、涨跌同货币数量之多少、增减成正比例而变动。
货币数量说认为：货币没有内在的、固有的价值。货币的价值是在货币的流通过程中形成的。货币的购买力直接地取决于货币的流通数量。货币的购买力与货币的数量成反比例而变动。假定其他事项不变，货币数量增加，则货币的购买力减少；货币数量减少，则货币的购买力增加。
对于物价一般水平的决定及其波动，货币数量起着主导决定作用。虽然，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数量发生变化，也会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但物价水平运动之根本的终极原因，还是货币数量的变动。
这一学说完全把货币从萌芽发展到完成形态这一至关重要的历史阶段阉割掉，而只从货币的完成形态，特别是纸币形态出发去进行考察，抓住货币数量同物价水平的表象联系，作出似是而非的非科学抽象。
早期发展 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引起美洲白银大量输入欧洲，促使银价低落，物价上涨。这一情况引起一般经济学者的注意，形成这样的论断：商品的价格依存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流通中的货币量并不依存于商品的价格。在J.博丹（1530～1596）的经济学说中，已经提出白银的增加是当时货币价值低落的原因。17世纪意大利的一些经济学家，以及稍后英国的J.洛克（1632～1704）、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英国的D.休谟（1711～1776）、D.李嘉图等，都曾提到过这种见解。
洛克 把M假定为货币量,把P假定为物价,把Q假定为商品量,从而建立了M=P Q的方程式；若Q是既定的,P就因M而变化。
孟德斯鸠 朴素地提出了数量说的命题。他认为，商品价格是由全世界所存在的商品总数量与金银总数量两者之关系所规定，全世界商品的集积堆与全世界的货币量相对立。
休谟 更对这一货币理论进行了一番润色。当时，北美金矿被发现，金属货币量突然增加，使物价水平上涨。休谟抓住了这种外观现象而作出货币数量说的结论。他对金量的增加与商品价格的腾贵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错误的判断，认为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主张商品价格水平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所决定。
休谟是18世纪这一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者。他把货币数量说作为反对重商主义关于通过国家干预以积累金银货币这种主张的重要依据。他认为,金银作为货币,完全靠它们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职能，才有自己的价值。一国流通中的货币，不过是用来计算或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在商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增加，商品价格就会同比例提高。所以人为地增加货币数量，对一国并无好处。
李嘉图 对其前辈的货币数量说进行归纳，更明确地表述了他们的观点。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银行券兑现，往后许多商品价格上涨，特别是1807年以后金铸币价格低于金的市场价格，银行纸币贬值。李嘉图根据这些货币事态，也得出货币数量决定物价水平的结论。
李嘉图首先认定贵金属有内在价值;金银的价值,也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决定于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都由含有一定价值的金银所测量。但他在后来的研究中，特别是在他的货币理论中，不能贯彻上述正确论断，而转到货币数量说的方向，努力把自己原先的论断同后来主张的货币数量说相融和。
李嘉图货币学说的结论是，商品价格的高低，比例于货币数量的增减。这种货币学说的结论同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格格不入的。但他坚持只在货币方面看到商品价值变动的原因。货币数量说的体系,到李嘉图时代,已经近乎完成。
近代货币数量说的两个支派 货币数量说发展到20世纪初期，主要形成了两种表述方法，即两个支派：一是现金交易说，二是现金余额说。
现金交易说 货币数量说中最简单的静态学说。它是假定某一时期中货币全体与货物全体成整个的交易状态，而决定货币的价值。此说到了I.费希尔（一译费雪，1867～1947）可以说完成了。费希尔在1911年出版《货币购买力:其决定因素及其与信贷、利息和危机的关系》一书，提出了交易方程式来表述其货币数量说。他的方程式有二：
（1）
（2）
方程式（2）则扩展及于支票的使用，M′代表支票存款，V′代表一年间这种存款的流通速度。
费希尔解释货币的意义，是指货币交易中凡为一般人所能承受的都叫做货币，故货币等于M+M′,即所谓广义的货币。他在书中力图利用统计材料证明：在正常情况下，M与M′之间有固定的比例关系；M本身的变动对V、V′和Q都不会产生明显影响（V决定于技术的和交易的结构，较为稳定）。费希尔方程式中各个变量虽然平列着，似乎没有轻重之分，但他特别注重M的主动的领先地位,认为P是被动的，以M为转移。因此，费希尔提出货币数量增加的正常影响之一，是使物价一般水平确切地按比例上涨。
现金余额说 这一学说是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A.马歇尔和A.C.庇古提出的。表述这个学说的一般的“剑桥方程式”是：
式中M代表货币需求量，即人们为应付日常开支平均经常保存在手边的货币数量;Y代表以货币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也就相等于费希尔方程式中的P Q；K代表人们手边经常持有的货币量与以货币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之间的比例关系。把Y=P Q代入上式，得出
将现金交易方程式同现金余额方程式两相对照，则K=1/V，即K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倒数，可当作制度上已决定的一个常量。庇古认定:只要M发生变化（增或减）,P也就会按正比例发生变动（升或降）。
以上两个方程式都属于简单的近代货币数量说。交易方程式中的M是指交易中流通的货币量，是从货币供给的角度而计量的货币数量。剑桥方程式中的M是指人们为支付而保存在手边的货币量，即从货币需求的角度而计量的货币数量，在实际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前者着重一定时期（如一年）内货币在交易过程中的机制作用，后者着重在一个时点上人们手边所存现金的作用。两者都认为，货币起着主动作用，物价处于被动地位；在正常情况（假定充分就业均衡）下，物价一般水平决定于货币数量；货币数量增加或减少，则物价水平按正比例而上升或下降。
现代货币数量说 20世纪50年代后期出现的、继承传统的货币数量说并加以修补而成的当代货币数量说，倡导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M.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在 1956 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一文，对传统货币数量说的现金交易说和现金余额说作了对照分析，认为"剑桥方程式"比“交易方程式”更适合于用马歇尔的供求原理去说明货币与物价的关系。因此，他沿用“剑桥方程式”来表述其对货币数量说的见解，认为货币数量说首先是一个研究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产量和物价的理论。同时,他承认,他的货币理论是深受J.M.凯恩斯“流动偏好”分析的影响而重新表述的货币数量说。因此，他对货币数量说的重新表述，主要集中在对影响货币需求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关于货币需求的分析，他提出了一个多元函数方程式来表述其新型货币数量说:
为个人财富持有者手边保持的货币所能支配的实物量；f为函数符号；y为实际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ω为来自财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部分;r m为预期的货币报酬率；r b为固定价值债券的预期货币报酬率，包括债券价格的预期变动；r e为股票的预期报酬率，包括股票价格的预期变动；
为预期的商品价格变动率, 因而是实物资产的预期报酬率;u为收入以外的任何可能影响货币服务效用的各种因素及其变动。 以上是单个财富持有者的货币需求函数。他指出，如果把某几个因素略去，即可分别适用于企业和整个社会对货币的需求。
从货币需求的这个多元函数方程式可以看出，现代货币数量说一方面是在维护旧的货币数量说（货币流通速度不是迅速变动的，货币存量取决于名义的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另方面又在吸收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并加以“发展”（货币需求不仅取决于利息率，而且也取决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它是旧的货币数量说和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的混合物。
参考书目
I.Fisher，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20.
M.Friedman，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A Restatement，in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pp.3-21，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56.
刘涤源:《货币相对数量说》,中华书局,上海,1947。
胡代光:《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商务印书馆，北京，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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