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经济学

产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人们不断深入地认识生产力运动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经济学正是适应这一需要在中国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生产力的构成因素和发展动力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探索。60年代初期，为了总结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一批学者呼吁研究社会生产力自身的运动规律，并有一系列讨论社会生产力内在矛盾和特殊规律的文章问世。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动乱,研究活动中断。70年代后期，生产力经济学的研究得到恢复和发展，并终于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创立了这门新兴学科。

学科性质

生产力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力的构成因素、组合方式、存在形式和发展规律的理论经济学，但又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作为理论经济学，它同政治经济学有共同之处。例如，它们的基本特征都是运用科学的抽象，分析研究经济过程的一般规律性，共同构成其他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础。但是,二者又有显著的区别,主要是：在生产方式这个统一体中，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对象，联系着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规律，而生产力经济学则以生产力为对象，联系着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规律。作为具有鲜明实践性的经济学科，生产力经济学同技术经济学、规模经济学、生产布局学等应用经济学科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在于，它要从各门应用经济学科中吸取理论营养，探索合理组织社会生产的途径；区别在于，它只为各门应用经济学科提供一般的理论、方法和原则，而不提供只适合某一应用经济学科的特殊理论、方法和原则，更不代替它们进行专门性的探讨和论证。
生产力经济学也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物质本身的规律性，而生产力经济学则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为研究对象。
生产力的构成因素
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细胞形态，生产力因素是研究生产力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生产力因素中的实体性因素包括三项：①劳动者,②劳动手段,③劳动对象。生产力因素中还有渗透性因素，亦称附着性或媒介性因素。其特点是没有实物形态，只能附着在实体性因素上，渗透在这些因素之中，或联结在这些因素之间，通过改善这些因素的质或它们之间的联系来发挥作用。这类因素是在生产力发展程度较高的阶段才产生和独立出来的，包括四项：①科学，②技术，③生产信息，④现代教育。生产力因素中的运行性因素，指广义的和现代的生产管理。

生产力因素的组合方式
社会生产力是特定的生产力因素在特定的组合方式下形成的有机总体，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多侧面的巨大系统。社会生产力系统有四种基本的组合方式：①质态组合方式，亦称属性组合方式。指生产力诸因素构成生产力系统时在物质属性上互相适应的联系状态。作为单个因素之间的适应，这是一种技术性联系，即生产力诸因素（诸环节）之间互相提供生产条件、互相进行实物补偿的“投入产出链”。作为诸因素总体的适应，这是一种经济性联系，即社会生产力系统各大领域之间按社会必要劳动量相互进行价值补偿的“投入产出链”。两种联系是统一的。②量态组合方式，亦称数量组合方式。指生产力诸因素构成生产力系统时客观要求的数量配比。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生产力诸因素或诸环节为形成某种具体的生产力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另一种是生产力诸因素为在某一经济实体内形成有效的生产力所需要的聚集程度，即规模。两种表现形式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前者是相对量，从分解的角度考察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后者是绝对量，从综合的角度考察诸因素的聚集规模。③时间组合方式。指生产力诸因素进入或退出生产力系统运行过程在客观上要求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在运行中所持续的时间长短。这是每个生产力因素为其他因素发挥作用提供条件，为整个生产力系统发挥总体功能提供条件所需要的一种时间安排。现实中至少存在三种基本的时间组合：劳动者因素与生产资料因素的时间组合，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的时间组合，基础设施与制造设施的时间组合。④空间组合方式。指生产力诸因素构成生产力系统时在地域上的分布和联系状态。空间组合的意义在于：有利于解决某种产品的生产对某种生产条件的依赖，即“指向性”问题；有利于解决两个以上地区的生产力因素之间互相补偿的关系以及运输手段与信息手段对地理距离和运行时间的影响，即“经济互补性”和“时空收缩度”问题；有利于解决某种起主导作用的生产对其他生产的连锁关系，即“乘数效应”问题；有利于解决在哪一地区配置（或停止）哪种生产最合算，即“比较利益”问题。
生产力经济学还研究上述组合方式的制约因素和整体效益问题。
生产力系统的外部条件 　社会生产力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总是在同外部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中运行和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系统的外部条件包括三大部分：①自然条件。②生产关系方面的经济条件。③非经济的社会条件，包括人口状况、上层建筑等。

不同观点

生产力经济学正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时期，它的理论体系的框架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在一些基本理论方面存在着不同观点，如在构成因素上，至今仍有“二因素论”、“三因素论”、“多因素论”的分歧；在组合方式上，有“系统论”与“非系统论”的分歧；在生产力规律上，除了有是否属于经济规律、有无生产力基本规律、其内容是什么的分歧以外，在有哪些生产力规律，如何表述,这些规律是否构成一个体系,它们同生产关系规律、上层建筑规律、生产方式规律、自然规律是什么关系等方面，也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此外，也有人认为生产力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

