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均衡发展理论
非均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其中的非均衡发展理论，最初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一种理论选择。但由于区域与国家在许多的相似性，使得该理论与均衡发展理论成为在做区域开发与规划时，经常被引用和借鉴，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理论基础。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非均衡发展理论1．冈纳·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
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非均衡发展理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
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非均衡发展理论（一）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论述为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非均衡思想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在经济学中，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关于市场机制不仅能够有效引导和操纵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而且可以使经济运行保持均衡的论述逐渐为西方学者所接受。一个世纪以后，瓦尔拉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创立了“一般均衡思想”，这种均衡也被称之为“瓦尔拉均衡”。根据这种理论，“西方经济学家们确信，只要市场是完善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市场就会自动出清，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董正平，2001）。“瓦尔拉均衡”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长期被承认，并影响着宏观经济学研究。可是现实经济生活和瓦尔拉的设想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均衡目标很难达到，非均衡已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常态，尤其是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人们清醒认识到瓦尔拉均衡是一个远离现实无法达到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非均衡思想逐步形成。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即“非瓦尔拉均衡”，非均衡是指不存在完“善的市场，不存在灵敏的价格体系的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厉以宁，1994）。由于人们对瓦尔拉的批判，二战后，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分析开始为西方学者所接受。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的有形之手与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共同成为市场经济调节的手段。此后关于凯恩斯的宏观非均衡的研究促进了非均衡思想的发展。凯恩斯以后的一些经济学家，在非均衡研究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帕廷金、克劳威尔、莱荣霍夫德、巴罗、格罗斯曼、马林沃德等人作出了突出贡献，进一步完善了“非瓦尔拉均衡”思想。客观地说，西方“非瓦尔拉均衡”思想对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不仅借鉴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优秀成果，而且吸收了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不平衡增长理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之一，为邓小平相关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发展经济学先驱之一赫希曼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当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和雷格那、纳克斯等人的平衡增长理论持有不同的看法，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该理论从发展战略方面分析了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产业关联、区域间联系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特殊形式。不平衡增长理论将经济看作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能动过程，并确认主导部门的存在。赫希曼认为增长应该是不平衡的。就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其增长过程也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增长率的产业部门之间，由于存在投入、产出的关系，某一部门的增长，常对其他部门产生一种压力，以诱导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过程通常是，由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向其他部门传导。这种不平衡前进的方式较之平衡增长的好处是，给引导投资的决定带来相当可观的机会，并由此经济地利用了不发达国家稀缺的资源。发展是一条不平衡的链条，平衡恢复是压力、诱导和强制的结果，走向经济发展的道路布满着技术、设备、劳务和产品的瓶颈与短缺，必然是无序的。
由此，人们可看出不平衡是经济发展的动因。人们的目的必须是保持而不是消除不平衡。从国外经济学界对于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研究，邓小平认识到，根据中国的实际，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波动，都必然受到经济的非均衡的制约。因此邓小平从中国落后的现状出发，制定出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
非均衡发展理论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想内涵所依据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思想，是人们正确地贯彻和实施这一战略思想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学习和掌握邓小平辩证思想的需要。平衡和不平衡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基本范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非均衡发展作为一个时期选择和运用的经济发展战略，则是邓小平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的创造和发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平衡和不平衡的角度对许多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马克思研究了不同的生产部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各个资本集团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正是在分析各个领域中大量存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概括。他说：“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平衡是以不平衡为前提的，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消除不平衡的结果。马克思关于平衡与不平衡的思想对于人们理解邓小平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恩格斯在研究自然辩证法过程中从运动的角度对平衡与不平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指出，相对静止即平衡，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同时他认为不平衡是绝对的，静止、平衡是相对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极为重视，并对此作过许多深刻的论述，极大地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思想。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他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作出了理论概括，系统地提出了矛盾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他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平衡发展的东西，人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是革命政党正确的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该思想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并领导了中国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把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法应用于经济建设的研究中，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他指出：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经济的发展总是有进有退，平衡和不平衡不断转化，波浪式前进，不平衡发展。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揭示了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经济的发展也是在平衡与不平衡中前进。
非均衡发展理论（邓小平）
非均衡发展理论（一）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作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华，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并在许多方面有所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精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了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二，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三步走”战略，基本实现现代化，坚定不移地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在搞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时，力争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第三，强调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允许其他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第四，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形式，即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原有设想，纠正了“一大二公”的观点，突破产权形式的单一性。第五，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即突破了单一的分配方式，打破了平均主义，确立了共同富裕原则。
（二）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推进了思想解放的进程
中国是一个封建思想和小生产意识影响较深的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上世纪50~70年代，平均主义思想和当时“左”的思想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不但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成为人们的精神桎梏。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不顾当时中国的国情，盲目地追求一种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在分配制度上，人们长期以来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导致了共同贫穷；在区域经济发展上，不顾全国各地的不同情况而追求全国一盘棋，导致整体经济效益下降。这种思想还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能使人们摆脱了原有的思想桎梏，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有了合理的认识，对目前的经济政策有了全新的理解。这给目前仍在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思想解放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思想解放的领域也随之拓宽。
（三）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解决了人们思想上的一些误区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还不能实现“同步富裕”，目前所有制形式的不同必然导致分配制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必然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一定时期内这种差距还会增大，并且这种差距还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存在。这势必使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产生误解，进而对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产生担忧。而用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来分析目前的问题可消除人们不必要的担忧。邓小平明确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平衡与不平衡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一定范围内不平衡不会阻碍发展，而且是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人们在先富后富问题上，利用差距，加快发展，以先富带动后富，这种途径不会导致贫富分化，而是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非均衡发展理论邓小平的经济非均衡思想从宏观方面论述了如何在目前形势下发展中国经济，并总结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作为一位当代最伟大的发展经济学家，邓小平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站在时代的高度上，运用辩证的思维，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经济非均衡发展。对于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的研究不仅使人们掌握了该思想的具体内容，而且掌握了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五）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实践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大胆地贯彻实施了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均衡与非均衡的辩证关系，并灵活利用这种辩证关系，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政策，以不均衡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手段，进而向共同富裕、均衡的目标进步，推动了中国国民经济近二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从表面上看1979年到1997年的20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这一速度不仅使人们引以为荣，也令全世界称奇。这一速度使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短缺经济悄然逝去，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实践证明，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不仅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该思想还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该思想对党的第三代集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创造性地运用了邓小平的经济非均衡发展思想，制订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首先，运用非均衡的思想解决改革中新旧体制转轨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其次，利用非均衡思想解决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第三，继续协调地区经济发展，引导人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继续发挥地区优势的同时，合理安排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即在“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此推动中国区域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第四，十六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这是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在新时期的运用。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作用是长期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起导向作用。
通过对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渊源、意义的探讨，人们可以看出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是邓小平为了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一种理论探索。该思想所蕴涵的远见卓识和现实操作性，业已并将继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起指导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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