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学派

1958年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ModiglianandMille，1958）提出了“MM”理论，认为在完善的市场中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Hamada（1969）和Stigliz（1969）分别运用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一般均衡理论对ＭＭ定理做出了严格的再证明。Modiglian和Miller（1963）发现，企业的市场价值与期望税后报酬成比例的假设并不成立，于是他们提出加入了公司所得税的修正“MM”理论。

修正后的ＭＭ理论对税的考虑过于简化，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导致了税差学派的形成。Farrar和Selwyn（1967）根据美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三个因素组合的四种情形，分析了税收制度的影响。Stapleton（1972）认为，正是由于税收差异，才最有可能使得资本成本成为财务政策的函数。Miller（1977）系统地阐述了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资本结构模型，DeAngelo和Masulis（1980）重新对Miller模型给出了证明。

成本学派主要从利用财务杠杆所导致的破产成本出发研究资本结构问题，该学派按研究内容的着重点划分为“学院派”和“经验派”。Baxter（1976）指出，财务杠杆的提高会加大破产的可能性，而破产成本的存在又会减少企业的总价值。而“经验派”的Warner（1977）通过经验研究指出，铁路企业破产过程中有1%左右的直接破产成本发生；破产的预期成本对确定资本结构具有重要意义。Altman（1984）致力于破产成本的估计与衡量，分析了非直接破产成本的计量。

权衡理论综合了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学派的观点，认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就是在债务的纳税优势和破产成本现值之间的权衡。Robichek和Myers（1966）清楚地表述了权衡理论的思想；Scott（1976）更简洁地证明了在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下，企业存在“一个惟一最优的资本结构”。

Jensen和Meckling（1976）将资本结构问题转换为所有权结构问题，引入了包括监督成本、约束成本和剩余损失在内的代理成本概念，指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应该是在给定的内部资本水平下，能够使代理成本最小的债务权益比率，从而发展了代理成本理论。

财务契约理论的主要代表Smith和Warner（1977）认为，通过财务契约来控制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能够提高企业的总价值。Townsend（1978）运用“成本状态验证法”(CSV)推出了一个综合的契约理论，Diamond（1984）认为债务是企业家与放款人之间的最优契约，Gale和Hellwing（1985）论证了一个最优的激励相容的债务契约就是标准的债务契约。

信号显示(signaling)模型探讨在不对称信息下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方法向市场传递有关企业价值的信号，以此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Ross（1977）提出了“激励—信号显示”模型。Leland和Pyle（1977）指出：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家进行投资的意愿本身就可以作为表示一个投资项目质量的信号。

啄食顺序(peckingorder)是指企业在利用不同筹资渠道时的倾向性优先顺序。Myers(1984)引入了不对称信息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解释了企业“偏好内部筹资，如果需要外部筹资则偏好债务筹资”的问题。Myers＆Majluf（1984）运用一个模型说明关于企业价值的不对称信息比关于风险的不对称信息更重要地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1、破产成本学派

破产成本学派主要从利用财务杠杆所导致的破产成本出发研究资本结构问题，该学派按研究内容的着重点划分为“学院派”和“经验派”。Baxter（1976）指出，财务杠杆的提高会加大破产的可能性，而破产成本的存在又会减少企业的总价值。而“经验派”的Warner（1977）通过经验研究指出，铁路企业破产过程中有1%左右的直接破产成本发生；破产的预期成本对确定资本结构具有重要意义。Altman（1984）致力于破产成本的估计与衡量，分析了非直接破产成本的计量。

权衡理论综合了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学派的观点，认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就是在债务的纳税优势和破产成本现值之间的权衡。Robichek和Myers（1966）清楚地表述了权衡理论的思想；Scott（1976）更简洁地证明了在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下，企业存在“一个惟一最优的资本结构”。

2、交易成本学派

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价格机能可使资源达到最适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则将厂商视为一生产函数。交易成本理论属於新制度经济学，其基本观念来自Coase(1937)所写的"TheNatureoftheFirm"，他不同於过去经济学家以生产函数来解释厂商(firm)的行为，而是认为厂商与市场是两种相对的治理方式，采取不同治理方式的原因取决於哪一种方式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Coase认交易成本理论之回顾与前瞻为在一个专业分工与交换的经济体制下，价格运作会产生事前成本(如搜寻资讯，契约协商和签订之成本)和事后成本(监督契约执行之成本)，这些统称为交易成本。

Williamson(1975，1985)以Coase的观点为基础，并综合组织理论，策略理论，商业史等，将交易成本发扬光大，成为管理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他扩大Coase的最初架构，提出交易成本包括管理关系的直接成本和作次级治理决策的可能机会成本。其分析逻辑为市场与厂商是完成交易的机制，选择哪一种治理模式视交易特性和模式效率而定。当适应，绩效评估和防卫成本不存在或很低，则经济行为人将偏好市场治理。若这些成本高於市场生产成本利益，厂商将偏好内部组织。厂商存在的理由为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由交易特性(不确定性，资产专
属性，交易频率)与行为假设(有限理性，投机主义，风险中立)所造成。

成本学派理论核心是根据企业生产的最低成本，确立企业的最优区位。

第一，企业区位选择的动机是追求最小费用，即最小费用点就是最佳区位点；

第二，假设在某特定地点需求给定，且它对企业区位选择无影响，即不考虑需求因子的作用。^[1]