改革以来，农业和农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农业经济效益还有一些不令人满意的地方，生产力要素配置不合理，结构不协调，不能不算一个重要的因素。其一，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大部分劳力仍集中在有限的土地上，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其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和现代家庭农业的出现，广大农民急需的是信息、技术和各种服务，而我们许多管理者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忙于催收催种、“两上交”等事务工作，很难承当起现代管理的职责。其三，经营手段和经营对象极不协调。一是少加工，因而也就很少增值和不能增值。二是缺仓储，特别是不能贮鲜货，因而也就不能根据市场进行合理调剂。其四，随着现代农业的拓展，生物工程、遗传工程等现代科学技术正逐步向农业的各个领域渗透，但由于市场开放，农村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人多半又离土离乡，因而使得整个农村生产者队伍的生产力素质与现代农业要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突出。因此，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研究和探讨农村如何适应“两个转变”的要求，提高整个农村生产力水平及经济效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在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联系上，提高属性组合能力
属性组合是生产力各要素之间进行物质能量转移和能量传递的特殊方式，又是生产力各要素之间互相提供生产条件、互相进行实物补偿的“投入产出链”，并形成相互适应的结构形式。根据现阶段农村的实际，要全面提高整个农村的经济水平与效益，必须优化四方面的结构：一是产业结构，大力兴办农副产品加工业，促进产品转化增值，资本积累。二是技术结构，强化各种人才培养，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需求。三是产品结构，产品最终必须为消费者所用，才能成为商品，因此即使是农副产品，也必须适时调整，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从而创造最佳效益。四是劳动力结构，根据农村实际，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整个农村劳动力释放出最大的潜能。

在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结合上，提高数量组合能力
规模经济是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有效手段，近年来“维维”、“大地”的崛起，无不在于他们重视了生产要素数量组合从而形成了规模经济。所谓数量组合，即生产力诸要素在构成生产力时的数量配比。就目前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配比的合理化，只有使生产力诸要素的数量配比合理，才能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二是生产的规模化，无论何种生产，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才能实行分工，达到专业化，从而促使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在一定的限度内，规模越大，分工越细，经济效益就越高。

在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组合上，提高时间组合能力
在农村经济发展中，之所以特别强调时序问题，主要是农副产品受季节变化的制约。当然，随着科学种田水平的提高和“白色革命”浪潮的到来，不少地方大搞间套种和“反季节”蔬菜生产，也不失为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措施，然而，即使如此也同样存在一个什么时间生产、什么时间上市效益最佳的问题。所以，要驾驭农村经济的良性发展，必须有高度的时序观念，只有坚持科学的、合理的时序，适时组织各种经济活动，并使其进入退出运行过程能符合最优经济时间的要求，才能最大地提高经济效益。  

在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统筹，提高总体组合能力
农村经济工作管理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在于要对全部生产力要素进行通盘筹划，以求“1＋1＞2”。农村是一个大的系统，由于乡与乡，村与村，人与人之间都是各自独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又都是实行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所以在市场活动中必然要展开竞争。这种竞争，就其本质来讲，可以极大地激发系统的活力。但是，内部竞争的开展，又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系统内部摩擦和能量消耗。因此，作为系统的管理者，必须要审时度势，一方面要用协同的方法来解决内部竞争中的消极因素，尽量克服因此而产生的内耗；另一方面，又要用竞争来激发活力，克服因协同而发生的惰性。在协同指导下开展内部竞争，又在竞争的基础上实行系统协同，从而获得系统的整体功能。特别是在新形势下，农村已同过去自给经济大不相同，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流动已十分普遍，涉及到信息、信贷、技术、储藏、运输、推销、供应、知识等各个方面，因此，切实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以求总体组合的完善，实乃为农村经济工作领导者一项繁重而紧迫的任务。

薛永应：中国生产力经济学奠基人

薛永应，1936年生于贵州金沙县，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研究生毕业后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选中，后被评聘为研究员。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和中国生产力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著有《社会主义经济利益概论》（系中国第一部把经济利益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来研究的专著）、《社会主义与物质利益》、《生产力经济学大纲》、《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战略大思路》、《生产力经济论》等多部奠基性专著，创建了生产力经济学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学术界给予“南薛北熊”（熊映梧也是在生产力经济学上颇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的美誉。代表作论文《生产力系统论》和《论技术结构》，分获中国最高经济学奖――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入选1991年在美国出版的《国际名人录》。

[1] 熊映梧 《生产力经济概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83。
[2] 薛永应 《生产力经济学纲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3] 光明日报 http://www.gmw.cn/01gmrb/1997-12/29/GB/17557^GM7-291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